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的变迁——渐行渐远的记忆变迁篇之（四）

              作者/好好学习

说起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的外国电影，我的记忆便不由自主地回溯到那个清贫的年代。那时，看一场电影是寻常百姓生活中难得的盛事。奇怪的是，我儿时诸多琐事都记得清晰，可唯独上学前的观影记忆却不记得。直至七岁踏入校门，一幕幕银幕画面，才在脑海里渐渐变得真切。

当年走进大众视野的外国影片，大多来自社会主义阵营：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后来又增添了越南。

这些作品大多以战争题材为底色，却因风土人情、创作风格各不相同，形成了独有的辨识度。民间曾流传着一段生动的顺口溜："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寥寥数语，道尽了一代人对早期引进的集体印象。

一、社会主义银幕

我与外国电影的初次邂逅，始于朝鲜影片。七十年代初的西安，朝鲜电影传播最广、受众最多。当时引进的朝鲜影片多为彩色宽银幕，这种制作水平在那个年代，即使很多欧洲国家的作品也难以启及，同期的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影片，则以黑白窄银幕为主。单论制作水准，朝鲜作品在一众引进片中尤为出众。在诸多作品里，1972年上映的《卖花姑娘》，是我年少观影记忆里最深刻的一笔，那年我七岁多。

那个年代观影，多以工厂、机关单位集体包场为主，对外零售的散票少之又少。我清晰记得一个冬日的周日清晨，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前往群众电影院。母亲提前和同事沟通妥当，顺利送姐姐入场，可轮到我与母亲时，却被检票员拦下——我的身高已经超出免票标准。眼见影片即将开演，年幼的我急得哭了起来。恰逢母亲几位同事匆匆赶来，有人柔声劝解，有人悄悄引着我们往里走。检票员几番犹豫，最终默许放行。我跟着母亲，借着影院里微弱的手电光，摸黑寻到座位，影片已然开场。剧情缓缓铺展，女主角颠沛流离的苦难命运，牵动着在场每一位观众的心。放映厅里，此起彼伏的抽泣声贯穿大半影片。这场跨越五十余年的经历，时至今日依旧历历在目，清晰如昨。

自那以后，我又陆续看了《摘苹果的时候》《看不见的战线》《原形毕露》《火车司机的儿子》等多部复映的朝鲜电影。年少时对电影满怀热忱，观影从不受场地局限。有一年冬天，我在西门外自来水公司大院看露天放映《一个护士的故事》，正面人群挤得水泄不通，根本无处落脚。我只好绕到银幕后方的高台上观看，谁知在拥挤昏暗里，刚买的皮棉帽子被人偷走。我在人群里反复找寻，终究一无所获，只能揣着满心委屈一路哭着，提前回了家。

众多往事中，偷看《金姬和银姬的故事》的经历，最是难忘。这部作品当年场场都是团体包场，一票难求。我数次挤在购票人群里，始终没能买到散票。不甘心之下，我趁着检票员忙碌不备，悄悄溜进了群众电影院。起初我躲在男厕里佯装入厕，待到开演许久、听着场外巡查人员散去，才蹑手蹑脚挪到放映厅西墙下，贴着老式木制百叶窗的缝隙向内张望。第一个窗口视角极差，只能瞥见零星画面，我又悄悄绕到东侧外墙，寻到视野最好的位置，扒着窗缝观望。即便如此，也只能看到银幕斜上方的画面。我就这样半看半听，勉强看完了大半。等到片尾字幕缓缓亮起，便装作提前散场的观众，从容的从正门走出影院。这场小心翼翼的观影，成了少年时代一段格外特别的银幕记忆。

改革开放后，我在电视上收看了长篇朝鲜影视《无名英雄》。年少时我一直以为这是电视连续剧，多年后查阅资料才知晓，它是一部多集连载电影。这部作品也让我心中留存了许久的疑惑：聚焦朝鲜战争与板门店谈判的隐秘战线，自始至终，却没有出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的相关情节。年岁渐长，翻阅史料与相关记载，我才慢慢读懂这份银幕上的留白。1979年中美建交，中朝关系悄然转变。朝鲜开始重新讲述属于自己的战争故事，镜头里只剩下本国军民的身影，那些跨过鸭绿江的身影，被刻意隐去。回望当年的朝鲜作品，画面与氛围至今仍动人心弦。我格外偏爱电影里冰天雪地的北国风光：皑皑白雪覆满山川，冰封江河绵延千里，苍茫林海一望无际。清冷辽阔的景致，搭配悠扬独特的配乐，自带一股空旷悲壮的意境，让人回味良久。

