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江回忆录:第四章
—— 王屋山下的苦日子
我们家里一共姊妹五个,大哥1954年出生在上海,我是老二,老三是妹妹王慧萍,还有两个弟弟,老四王小平、老五王天平。我们都在新疆出生。我们的童年,大半都在王屋山的深山里熬着,那是一段刻进骨头里的苦日子——吃不饱、穿不暖,风餐露宿,连一口热饭、一件完整的衣裳都是奢望。
62年父亲在新疆反右时受到冲击。全家迁回河南老家,靠着双手盖起了一座破瓦房。那时候条件有限,房子的墙都是当地叫“安达雷”的干打垒:用木板搭好框架,中间填满黄土,再用石锤子一锤一锤夯实。这样的土墙挡不住风,整座房子四面透风,王屋山的冬天又冷得刺骨,寒风像刀子一样往屋里灌。我至今记得,我们全家老小挤在一张大通铺上睡觉,没有厚实的被褥,只能靠人与人紧贴着的体温取暖,才能熬过那些冻得人瑟瑟发抖的漫漫长夜。
那时家里的光景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极度困难,常常食不果腹,连嗷嗷待哺的孩子都养不活。面对五个张嘴要吃饭的孩子,父母实在无力支撑,万般无奈之下,做出了一个让他们痛悔一生的决定——将年仅三岁的大弟弟,送给母亲在新疆的一位朋友抚养。
送走弟弟的那天,母亲的那位朋友来接孩子。父亲强忍着泪水,亲自抱着年幼的弟弟,一路送到洛阳火车站。看着火车缓缓开动,载着那个小小的身影消失在远方,父亲在站台上失魂落魄地站了很久。回到家时,我亲眼看到,这个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老兵,瘫坐在椅子上,放声痛哭。那哭声里,是穷途末路的绝望,是骨肉分离的剜心之痛,是一个父亲无力守护孩子的悲哀。
送走弟弟的那些年,日子依旧清苦,但一家人的心还紧紧靠在一起。后来,1978年,我跟着父母一同前往新疆生活。再后来,父亲得到平反,按离休政策落实了待遇,全家终于恢复了商品粮户口,姊妹几个也陆续走上了工作岗位:我直接被安排在新疆参加工作;妹妹王慧萍分配到粮食局上班;大弟弟王小平分到铁路系统工作;小弟弟王天平分配到市食品公司上班。唯独大哥,一直留在农村生活。
1991年我调回河南以后,大哥因为长期身处农村,看着姊妹们都有了稳定工作,心里一直闹情绪、想不通。念着手足亲情,我费心周旋,多方奔走,终于帮大哥安排进了奔月集团上班,让他也有了一份安稳的生计。
日子渐渐安稳下来,可那段送走弟弟的往事,却像一根刺,永远扎在我心上,每次想起都隐隐作痛。
第五章 送走的弟弟
有一件事始终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那就是关于我弟弟的,也是我们全家心中永远的痛。每当我想起这一幕,眼眶依旧会湿润。
1961年,我的大弟弟出生在新疆,他的到来本是全家的喜事,可没过多久,时代的风雨就打碎了这份安稳。1962年我们全家回河南老家时,他才一岁多,还是个襁褓里的孩子。那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父母实在无力拉扯五个孩子,万般无奈之下,才做出了那个撕心裂肺的决定——把年仅三岁的大弟弟,送给母亲在新疆的一位朋友抚养。
那是怎样的一种离别啊!送走的那天,母亲的那位朋友来接孩子。父亲强忍着泪水,亲自抱着年幼的弟弟,一路送到洛阳火车站。看着火车缓缓开动,载着那个小小的身影消失在远方,父亲在站台上失魂落魄地站了很久,仿佛连灵魂都跟着火车一起走了。
弟弟被送到了新疆乌尔禾和什托洛盖的那位阿姨家。那家人本来没有孩子,起初或许还有几分喜爱,但弟弟那时已经有了记忆,到了陌生环境,自然哭闹不止,根本不听话。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教育手段往往是简单粗暴的。阿姨越是管教不了,就越是动手打;弟弟越是挨打,就越是叛逆、逃跑。恶性循环之下,两人的关系变得剑拔弩张,弟弟的日子也越发难熬。
我至今还记得,四年后弟弟被接回来时的样子。因为长期遭受虐待,他头上被打破了好几处,有些地方甚至再也长不出头发,光秃秃的一片,像永远带着耻辱的印记。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XX时期,邻居们看不下去,举报了这位阿姨虐待儿童。群众对她进行了批斗,这让她更加迁怒于弟弟,偏执地认为是弟弟害了她。弟弟在新疆的那四年,是在恐惧和流浪中度过的,经常夜不归宿,躲在街头不敢回家,只因为害怕那无情的棍棒,害怕那个本应给他温暖的“家”。
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母亲才又千里迢迢赶去新疆,把他接回了河南老家。弟弟在新疆呆了整整四年。这四年,是父母心头滴血的四年,也是弟弟童年的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这段经历,让我们全家更加懂得团聚的不易,也让我从小就明白: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亲情有时候脆弱得像一张薄纸,风一吹就破;而生存,本身就是一场惨烈的挣扎,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万幸。
王建江
20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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