宋建章校长与马召中学

文/王维俭

宋建章，周至县大寨子村人。文革前毕业于高校政法专业，任职于县政策研究室。本以为凭着他的扎实学识和聪明干练，定能在官场大展宏图；却因一场大动荡阴差阳错，被安排到了当时绝对不被人看好的中学校长位置上。然而正所谓歪打正着，正是在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岗位上，他成就了一方业绩，成就了个人辉煌，更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引领他们步入人生的精彩华章。

话说天下之中学，多以地名冠之，少有改名者。然而，“马召中学”这个校名，却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很久了，但当年毕业的学生对这所学校仍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

文革后期，复课闹革命，中小学教育逐步恢复。1969年，县上派宋建章来马召任中学校长。其时物质生活极其匮乏，公社只在四群和群兴两个大队之间划拨了一块土地。宋校长便组织群众凑集砖木瓦块，白手起家建校舍、砌围墙、栽树木；同时借用周边县农场文革前的农业技术学校几间校舍，以及四府营村的几间民房，勉强招生开课。到了1970年，学校才勉强步入正常教学的轨道。

为了尽快建成一所像样的学校，宋校长组织各大队群众和学校师生苦干实干，因陋就简。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建起了一座像模像样的校园。

恢复高考之后，当时的各个学校都不适应新形势，加之没有统一教材，文革遗风尚存，许多学校仍以搞文艺宣传队为正事，课堂上还在讲阶级斗争。而高中要面对高考，培养明天的大学生，组织学生迎接备考，这在现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在当时却根本没有先例。众多学校从校长到教师都蒙头转向、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应对。全县只有宋校长领导下的马召中学一马当先，全力冲刺高考，以向大学输送人才为目标。

宋校长深知，高中教育不同于公社抓生产、抓公购粮入仓，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律，得靠人才。于是，他第一时间就开始网罗人才。文革前全县只有周至中学和哑柏中学两所高中，经过文革动荡，这两所学校的教师早已云散。宋校长花大气力尽量把能找到的老教师收集到马召中学来，但还是不够。他又从生产队的饲养室、养猪场、菜园子里，把文革中受冲击被开除的、被称为“牛鬼蛇神”的老教师们请了回来。

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政治勇气的。因为中央还没有为大批知识分子平反，这些人当时还背着“历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等政治罪名。请他们来教学生是要负政治责任的！而且这些人公职已被开除，工作待遇如何解决，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你不得不佩服宋校长的魄力和工作能力，这些问题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妥善解决。

景庆勋老先生毕业于民国时期著名大学，国学造诣深厚，更精通多国语言，解放初在周中教书，曾经是宋校长的老师。五十年代受冲击，家人离散，文革时更是走投无路，在七十年代就敢于起用这种人，要冒多大的政治风险，需要具有多大的政治担当！景老先生儿子景方刚回忆当时的情景说：1978年，我的父亲景庆勋带着我在秦岭翠峰山下的一个不足十米的茅草小窝棚里艰辛度日，窝棚是为看守苹果园搭建的。我父亲是被小村上的人请来架接苹果树的，这是个技术活，一般人不会。但收入却很少，只能勉强活着。

这年春天的一个中午，小窝棚里来了一个个子不高，消瘦，深眼窝，眼睛炯炯有神的人。他就是宋建章——我们敬重的宋校长。几天后父亲就去马召中学任教了。后来，我也在马召中学求学。我一生都觉得宋校长是我们的大恩人。

当此之时，马召中学少长咸集，群贤毕至。有老一辈教育家景庆勋、焦学诗、焦逢滋等，有中年教育家张星朗、张济明、孙彦英、韩胜学、赵寿明、李伊农、王学斌、李文浩，党新中夫妇等，还有青年才俊王勇、张居仁、鲁建成、葛庭芳、贾竞、王仲生、李耀云、王桂芳等。借用当时很流行的徐迟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里的句子来形容，那便是：“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风靡云蒸，阵容齐整。”

几场高考下来，马召中学声名鹊起。知识饥渴的学生盼望来这里上高中，如同久旱之盼云霓，从全县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一些领导干部更是得风气之先，亲自把子女送来就读。孩子们不怕路途遥远，背着干馍，提着辣子咸菜而来，伏案苦学，忘却辛苦与疲劳，只为高考成功。这种情景，有人比喻如同当年全国革命青年投奔延安一般热烈。

我和宋校长此前一直没有交往。我在黑惠渠东的大队学校教初中，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随时会被挤出教师队伍。1978年暑假的一个下午，我骑自行车去县城，快到大寨子村时，看到前边也骑着车的宋校长，便随口说了一句，想到他旗下当兵。他大声回了一句：“可以！”此后我只当撂下一句闲话，不久便忘了。万万没有想到，临近开学时，大队干部通知我去马召中学教高中。从此，再也没有人说叫我别教书的话了。