除却朝鲜电影，罗马尼亚电影风格大胆新颖，打破了当时观众的固有认知，也为一代人打开了眼界。初次观看《多瑙河之波》时，男主角抱起女主角，笑着说出"我要把你扔进河里去"的桥段，整个影院瞬间一片寂静。放在如今，这只是寻常的情侣互动，可在思想保守、文艺表达单一的七十年代，这般温情亲昵的画面，足以震撼全场。身旁的观众全都屏息凝神，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生怕错过分毫。散场之后，众人压低声音低声议论，满是新奇与感慨。后续上映的《多瑙河三角洲的警报》，片中身着比基尼的女性镜头，在当时更是带来颠覆性的视觉冲击。年轻人私下津津乐道，年长的观众却大多难以接受，纷纷感慨尺度出格。也正因这些独特的表达，罗马尼亚电影便有了"搂搂抱抱"的标签，成为那个年代最具"洋气"的进口影片。

与浪漫温情的罗马尼亚电影截然不同，阿尔巴尼亚电影满是热血悲壮的战争气息，直击人心。《地下游击队》带给我的震撼，历经岁月冲刷，依旧不曾消减。影片开篇便是激烈的枪战：三名游击队员退守小楼，与蜂拥而至的敌军殊死对抗，枪声密如爆豆，子弹呼啸穿梭，两名队员相继中弹倒下。敌军在坦克掩护下步步紧逼，危急时刻，仅剩的游击队员纵身一跃跳下，稳稳落在敌军坦克顶部，高举手雷准备出击。

他静静伫立在那里，单膝抵住坦克顶盖，高举手雷，宛如一尊经炮火淬炼的铜像。画面骤然定格，没有爆炸，没有呐喊，唯有硝烟在身后缓缓升腾。紧接着，主题曲轰然响起，旋律苍凉厚重，黑暗的影厅里，我甚至能清晰听见身旁观众的呼吸声。这部取材于二战的影片，结尾处姑娘们手挽手从容走向刑场的背影，如今回想起来，依旧让人心头震颤。影片没有华丽特效，叙事也质朴简单，却蕴藏着纯粹而坚定的信仰力量。一个定格画面，一段苍凉旋律，深深烙印在一代人的心底。坐在黑暗影厅中的我们尚且懵懂，读不懂复杂的世事与思潮，却能读懂何为坚守，何为牺牲。那位游击队员的姓名无人知晓，可他定格在银幕上的英勇模样，成了一代人心中永恒的精神丰碑。

除此之外，苏联老电影也曾在民间广为流传，《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等影片家喻户晓。片中不少台词，渐渐成了百姓日常打趣的话语："把你的大衣脱下来，呀、呀、呀""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让列宁同志先走"。这些经典对白在口口相传中，还被戏谑地改成"让领导同志先走"，沿用多年，成为独属于那个年代的语言印记。

1976年之后，单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影片格局被彻底打破。随着文艺氛围日渐开放，日本电影周、南斯拉夫电影周先后在全国举办，古城西安也掀起了空前的观影热潮。

日本电影周上映的《追捕》《望乡》《生死恋》等作品，褪去了以往战争片的厚重，描摹市井百态与人间情愫，风格焕然一新。《追捕》里杜丘的冷峻坚毅、真由美的温婉纯粹，搭配"跳啊，你怎么不跳啊"的经典台词，迅速火遍大街小巷。高仓健塑造的硬汉形象，迎合了国人对男性气质的传统认知，成为无数年轻人争相模仿的对象。

紧随其后的南斯拉夫影片，带来了另一番热血豪情。《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凭借恢弘的战争场面、跌宕起伏的剧情、鲜活立体的人物，俘获了全国观众。"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这句经典对白，至今仍是一代人专属的集体记忆。

佳作接连上映，彻底点燃了大众的热情，也让人们对电影生出深切的向往。每逢新片上映，西安各大影院门口早早便围满等候的人群。售票窗口前人潮涌动、摩肩接踵，一只只攥着零钱的手高高举起，购票的呼喊此起彼伏。一旦传出票已售罄的消息，人群便瞬间骚动拥挤，当年甚至多次发生人群挤碎售票窗玻璃的混乱场面。对于没有门路、家境普通的少年而言，排队抢票往往难如登天。也正因如此，独属于那个年代的"钓票"风气，在影院门口悄然盛行。

