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兵临贵阳逼昆明，画龙点睛这一笔在青岩》
作为四渡赤水的后续篇，“兵临贵阳”这一世界战争史上的战略之举，为中央红军在生死攸关的关头成功走出敌人重重包围圈，为党、红军、中国革命实现“伟大的转折”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如果没有兵临贵阳，四渡赤水的作用将难以完全实现。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学人们研究兵临贵阳相对不多，以至于兵临贵阳传播力度广度深度都不及四渡赤水。2023年，贵州省提出四大文化工程建设，对象重点聚焦红色文化、屯堡文化、阳明文化和民族文化。本期推出秦仁智老师研究作品：
兵临贵阳——红军在青岩徉攻贵阳指挥所的故事。是长征途中的画龙点睛之笔。
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后，在青岩古镇（徉攻贵阳指挥所）的故事缘于
一房、一章、一情缘、一人。贵阳市青岩古镇是贵州“四大古镇”之一，建于明洪武十年（1377），先是商品贸易地，后为军事要塞。六百四十多年的世事变迁刻画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里，散发出令人神往的古韵。青岩还是个美丽的山城，城含着山，水绕着城，波澜不惊、碧水如琼的青岩河围绕着古镇，故得名“玉带河”。
玉带河正对古镇东门处形似三合院式的水碾房如明珠镶嵌在河边，房主刘希文曾作诗“半依山楼畔水楼，傍岩若系打鱼舟。出离东阁不千尺，独具南天第一流”赞美。此建筑群依山傍水，看守房为五进两层六开间，前面院坝面积约三四百多平米，后面依靠小山，山顶是十数亩的果园，南面是约四五百平米的菜园，北面是约四五百平米的晒场和牲畜房，北面晒场和牲畜房前是两层三间的水碾房，里面设置了两碾、两磨、两臼。
牲畜房与水碾房之间有条一米多宽的通道，通道北端安装了门，被称为小朝门。主房南面第一间往前两柱开间，再往前是三米多通道，通道东面紧贴石垒碉堡，通道南端安装一双开大门，被称为大朝门。看守房房间除了书房、卧室、厨房和粮仓外，其它房间都按标准的客栈房装配。
房主刘章武，号希文，少时好读书，喜结纳，曾登古镇外狮子山与山顶玉皇阁的主持结为忘年交，而得主持传授刻章技艺，因受艺于狮子山顶，故名“狮峰”刻章。刘章武祖籍湖南，系入黔第四代，汉高祖刘邦第七十六代后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殒殁于解放初期，是国民党左派开明人士，国民革命时期的爱国将领，民国时期任贵州西路特派(巡视)专员和黔中贵筑县青岩地区知名人士。
刘章武妻子曾玉珩，贵阳合群路龙泉巷曾氏人，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生，卒于公元1965年。
在国门已被列强的枪炮轰开的时代，贵州青岩作为黔中门户，成为列强渗透我省的桥头堡，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给少年刘希文深刻影响和极大震动。
从小便立志以身许国，青年时期刘希文，赴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绅班”深造，学成后游走于士绅文人之间，往往会论及世事、国运，于是会同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化人，创建了贞丰历史上第一个富含人文理念乃至政治伦理的群团组织“贞丰仁学会”。
据史料记载，当时入“贞丰仁学会”的青年才俊达20多人，如：孟广炯、邓永昶、付良弼、钟振玉、钟振声、孔陶安、刘希文、梁仕荃、詹德煊、吴昶、姜辑五、孟广仁、谭子渔、钟振采、胡刚、姜应熊等等。辛亥革命爆发后，贞丰立即响应，宣布独立，并成立国民军第一营，负责维持地方秩序，出榜安民。社员刘希文任营长、饶文海为队长。后参加贵州自治学社。
民国14年（1925年）初，刘希文带领妻子曾玉珩回到青岩（妻子曾玉珩会俄语），是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生育长子刘方中。
刘希文历任贵州西路巡视专员、贵西特派专员，贵州省第三行政督察区专员；
