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江回忆录：第四章
—— 王屋山下的苦日子
我们家里一共姊妹五个，大哥1954年出生在上海，我是老二，老三是妹妹王慧萍，还有两个弟弟，老四王小平、老五王天平。我们都在新疆出生。我们的童年，大半都在王屋山的深山里熬着，那是一段刻进骨头里的苦日子——吃不饱、穿不暖，风餐露宿，连一口热饭、一件完整的衣裳都是奢望。
62年父亲在新疆反右时受到冲击。全家迁回河南老家，靠着双手盖起了一座破瓦房。那时候条件有限，房子的墙都是当地叫“安达雷”的干打垒：用木板搭好框架，中间填满黄土，再用石锤子一锤一锤夯实。这样的土墙挡不住风，整座房子四面透风，王屋山的冬天又冷得刺骨，寒风像刀子一样往屋里灌。我至今记得，我们全家老小挤在一张大通铺上睡觉，没有厚实的被褥，只能靠人与人紧贴着的体温取暖，才能熬过那些冻得人瑟瑟发抖的漫漫长夜。
那时家里的光景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极度困难，常常食不果腹，连嗷嗷待哺的孩子都养不活。面对五个张嘴要吃饭的孩子，父母实在无力支撑，万般无奈之下，做出了一个让他们痛悔一生的决定——将年仅三岁的大弟弟，送给母亲在新疆的一位朋友抚养。
送走弟弟的那天，母亲的那位朋友来接孩子。父亲强忍着泪水，亲自抱着年幼的弟弟，一路送到洛阳火车站。看着火车缓缓开动，载着那个小小的身影消失在远方，父亲在站台上失魂落魄地站了很久。回到家时，我亲眼看到，这个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老兵，瘫坐在椅子上，放声痛哭。那哭声里，是穷途末路的绝望，是骨肉分离的剜心之痛，是一个父亲无力守护孩子的悲哀。
送走弟弟的那些年，日子依旧清苦，但一家人的心还紧紧靠在一起。后来，1978年，我跟着父母一同前往新疆生活。再后来，父亲得到平反，按离休政策落实了待遇，全家终于恢复了商品粮户口，姊妹几个也陆续走上了工作岗位：我直接被安排在新疆参加工作；妹妹王慧萍分配到粮食局上班；大弟弟王小平分到铁路系统工作；小弟弟王天平分配到市食品公司上班。唯独大哥，一直留在农村生活。
1991年我调回河南以后，大哥因为长期身处农村，看着姊妹们都有了稳定工作，心里一直闹情绪、想不通。念着手足亲情，我费心周旋，多方奔走，终于帮大哥安排进了奔月集团上班，让他也有了一份安稳的生计。
日子渐渐安稳下来，可那段送走弟弟的往事，却像一根刺，永远扎在我心上，每次想起都隐隐作痛。
第五章 送走的弟弟
有一件事始终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那就是关于我弟弟的，也是我们全家心中永远的痛。每当我想起这一幕，眼眶依旧会湿润。
1961年，我的大弟弟出生在新疆，他的到来本是全家的喜事，可没过多久，时代的风雨就打碎了这份安稳。1962年我们全家回河南老家时，他才一岁多，还是个襁褓里的孩子。那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父母实在无力拉扯五个孩子，万般无奈之下，才做出了那个撕心裂肺的决定——把年仅三岁的大弟弟，送给母亲在新疆的一位朋友抚养。
那是怎样的一种离别啊！送走的那天，母亲的那位朋友来接孩子。父亲强忍着泪水，亲自抱着年幼的弟弟，一路送到洛阳火车站。看着火车缓缓开动，载着那个小小的身影消失在远方，父亲在站台上失魂落魄地站了很久，仿佛连灵魂都跟着火车一起走了。
弟弟被送到了新疆乌尔禾和什托洛盖的那位阿姨家。那家人本来没有孩子，起初或许还有几分喜爱，但弟弟那时已经有了记忆，到了陌生环境，自然哭闹不止，根本不听话。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教育手段往往是简单粗暴的。阿姨越是管教不了，就越是动手打；弟弟越是挨打，就越是叛逆、逃跑。恶性循环之下，两人的关系变得剑拔弩张，弟弟的日子也越发难熬。
我至今还记得，四年后弟弟被接回来时的样子。因为长期遭受虐待，他头上被打破了好几处，有些地方甚至再也长不出头发，光秃秃的一片，像永远带着耻辱的印记。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XX时期，邻居们看不下去，举报了这位阿姨虐待儿童。群众对她进行了批斗，这让她更加迁怒于弟弟，偏执地认为是弟弟害了她。弟弟在新疆的那四年，是在恐惧和流浪中度过的，经常夜不归宿，躲在街头不敢回家，只因为害怕那无情的棍棒，害怕那个本应给他温暖的“家”。
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母亲才又千里迢迢赶去新疆，把他接回了河南老家。弟弟在新疆呆了整整四年。这四年，是父母心头滴血的四年，也是弟弟童年的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这段经历，让我们全家更加懂得团聚的不易，也让我从小就明白：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亲情有时候脆弱得像一张薄纸，风一吹就破；而生存，本身就是一场惨烈的挣扎，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万幸。
王建江
20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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