二、影院人海，票根温情

十二三岁的我，常常攥着提前备好的零钱，站在人流里，一遍遍向路人喊到："谁有多余票"，说来也奇妙，比起老练的成年人，反倒更容易如愿。大抵是少年的模样总能让人心中生出恻隐。不少有余票的路人，看见我踮脚张望、满眼期盼的样子，总会停下脚步。有时衣角被轻轻一扯，回头望去，是陌生的路人，不需言语，只用眼神示意我跟上。我心领神会，默默跟着对方穿过喧闹人群，走到影院侧巷或是僻静某处，对方迅速掏出影票递来，动作利落隐秘，如同秘密接头。我也默契递上备好的零钱，整个过程不过短短数秒，无需多余交谈，一场萍水相逢，便成全了一场银幕之约。那时电影票分甲乙丙丁数个档位，座位优劣对应不同票价。常年蹲守影院钓票的我，早已摸清其中门道。出门前总会仔细清点零钱，根据想看的场次、心仪的座位，备好对应面额的钱币，交易时干脆利落，从不会因找零耽误时间。

最让人感念的是那个年代淳朴良善的人心。影院门口只有票券的相互调剂，从没有刻意牟利的黄牛。人们多出一张票，只想着物尽其用，不愿白白浪费，绝不会借机抬价。那些热心的陌生人，始终只按票面原价收钱，分文不取额外好处。交易结束，不等我开口道谢，对方便转身融入人群，悄然离去。待到周围其他求票的人围拢追问时，我攥着还留着余温的票根，在众人羡慕的目光里快步走向检票口，满心都是奔赴的欢喜。

春夏秋冬，晨昏日暮，无数个傍晚，我守在影院门口等候余票。盛夏暑气蒸腾，我穿着短袖站在燥热的人群中，目光不停四下搜寻；深冬寒夜，昏黄路灯映着漫天寒气，口鼻呼出的白气转瞬消散，可手心攥着的零钱，却因满心期待始终温热。落空也是常有的事。开演的时间一点点流逝，人群渐渐散去，影院门口归于冷清，我依旧不愿离开，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低声询问。往往就在这份寂寥之时，会有人匆匆赶来，手持余票问我是否还需要。这份姗姗来迟的欢喜，远比开场前顺利得票更让人雀跃。哪怕错过片头，只能摸黑入场，能坐进影厅看完多半部，便是莫大的幸运。我匆匆付款接票，快步奔向影院，身后时常传来检票员温柔的叮嘱，朴素的善意，温暖了无数个夜晚。

常年在外钓票，也曾遭遇意外。八十年代初，我刚上初一，偶然在影院门口，从一位文弱青年手中买到一张电影票，价格依旧是票面原价。我顺利检票入场，观影十余分钟后，几名工作人员打着手电走来，身后还跟着一位手持同座影票的观众，要求查验我的票据。仔细核对后我才知晓，这是一张被篡改日期的废票，票面日期虽被涂改，留存的印章依旧能看出是昨日场次。年少的我手足无措，内心慌乱不已。工作人员没有苛责我，只是无奈轻叹，体谅我年少受骗，特意将我引到影厅后排，找了空位，让我安心看完余下的内容。时隔多年回想起来，依旧感念那份人与人之间的包容与温柔。

三、夜奔

为了奔赴一场场银幕之约，年少的我几乎走遍了西安主城区大大小小的影院与工人俱乐部。群众电影院、和平电影院、阿房宫电影院、平安剧场、钟楼电影院、五一剧院、解放电影院、长乐电影院、西关影院……每一处的位置、售票窗口的朝向、入场的路线，我都烂熟于心。

除了正规影院，散布在各大厂矿的工人俱乐部、街头的露天放映场，也是影迷们争相前往的地方。厂矿俱乐部主要服务内部职工，闲暇时段才对外开放；周末节假日的露天放映，更是吸引周边居民接踵而至，是当年最热闹的市井文娱活动。少年人精力旺盛，不知疲倦。我搭乘哐当作响的老式电车，穿梭在老城的大街小巷，辗转于各个场地，心中始终揣着一份期待。运气好便能顺利入座，若是扑空，便立刻赶往下一处，这份执着与热爱，是独属于少年人的赤诚。