他经常教诲身边的人，要树立“忧国忧民”的情怀，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职尽责。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袭沈阳，炮轰了东北军北大营，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决策下，东北军放弃了有效抵抗，以至于日本军队不废吹灰之力就侵占了东三省，导致东北全境沦陷。消息传到贵州，刘希文听闻后非常生气，愤然摔杯言道“夫子误国、夫子误国。强盗都已抢进家了。还在同室操戈。太可耻了！”
刘希文和与贵西地区的一些开明人士，对蒋介石不抵抗，同室操戈的行为十分不满。经常用诵读三国时期曹植“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诗句来发泄心中的怨气。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时，他们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暗中资助红军。
1937年以后，刘希文任贵州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代理贵筑县第四区（青岩片区）区长。其间，为了保护群众利益，他提出了一些规定，如：“二五减息”、“三丁抽一”、“禁食鸦片”等……
1938年10月，刘希文被推选为（宋美龄、邓颖超、李德全等发起组办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贵州分会第一（青岩）保育院”院长。为保证儿童保育院和从北方逃难到青岩避难的难民的安全，刘希文把自己护卫队调驻到慈迎寺里面，将自己的办公室从文昌阁搬迁到黑神庙顶上，并在谢家坡顶上设置哨棚，此举被当地人称之为“刘区长扎高处”，因此使青岩保育院成为当时最安全的保育院之一。
潘惠彬先生在《红岩春秋》杂志撰文说，1941年他和几位儿童从香港保育院转折几千里，滞留多地，到了青岩保育院才安定下来。在《科学网》—仰望天堂的母亲-聂广的博文中有这样一段:母亲到达贵州后去了贵州第一战时儿童保育院，即青岩保育院（后改为贵州女子保育院），该院先后保育儿童六、七百人，是贵州保育战区难童最多的保育院（位于今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西街3号万寿宫）。由此可见，在抗战时期刘希文任院长的青岩保育院，工作扎实勤奋，硬是把花溪、把贵阳的名声传颂到了海内外。
抗战结束后，刘希文因不满民国官场昏暗，遂辞去官职。因其为官清廉，无积蓄，故利用水碾房办起了私塾，自号“狮峰居士”。在闲暇之余，研习刻章以自娱。
由于抗战期间迁入青岩的省立国立学校相继撤走，很多本地学生因此滞学。刘希文见状，联合地方绅士在青岩筹办了一所私立初级中学，为纪念贵州第一个剪掉长发带头参加革命的平刚先生，又将校名改为“少璜中学”（今贵璜中学）。
1935年清明节，刘希文归家探亲，第二天一大早接到紧急电令，要他立即到岗，临行前他将一个小包裹交给妻子曾玉珩，并告诉她说：“近期很可能红军会经过这里。如果经过，不能与他们发生冲突。要盛情接待，他们要吃管吃，要住管住，尽量满足他们……并亲手将包裹交给他们的大首长”。
果然，当天下午就有十多个穿便服的人撞进碾房，控制住所有人，刘希文妻子曾玉珩看举动断定他们是红军，发话问道“你们是红军吗？我有东西要亲手交给你们的大首长”。此话一出，在场的人都很惊诧。互视一会后，一个年长的向一个年轻的示意了一下，年轻人离去一会后带来了六七个穿军服的人，其中一个四十来岁带眼镜的说他就是此部红军的首长，双方各吟诵了几句诗后，曾玉珩拿出包裹交给对方，首长将包裹打开，里面有一枚石章和一封信。
看完信后，首长示意那十多个人放下了枪。就这样，红军在贵阳青岩古镇的高寨河水碾房及周边宿营休整五六天，得到了此房女主人曾玉珩“杀猪宰鱼”的款待。11日青岩赶场，曾玉珩在赶集归来的途中碰巧与红军首长同行，无意识地问了句“首长们是哪部分红军”，回答很模糊“我们是红安队伍”。
刘希文之子刘方中从小受父亲熏陶，耳濡目染，成家后为继承父亲遗志，把“狮峰”刻章发扬光大，也为支撑家庭开支，游走于贵阳花溪各乡场，终凭一技之长将五个子女抚养成人。目前第四代传人刘昱延亦在研习之中。
如今，此处的木屋因曾是红军作战指挥所，于2018年7月31日被列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得到了很好的修葺和保护。
