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涉回眸（自传体长篇小说）
（第七章中外文学史二百题）
—— 一路坎坷一路诗
毋东汉
【学稼之歌】
（045）换豆腐口羞叫卖
1962年，我在《长安日报》发表了《书记早起奔秧田》《选种》《二哥要回乡》等，在《陝西农民报》报眼上发表《护青保丰收》（仿三字经），1963年，又在《陕西农民报》上发表散文《在公共汽车上》，小诗《送公粮》。经过社教运动洗礼，由于我潜心写作，把账搞乱了，沦为“四不清”，但我的威信没有彻底崩盘，我的一些职务由我妻继任，例如仓库保管员和记工员。妻忙不过来时，我代理，把猫叫咪。这一时期，我的写作仍没停，配合政治运动写了一些应景文章。我和孟凤州表演的对口快板，和三个伙伴表演的三句半，都未登大雅之堂。社教结束后，长安县文化馆召开了一次文学创作业余作者会，参加这次会的人有：尤永杰、刘振蕃、赵民、樊耀亭、翟曜、崔皓、胡海洋、何强民、姚振中、任永明、毋东汉、李学甫、邢智浩、郭德仲、屈访贤、郭维成、高掌乾、姚海晏等18人。主持会议的是文化馆干部高如岳老师，到会的指导嘉宾是省作协创委会负责人高彬（斌）老师，《延河》编辑张沼清老师和余念老师。高彬老师作辅导报告。会末，县文教局局长任文博讲了话。会上，余念老师带走我小诗20首，1964年《延河》7.8月合刊上，发表我的《嫂嫂学文化》和《书记早起奔秧田》。同时，樊耀亭发表短篇小说《潏河畔》。翟曜、崔皓等在十八人中遥遥领先。
值得回忆的两件事，一件是社教工作组组长王丕祥，他是省作协领导。那年春节，村里几个人一嘀咕：过年哩，把工作组慰问一下。他们捧着一个四方木盘，内容不过是荤素四样菜，一壶烧酒。端到工作组暂住的毋有仁家，要往厅房端时，王丕祥双手侧平举，撑住门框，严肃地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我们绝对不吃，不能搞特殊化。赶快端回去！”大家深受感动，只好作罢。后来，我和樊耀亭拿着稿子去省作协征求意见，余念接待，午饭吃的米儿面，晚上看戏是《红嫂》。我俩过意不去，买了些邮票给王丕祥寄去。他又退回来，说是应该招待。当时的省作协，两个小青年业余作者被视作贵客。拿余念的话说：“长安县来了两个娃娃。”剧场的人很好奇，省作协竟然有这么土气的小客人。
社教运动我“缴了学费”，我的数学缺点也暴露无遗。接替我当出纳的是刘振西。我参加省上一个创作会，会期五天，需要粮票5斤。我卖粮都来不及，刘振西帮我解决了我的难题。他借给我5斤粮票，我第二天就去参会。
第二件事是卖豆腐。我小时帮父亲卖过油旋馍，还卖过自家树上的桃。卖油旋馍五百元（现币五分钱）一个，很快卖完一木盘。卖桃回来夜深，在水碾旁遇见鬼影，用勾担一打，原来是老母猪。卖豆腐可难得多了。
卖豆腐首先要会吆喝。我把豆腐担子从豆腐坊担出来，先给对门叔父家割了二斤，给自家割了二斤，一个浑嘟儿（完整）豆腐有了豁豁，说明已经开张了。担到邻村东新庄，来到一个没人的巷子，我扯长声吆喝：“割噢——豆腐——噢——！”从深巷走出一个年轻媳妇，左手端一碗黄豆，又手拿着捞面的笊篱，喊我：“卖豆腐的！”我朗声答应道：“哎！”心想，我又有了新职称。她又问：“咋卖呢？”我回答：“一斤黄豆换二斤豆腐。”我用盘子秤称了黄豆，用2乘，就是豆腐斤量。这账好算。用豆腐刀打豆腐，可是手、眼功夫。在家里给自家和叔父家打豆腐有了预习。我从容一刀下去，刚好，不多不少。买豆腐的大嫂夸我：“没见过你卖豆腐，咋还是内行？”我说：
“生产队的豆腐坊，
轮流叫卖游村巷。
没有这点基本功，
谁还敢来东新庄？”
嫂子边走边笑，不知笑啥。我转了一圈，来到太乙宫西南边一个山村。刚吆喝一声，来了一个怪老头，他要求把豆腐用秤盘端回去，把黄豆送来。我不愿意。他回去用升子把黄豆端来，过秤后倒在我担子后一头囗袋里。黄豆是二斤，该给他四斤豆腐。待我称好后，给他豆腐时，他从豆腐盆里捏了一小块豆腐水中的豆腐渣渣往嘴里一塞，往地上一唾：“呸呸呸！酸泡烂臭的！啥淞豆腐！把我的黄豆揽出来，我不买了！”我一看，遇见难缠的主儿了！心想：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先给他加了核桃大一块豆腐，教他有利可图。然后说：“我是给生产队卖豆腐，这可是社会主义的豆腐。你给私人买豆腐。集体与个人的矛盾，咋解决？你村有工作组，咱俩去找他们评评理。”老头一听，慌了，连忙笑道：“嘿嘿嘿！叔跟你耍哩！你不受耍，拿屁打。……”他走后，旁边有乡党告诉我：“他，毛病多，最怕工作组咧！”
社会是个染缸，单纯的学生，走向社会，说不定染成啥颜色。我社教后能出席县上的业余作者会议，说明我从谷底开始爬坡。
2026.6.16.于樵仙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