夜里偷偷外出，我从不敢骑车，生怕声响太大惊动家人。所幸群众电影院离家不远，步行十分钟便能抵达，正适合悄悄往返。沉沉夜色笼罩着街巷，我放轻脚步，隐入夜色之中，胸腔里跳动的，除了忐忑，更多的是奔赴热爱的雀跃。

比起奔波求票的辛苦，年少观影最大的阻碍，便是家人的管束，深夜独自外出向来不被允许。我的多数经历，都是瞒着父母的秘密行程。父母管教严格，向来不许我夜里在外游荡玩耍。为了看一场夜场，我常常谎称去同学家写作业、参加学校活动，悄悄溜向影院。待到升入小学高年级、步入初中，父母察觉到我频繁晚归，便会在我回房休息后，从屋外扣死房门插销，以此阻止我深夜外出。可少年对光影的热忱，总能想出应对的办法。每到夜晚，我早早洗漱完毕，佯装困倦回到房间，坐在床边翻看书籍，耳朵却时刻留意屋外的动静。等到父母熄灯安睡，整座院落归于寂静，我便开始行动。我的房间毗邻后院，那扇老式对开木窗，便是我深夜外出的秘密通道。推开窗扇，侧身跳到院内地面，再缓缓将窗合拢——这套动作，早已练得娴熟自然。我提前在窗缝里塞好纸团，既能挡住夜风，也能遮掩痕迹，避免被清晨起身的父母察觉。翻身落地后，我拨动全院邻里都心照不宣的机关门，消失在沉沉夜色里。院子大门设有特殊机关，院中人都知晓用法，从门外也能开合、上锁。院里邻里大多是至亲好友，常有夜班归来、走亲访友晚归的人，这套便利的设计，默默成全了无数人的深夜往返，无人深究过问。

夜场往往要到深夜十一二点才散场。影片结束，我匆匆折返，熟练地拨动大门机关，悄然入院，落锁复原。再顺着原路回到窗下，轻推木窗翻身进屋，整理好窗缝里的纸团，还原所有痕迹，最后躺回床上，佯装一夜安睡。这套深夜出行的流程，我反复践行许久，竟从未被父母发觉。也正是在一次次深夜偷跑的经历里，我邂逅了风格迥异的印度电影。我第一次翻窗夜奔、在外求票，看的便是经典作品《流浪者》。新颖的歌舞形式、跌宕起伏的爱恨故事，彻底刷新了我的认知。后来的《大篷车》等作品，以载歌载舞的独特风格风靡全国，成为一代人难以磨灭的银幕记忆。

四、国产片与自筹票款

在百花齐放的进口影片映衬下，七十年代的国产作品略显平淡。彼时国产片产量不高，题材多围绕革命斗争、工农业生产建设展开，叙事偏向纪实，被观众打趣称作"新闻简报"。1976年以前，每部故事片正式放映前，都会加播一段新闻纪录片，内容涵盖国家时政、外事动态，这类短片直到七十年代末才渐渐退出银幕。即便风格质朴，这些国产作品依旧和各式引进片一道，构成了那个年代珍贵的精神食粮，填满了物资匮乏岁月里的文娱空白。

早年观影大多由学校统一组织，票款都需向父母讨要。1976年之后，电影品类日渐丰富，观影的渴望也愈发强烈。我不愿再频频向家里伸手，便开始自己攒钱，靠双手换取机会。年少时，我常去往城北郊的大白杨打靶场，捡拾散落的子弹壳与弹头。积攒得多了，一部分做成简易小物件，和伙伴们交换玩具、书籍，余下的统一卖给废品收购站，换得些零碎零钱。后来我又找到更稳妥的门路，去往玉祥门外的火车西站。沿着铁轨缓步前行，枕木之间散落着锈铁件、铜垫片、断裂的螺栓，在光影里泛着暗沉的光泽。盛夏时节，铁轨被烈日烤得滚烫；寒冬腊月，金属物件冻得刺骨，徒手捡拾时常冻伤皮肤。这些废铜烂铁送到收购站换成零钱。辛苦攒来的钱财，除了购置书籍、零食，大半都用来奔赴一场场银幕之约。靠自己劳动换来的机会，格外让人珍惜，也让这份年少的热爱，多了一份踏实的分量。