每天来此房参观学习、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游客络绎不绝。承担着传承红色基因的重任。“狮峰”刻章已经历三代人，目前第四代传人刘昱延亦在研习之中，其“狮峰”刻章代代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执着、坚守、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玉带河岸柳拂面，狮子山上战火酣。
1935年的4月10日，在红军长征青岩狮子山阻击战遗址，一场红军长征史上的重要战役在这里打响，至今已有85年。
这场战役是我们兵临贵阳逼昆明整个战役中的经典一战，在我们贵州的红军长征史上留下了赫赫战名，是画龙点睛之笔。
至今，在已修复建成的青岩狮子山战斗指挥所，区党史研究专家、诗书画印界学者、指挥所产权所有人刘氏兄弟齐聚一堂，以一场书画篆刻表演会共同纪念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青岩狮子山位于青岩城北，山势险峻，是扼守贵惠公路的重要关卡。
1935年4月9日，中央红军1、3、5军团分3路入境花溪区。红3军团10团从孟关乡经杨眉堡、摆托，夺取关丈哨棚后，迅速占领青岩城。因青岩城外歪脚村西边紧靠狮子山，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红10团便在歪脚村高寨河边的刘希文家碾房里设立战斗指挥所。
据刘希文后人、红军青岩战斗指挥所产权所有人之一刘德兴回忆说：
“听我的伯伯和寨上周边的老人说，1935年红军过这个高寨河的时候，将指挥所设在了我们刘家这个水碾房里面。作战领导住在我们家这个老房子里面，炊事班的话就住在寨子后面，农民家里面。”
9日下午，时任3军团10团的团长文年生、政治委员黄克诚、政治处主任杨勇等带领近2000名红军战士，分别在青岩城北的簸箕山、狮子山、大冲、大八块、关丈、苗佬坡等地挖好战壕，做好布战。
10日下午，坐镇贵阳的蒋介石电令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在狮子山一带红军发起进攻。
红军战士英勇阻击，数次打退国民党中央军。
“这场战役打得非常惨烈，双方进行了炮击，据当时的老百姓见证人说，当时战争打响以后，他们在青岩城里面都看见火光四射，炮声隆隆，感觉是非常惊天动地的一场战斗。”黄依莉接着说：“调研时听老人家说，当双方兵力撤走以后，在狮子山、簸箕山的子弹壳，可以用簸箕来撮。”
战斗持续至11日凌晨。而此时，红10团已成功完成阻击掩护任务，使驻扎在青岩的所有红军从狮子山、簸箕山全部悄悄撤退，随主力部队向广顺方向前进。而国民党中央军直到天亮才发现红军早已撤走，维持一夜的战斗却是在自相残杀。
据介绍，在这场战斗打响的同时，中央军委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红3军团团长彭德怀、刘少 奇，红5军团董振棠等领导人率红军将近1万多人顺利进入青岩休整，并在青岩开展了一系列宣传和动员活动。
青岩狮子山阻击战中，国民党伤亡100余人，红军牺牲8人或9人。此次战役后，国民党军队由前堵后追彻底变为尾随，中央红军从此开始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掌握战略上的主动，开始走向胜利。这次战役，为红军迅速穿过黔南地区，渡过金沙江，转战昆明，进而北上，赢得了决定性的机会。
有诗为证：
兵临贵阳逼老蒋，青岩陈兵敌万雄。
画龙点睛扭乾坤，天翻地覆中国荣！
秦仁智老师简介： 秦仁智，贵州遵义人，籍贯重庆。贵州端棻文化研究院院长、贵州省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贵阳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
——～——～——～——～——～——～——贵人学社学人群（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民雄 王朝文 王晓卫 王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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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健 罗遵义 周 江 封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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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友农 缪志明 潘世仁 颜恩泉