事后，我从大队干部口中听说，当时宋校长和大队交涉调我去教高中，大队某干部出于刁难，硬说我不适合。宋校长当即反驳：“适合不适合，不是你说了算的！王维俭能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书，这水平县上能有几个？”那个干部立刻哑口无言。宋校长所说的这件事，是指1974年我曾经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小册子《韩非子寓言故事》。那时候根本没有人把这当回事，况且已经过去四五年了，连我自己都忘光了，我不知道他竟然这样重视。

还有一件事。1979年全县第一次民办转公办考试，学校当年就我一个人够资格。县上抽调马召中学老教师焦逢滋老师阅卷，宋校长连夜去找焦老师，说今年王维俭参加考试，请他帮忙让我过关。焦老师当时严词拒绝，态度让宋校长十分下不来台，连在旁边坐着的一位老教师都觉得焦老师太过不近人情。

这事过了很多年才传到我耳朵里。焦老师为人耿直、铁面无私，全县无人不知。为此，在焦老师的追悼会上，我写了一副对联：“留一副梗骨作后人楷模，揭十丈白幡与先生招魂”。而令我唏嘘不已的是，宋校长多年一直在暗中保护我，我却一无所知，甚至没有和宋校长有过一次私人谈话来表达感谢。那时送礼，不过是一包点心、一瓶白酒，我都没有想过要去送。我只知道学校安排我年年带毕业班，年年暑假挥汗如雨给学生上大班辅导课，这是校长对我的信任，我必须对得起学校。我和宋校长没有丝毫私交，他却处处暗中帮我。

说到宋校长重用青年人才，可以说的话还有很多，这里再提两个人。一个是当时只有20岁的贾竞。他是马召中学75级高中毕业生，后来在县五七大学学数学，师承数学大家李嘉义先生。他从小喜欢数学，聪明好学，深得李老师器重，学到了不少真知，得到不少真传，回村后在村小学任教，宋校长点名要他在中学教高中数学。村小学不让走，宋校长急了，跟大队干部说：“我拿两个公办教师换这个小伙，总该行了吧？”大队干部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宋校长也暗暗高兴。交易达成，事后果然如宋校长所料，贾竞的数学教学成绩非常突出，被数学教研组的韩胜学、李文浩老师赞为“后生可畏”。

还有一个人，就是高七三级的任景奎。他物理学得非常好，宋校长对他有印象。高中毕业后他回到生产队，因为年龄小、身体弱、家里穷，生活非常困难。几年后，正当他走投无路时，突然接到大队通知，叫他到马召中学教书。他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一年后恢复高考，他顺利考入重点大学。任景奎、李平定等有志青年，都是在宋校长提供的园地里经过历练，顺利跨过高考关，走上了人生的坦途。

当时正处拨乱反正关键时期，社会上还有些年轻人来学校捣乱，学生中也有一些比较不守纪律的学生，宋校长对这些不良现象毫不妥协，露头就打，所以这里是校园秩序最好的高中，这就保证了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升学率连年拔全县头筹。还有不少高中毕业生参军后成为优秀的军人，在农村的学生也都很有出息，为新农村建设做出了贡献。

1980 年元旦，我组织学生办元旦专刊，广济籍学生丁科民写了一首诗《老师啊，我们给你拜年！》在《陕西日报》发表了，对大家鼓舞很大。他后来以咸阳地区文科高考状元考入西北大学。还有一位学生，记不清叫什么名字，写了一篇散文，题目是《一把旧藤椅》，说的是宋校长把一把自己用的虽然旧但坐着很舒服的旧藤椅送给景庆勋老先生。写到宋校长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件事也很有影响。校长言传身教，对学生品德是很好的熏陶。

我在马召中学工作不到十年，后来调去外省，宋校长也早我几年调离这所学校，后来听说宋校长退休之后，又来这里，在学校门口开了一家小文具店。大家都知道，他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对这所学校太有感情了，对昔日的同事和学生太有感情了。时时有当年的学生从千里万里回故乡，都来小店找宋校长坐坐，一起回忆当年的情景。给敬爱的校长汇报自己的进步，又带着宋校长的勉励离开。

高中阶段是一个年轻人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非常重要阶段，在宋校长领导下的学校里接受正确的教育，真是人生之幸事。

教了一辈子书，遇到了众多的校长，但是，像宋建章这样把当校长这样的事，当诗来写、当酒来醉、当家来守、拿命来拼的校长，却罕有其匹。校长离开我们而去，已有十余年了，机遇没有给宋校长应有的升迁机会，却给周至许多年轻人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和上升通道，给一方老百姓留下一段温馨印记，给学校留下一段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彩历史。

王维俭，退休教师，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曾任十堰市诗词学会副会长，多首歌词曾在央视播出，歌词《信念的颜色》（傅莉珊演唱）由上海星外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制作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