五、录像厅时代

步入八十年代，传统影院迎来经营变革，拥有了自主排片、复映老片的权限，周末还推出通宵电影专场。影院常常将多部影片打包连映，以国产老片开场，后半夜压轴放映热门进口片。观众也渐渐摸清规律，大多刻意晚点入场，避开节奏平淡的国产老片时段，不少人干脆提前落座小憩，只等待后半夜的进口大片开场。随着改革开放，电影院的上映速度、频次及新片的丰富性，逐渐难以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开始出现录像机与录像带放映的经营业态。尽管最初进入国内的录像机与录像带几乎均为走私物品，还分什么大小二分之一的规格，其内容也难免带有重口味或情色成分，但在录像技术初现之时，录像机与录像带仍被视为充满科技感的神秘稀罕物，西安绝大多数普通市民难得一睹真容。然而没过多久，便常有三五好友，用彼此心领神会的暗语，相约在某时某处聚集观看录像。每逢此时，众人围坐在某位熟人家中，由主家或懂行者先行调试录像机与电视的连接，待屏幕上从雪花点变幻出那些主要是来自欧美人种出镜的场面时，剩下的便只有音量已调至极低、却仍充满刺激的声音与画面了。在场的观众们凝神屏息，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上老外们花样百出的"肉搏"画面，偶尔有人低声调侃一句，引得众人会心一笑。

至于同时期遍布街巷的录像厅，则基本须以挂羊头卖狗肉的招牌来招揽观众。其中有些头脑灵活的经营者，还会及时对录像厅进行一番装修升级，甚至增设若干包间，供愿意出高价的观众在单间内观看点播内容。当然，这类经营几乎始终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经营者们须事先经过甄别筛选，选定自认为安全的观众人数方可开放。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因观看录像而被公安部门传唤甚至拘押的经营者与观众，几乎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治安问题。每逢此类事件发生，那些被"请"进去的人们内心不免发虚，而这恰恰给了公安人员在发现和处理此类涉案人员时，一条人尽皆知却心照不宣的"生财捷径"。往往是这边刚迅速受理并将涉案人员"请"进去，那边便开始出现各路能人熟人打传呼、打电话或递纸条说情的景象，派出所内外往来穿梭，好不热闹。一番忙碌过后，众人在各自向派出所缴纳数额不等的罚款后，还不敢要收款凭据，便陆陆续续走出派出所大门，一切又恢复如常，录像厅的生意如此往复循环。直至九十年代，随着录像机逐渐发展为VCD机与DVD机，且迅速普及至寻常百姓家，许多普通家庭尤其是年轻家庭都已拥有播放设备并看上了碟片，昔日聚集观看录像的场景便悄然消失了，过去那些花钱消灾的群体，以及那些以合法身份和理由进行罚款的群体，其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了。

尾声：散场

录像厅时代落幕之后，传统影院也渐渐褪去昔日繁华，客流锐减、门店萧条，不少老牌影院接连倒闭歇业。虽然后续海外和大片批量引进，一度掀起短暂热潮，但随着互联网、智能设备全面普及，大众的文娱方式彻底重构。

如今的影院，拥有IMAX巨幕、杜比全景声、真皮电动沙发，视听体验、观影环境，是当年简陋逼仄的老影厅无法比拟的。可高昂的票价、碎片化的生活节奏，早已改变了人们的观影心态。曾经需要奔赴、等待、争取的仪式感彻底消失，看电影变成了随时可暂停、可快进、可弃置的日常消遣。人们习惯窝在家中，随手点开影片，让光影沦为生活的背景音，再也没有了当年满心期盼、彻夜奔赴的热忱。热闹喧嚣的银幕时代已然远去。那些需要争抢、需要等候、需要陌生人善意、需要偷偷奔赴的渴望，都被完整封存在岁月的胶片里。

我时常回望那些夜晚：老影院里混杂着旧座椅潮气与人气的温热空气，放映机持续均匀的胶片转动声，散场灯光亮起时，一张张带着泪痕、写满意犹未尽的脸庞。我依旧记得冬日清晨，群众影院门口踮脚张望的小小身影；记得攥着汗湿零钱、执着求票的少年模样；记得夜色里开合无声的木窗，记得穿梭古城街巷、不知疲倦奔赴的自己。

去年整理旧物，翻出一张群众电影院的票根，甲乙丙丁的档位标记早已模糊，纸质脆得像秋日的落叶。我忽然想起那个冬夜，攥着这样一张票根，在散场的人潮中逆着光奔跑。那时放映机转动的声响，至今仍在耳畔回响，它化作一种绵长的节奏，如同心跳，如同钟摆，成为我往后人生里，所有奔赴的底色。

                       2026.6.15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