张 勇
一、养龙洞地理与石刻文字概况
大官人洞（俗称官洞坡）地处贵阳市花溪区麦坪镇大坡村八组大龙滩寨南侧，山体溶洞密布，留存摩崖文字的主洞为三层溶洞之中层，南北双向贯通，南北洞口互通穿行，空间纵深绵长、视野开合有度。
崖壁留存两处关键题刻：洞口正中书“养龙洞”洞名，洞口顶部镌刻“为善最乐”四字吉语。两处文字一标地名山水，一立修身准则，一景一德互为映衬，既是溶洞空间标识，也是贯穿村寨数百年的精神铭文，且文字内涵、背后典故均与王阳明谪居贵州时期的心学体系高度契合，形成一条完整的文化脉络。
（一）文字意象深层内涵
养：大地滋养、潜心涵养。“养” 代表大地水土滋养万物，引申为静心修持、涵养心性。溶洞藏于喀斯特山野，灵泉浸润、山林环抱，是天地养育生灵之地；于人身而言，则是收敛浮躁、沉淀本心的静养之所。
龙：祥瑞、学识、风骨与精神力量。龙是中华核心文化符号，象征尊贵、勇气、祥瑞、智慧与才学，寄托民众对安稳富足生活的期许。放在人文语境中，龙亦可喻饱学之士、心怀大志之人。养龙，便是滋养才学、涵养风骨、培育浩然心气。
洞：藏纳蛰伏、静心栖身之地。溶洞幽深密闭，可藏万物、聚山河祥瑞之气，是龙蛰伏栖居的巢穴；于落难之人，则是避纷扰、远是非、面壁自省的安身空间。三者合一，养龙洞即蛰伏修身、养才砺志的洞天福地。
（二）空间环境契合王阳明谪黔处境
王阳明被贬龙场驿，初入黔地屡遭刁难排挤，处境困顿凶险，急需一处僻静之地藏身避祸、静心悟道。养龙洞纵深数千米，南北双洞口进退自如，洞内安稳隐蔽，洞口外视野开阔，进退有度，天然适配避难静养的需求。此地不只是物理层面的藏身虎穴，更是精神层面磨砺心性、沉淀思想的道场。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核心，本就是逆境之中向内求索，养龙洞 “蛰伏养龙” 的山水意境，恰好映照他身处困厄、韬光养晦、涵养心学大智慧的人生阶段。
三、“为善最乐” 溯源释义：传统古训到王阳明心学的思想衔接
（一）词句典籍本源
“为善最乐” 典出《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汉明帝询天下至乐之事，东平王刘苍直言行善乃是人间至乐。其核心要义在于君子积善立身，上无愧于天地，下无愧于旁人，顺逆境遇皆内心坦荡，心安方为真喜乐；德行立身，则宗族和睦、乡邻敬重、行事顺遂，这份由自省行善得来的安宁，是物质享乐无法比拟的长久之乐。
（二）王阳明亲身践行 “为善最乐” 的心学实践案例
王阳明妻弟诸用明身怀才学，却淡泊仕途，旁人劝其入仕享荣华，他直言行善方是至乐。诸用明以 “为善最乐” 自持，悬字于书房，携子弟乡贤讲学修德，最终二子学有所成、获乡里举荐，印证行善积德自有福报。王阳明对此十分认同，这件事成为他阐释心学 “致良知” 的现实范本。
在心学逻辑里，行善并非刻意向外博取美名，而是顺从本心良知的自然流露；“乐” 不是外界馈赠，而是良知澄澈之后内生的心安欢喜，完美承接了汉代古训，又赋予心学自省向内的全新内核。
四、洞壁题刻的人物渊源：落魄大官人题字劝世，文脉与阳明思想一脉相承
相传昔日一位遭逢失意的大官人避难栖身养龙洞，于洞内面壁反思得失，挥笔题写 “为善最乐” 镌刻崖壁，以此告诫后世乡民守善行道、修身立本。这一题刻行为，并非孤立的民间劝善标语，与王阳明谪黔期间的人生轨迹、思想主张高度贴合：
境遇相通：题字大官人仕途落魄避居岩洞，王阳明遭贬谪困守黔中山野，二人同处逆境，皆在山洞之中自省反思，依靠向善修身平复心境；
理念同源：题刻宣扬积善得心安，王阳明心学以良知为本、知行合一，主张人要顺着本心行善，行善而后内心自得喜乐，二者价值内核完全统一；
地域时序匹配：大龙滩地处四区交界古驿要道，正是当年王阳明往来贵阳、龙场之间驿道沿线，心学思想沿古道逐步散播至村寨山野，落魄官人受阳明学说风气浸染，在洞中题字立训，让心学向善理念落地乡土。
五、养龙洞石刻与阳明心学的三重内在联系
（一）空间境遇联系：岩洞同为逆境修身道场
王阳明借山野岩洞静心悟道，题刻者借同一溶洞面壁思过、题写善训。养龙洞超越单纯自然景观，成为逆境之人收敛身心、反观自省的共同空间载体，印证心学 “困而知之、逆境砺心” 的观点。
