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事，很多人可能不相信......但这个故事就在生命过程中确确实实发生了。

     那是1970年，我在铁道兵六团机械连任职，奉命开赴襄渝铁路工地，连队驻扎在陕西紫阳洞河。我第一次是从石泉乘木筏到洞河的，一路搏浪而行，几多惊险，又几多浪漫，汉水到这里忽然就柔了下来。江风裹着两岸的草木香漫过来，把夏日的燥热揉得软乎乎的，我便对洞河有了好感。在洞河吃过苦，受过累，甚至断过粮，可铁路修通了，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我们连队的邻居是学兵五连，一色西安来的女学生娃，我们习惯称她们“女学兵连”。这些初中生，也就十五六岁的年纪，在家还在妈妈面前撒娇，在这里要当“战士”顶班上岗。她们在河滩负责给我们机械连的碎石机喂石料，从驻地到河滩，坡陡路遥，她们一天爬几个来回，那“累”对她们近乎到了一种生理“极限”。我见她们每天收工回来，都是拖着疲惫的身子，双腿晃晃悠悠的踏不稳步子，连铁锹都扛不动似的，心里便常生怜惜之心。可成人之后，她们很自豪自己的生命里有过“学兵”的经历，有过与铁道兵并肩战斗的光荣，嫩嫩的肩膀就敢扛秦岭巴山的重量……

     驻连队的军代表姓马（也不知是谁打听到的)，是个北京兵。我们不知她的全名，但都认识她。一个女军代表太显眼了，牵住了我们一个连的视线。受纪律约束，当年我们不能与女学兵连的人（包括军代表)打招呼。唯一的交流是连队的半边篮球场建在女学兵连驻地坡下，球场与女学兵连用竹篾片扎了一道带“网眼”的高墙。靠河流的一边也扎起了高高的竹篾网，看起来十分壮观。费这么大功夫，是为了防止运动着的篮球飞出去。女学兵们喜欢站在高处看打篮球，我们就很卖劲地打篮球给她们观赏。投篮的时候，甚至会情不自禁地呼叫狂吼着助力，好惊动女学兵娃，让她们闻声知道我们在打篮球。马代表偶尔也站过来看一眼，可不知什么时候，她悄没声儿就调走了，离开了女学兵连，调来了新的女军代表。

     1972年5月，我被调到师宣传科文化摊任职，到食堂吃饭的时候，偶然发现“马代表”也在这里打饭菜。我很惊讶，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分明就是她，不会认错的。因为从未与她说过话，竟然迂腐到不敢上前打声招呼。后来问宣传科的老兵，说她是干部科的，叫马秀菁。“认识”她两年了，才知道她的全名。

     奇怪的是，我们餐餐在一个食堂吃饭，天天碰面，就一直没敢跟她打招呼，哪怕问问她是什么时候调到这里的……她大概也没怎么拿正眼扫过我。说实在的，我的样子太平常。不在意，就进不到记忆里储存起来。

     第二年，我调到北京，先是在铁道兵宣传部文化摊任职，不久宣传部分成两个部，有了单独的文化部。我在文化部创作组当创作员，这一当就是10年。铁道兵撤编前夕，我调到总政参加《当代中国》国防军事卷的编纂工作，属群工部代管，一直到退休，安置在总政所属的干休所。日子过得舒坦的时候，光阴果然似箭，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前些日子，友珍战友问我，以前在干部科当过干事的马秀菁，你认识吗？我说天天在政治部食堂就餐，能不认识，但她可能不认识我。我不事张扬，在二师政治部太不“显山露水”了。在宣传科呆一年，有将近半年在外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现在叫“笔会”或“改稿会”。即便在《解放军报》发表了《歌儿向着北京唱》，引起一定反响，声波也只在宣传科内部晃动了一下，很快就平静了。别的科室，不会着意一首“诗”与一个人的命运相关联（我还真是因为这首诗被调到北京当创作员）。

     友珍接着说，她对你一点印象也没有，就是想不起来你当年的模样。我说，那好办，现在都有手机，你帮我们传一下名片，彼此有微信联系就方便了。什么时候大家一起见个面，就自自然然“认识”了。

     这不，机会说来就来了。有原二师医院的战友来京开会，要到我这里举行一个小型赠书仪式，邀“马代表”一起来，跨世纪的“重逢”瞬间就能实现了。

     半个多世纪，我们在京城忙忙碌碌，相互全然不知。一旦见面，一见肯定并不如当年之“故”。当年的那种纪律约束、拘谨，现在往往成了谈笑的话题。但我们回首往事，并不羞涩。我们加入的这支队伍从“三湾改编”走来，一路上正是靠铁的纪律护卫自己的旗帜和作风，过湘江，过大渡河，过雪山草地……这才有今天的“钢铁长城永不倒”。

     六月十五日，我们终于在莲花池畔见面了。老战友“重逢”，那种激动和喜悦，语言无法表述，那是一种在生命内部涌动的友情，拒绝外界的尘埃，有纯洁的清澈。熟悉秀菁的战友告诉我，她的确称得上军中绽放的铿锵玫瑰，在军营里用铁骨柔情诠释着铁道兵的责任和担当。转业后成为多面手，女能人，可以独挡一面，魄力超群。生活里，又似“热心大姐”，把战友的冷暖挂在心头，真有那种助人为乐的品格。

     如是，已经无须考证以前是否相识，因为我们是铁道兵战友，有“铁缘”，以前认不认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认识”了，一见就知根知底，成“铁缘”知音！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