（二）价值内核联系：为善即致良知，心安便是至乐
“为善最乐” 四字落地便是心学致良知通俗化表达：遵从本心良知行善，不图名利，内心坦荡安宁，这就是人生最大快乐。古训、阳明实践、村寨崖刻三者层层递进，把高深心学转化为老百姓看得懂、做得到的处世准则。
（三）乡土传承联系：心学经由古驿道下沉民间固化为石刻文脉
阳明在黔讲学，思想沿苗塘古驿道传至大龙滩砂锅古寨；失意官人受风气影响刻字劝世，石刻长久留存于村寨核心溶洞，将抽象的心学思想固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乡土文化符号。六百年来潜移默化教化村民，塑造村寨重善守德的乡风根基。
六、文化价值总结
花溪区麦坪镇大坡村八组大龙滩寨南侧养龙洞 “养龙洞” 洞名与 “为善最乐” 摩崖题字，不只是简单山水标识与民间劝善文字。从意象到典故、从人物境遇至思想内核，全程与王阳明谪黔经历、心学理论深度契合。溶洞见证逆境修身之道，石刻承载向善守心之理，构筑起大龙滩独有的阳明文脉印记。这份藏于崖壁之间的文化遗存，既是研究王阳明心学在贵阳近郊乡土传播的实物佐证，也是《大龙滩：灵泉古寨・文脉龙腾》一书阳明家风篇章关键实证素材，对挖掘古寨人文底蕴、打造阳明为善文化 IP、以德助推乡村善治具备极高文史与现实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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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人学社学人群（按姓氏笔画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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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继忠 龙炘成 龙俊成 江跃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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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南 李 海 何 京 杜天麟
吴寿昌 吴建伟 佟德富 陈训明
陈筑梅 陈燚鑫 郑传楼 郑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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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炯蠡 杨茂锐 罗 健 罗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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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厚锋 缪志明 潘世仁 颜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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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明清两朝的大学士，
以及内阁与六部之间的关系
前段时间，到过安徽的一个千年古城歙县，该县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地标——许国石牌，据说是全国唯一的八脚牌坊。牌坊的上面写着
“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许国”。
御史并不是想介绍许国这个人，而是想聊一聊明清两朝在官衔称呼上的一些区别。
在很多读者看来，许国石坊上的官衔似乎有点问题，武英殿大学士应该排在礼部尚书之前才对。
其实，许国的这个武英殿大学士和清代的大学士根本不是一回事，因为明代的殿阁大学士属于翰林官，级别仅为正五品。
而大学士一职也没有什么实权，如果要是没有其他的兼职，基本上没有什么政治地位和话语权。下面具体来分析。
明代内阁与六部之间的关系
自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后，六部尚书地位得到提高，但由于没有宰相，导致皇帝的政务过多难以应付，所以朱元璋便在翰林院中找了一些饱读之士协助处理政务，但当时还没有一个固定的部门，这些翰林官都是临时当差。
朱棣继位后，内阁的制度才真正形成，尽管从这时起，阁臣已经是皇帝的秘书权力不小，但由于品级不高，与六部尚书尚有很大的差距。
洪、宣时期，由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担任阁臣，他们都是皇帝最信任的心腹大臣，为了提高他的政治地位，便首开阁臣加公、孤衔，即太傅、太保，少傅、少保、太子太傅、太子少保一类的。这样一来，三杨的品级也就拔高了，实际权力和品级也就相匹配了。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三杨都有公孤衔，但班次仍在吏部尚书之下。
宣宗时期，吏部尚书是蹇义，而且户部尚书夏原吉在朝中地位也很高，故这一时期，内阁的整体地位尚不及六部。
从明初一直到正德时期，内阁和六部之间都在争夺最高权力，尤其是内阁和吏部之间的争夺最为激烈，有很多阁臣还以尚书、侍郎的身份入阁。
不过整体来看，内阁在权力争夺中始终处于下风，首辅的地位基本上都不及吏部尚书。
内阁地位上升期是在嘉靖到万历这一段时间，期间出现了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这几位强势的首辅。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人有不少是以吏部尚书入阁的，一旦大学士兼任了吏部尚书，那么也就成了实际上的宰相。
换言之，内阁一旦掌握了吏部，权力就会高度集中。
这是因为吏部尚书手握人事大权，即便是大学士也得通过吏部的廷推才能入阁，所以高拱、张居正执政时期，六部不得不屈服。
张居正由于专权，后来受到了万历皇帝的清算，此后内阁也有所收敛，一般不再轻易干预六部的事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崇祯朝灭亡为止。
通过以上简要论述不难看出，明代的殿阁大学士无非就是入阁办事，参预军机而已，实际品级很低，在官衔排序上位列尚书之后，所以许国石坊上礼部尚书排在武英殿大学士之前也就不难理解了。
清代内阁与六部之间的关系
清代内阁制度的建立也有一个过程，皇太极时代，参照明制始设内三院，内三院就是内阁的前身。
顺治十五年，改内三院为内阁，大学士加殿阁衔，即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乾隆时期去掉中和殿，赠入体仁阁，形成三殿三阁之定制。
顺治时期，大学士性质和品级与明代是一样的，都是翰林官且为正五品。
康熙初年，改满大学士为从一品，汉大学士仍是正五品。
康熙九年以后，满汉大学士统一又定为正二品。
雍正八年，对内阁和六部又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定满汉大学士俱为正一品，六部尚书为从一品，侍郎为正二品。
至此，大学士成为清代最高的文官，通称“中堂”，犹如历朝的宰相。
自康熙以后，内阁一直是朝廷的中枢机构，尽管后来成立了军机处，内阁的实际上被架空，但在制度上依然如此，何况清代的大学士一般都会兼任军机大臣。
清代六部地位就明显不如明代了，以排名首位的吏部来说，其人事权已经十分有限，凡四品以上官员的任命吏部只有提名权而无决定权，一切大权尽掌皇帝之手。只有在中下级官员任免上，吏部才有话语权。
清代的大学士 不仅品级高于六部尚书，且实际权力也比各部尚书要大很多，高低之分十分明显。因此在官衔署名上，大学士自然排在尚书之前。
比如张廷玉他的全衔就是：
太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议政大臣兼管吏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世袭三等伯。
补充一下，太子太保对应的品级是从一品，但明清时期都有一个惯例，习惯将公孤虚衔排在前面，然后才是具体的官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