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江自传

第一章：天山雪与黄河泥我出生在一个有着红色血脉的家庭。父亲王者明，1944年参加革命，1945年入党，是跟着部队一路从硝烟里打过来的老战士。1949年春，他响应党中央“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随军南下进驻福建，1952年调上海任日侨归国招待所的所长。

一年后调上海闸北区公安局工作。后来又在1955年奉命押解犯人远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农七师二十团扎根。我的母亲周虹，来自繁华的上海，1950年起就在上海市闸北区妇联工作。一个是福建来的南下干部，一个是黄浦江畔的进步青年，他们原本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却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交汇。

1956年12月，我王建江出生在遥远的新疆。然而，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1958年，反右运动开始，父亲受到了冲击；1962年，我们全家不得不离开新疆，回到了老家——河南省济源市下冶乡，一个坐落在太行与王屋山间的偏远山村。那年，我六岁。从边疆兵团回到中原腹地的小山村，落差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我们家姊妹五个，我是唯一的“异类”。

别的兄弟姐妹都健健康康，唯独我满身生疮，流脓淌水。除了脸蛋和手心，全身几乎没有一块好皮。那时候农村缺医少药，面对我这身烂疮，家里束手无策。最后只能买来一点高锰酸钾粉，兑成紫红色的药水。我就用棉花蘸着那刺鼻的药水，一遍遍擦拭自己溃烂的皮肤。那种钻心的疼，我至今记得。村里的乡亲们路过门口，看着我这副模样，毫不避讳地叹息：“哎呀，这娃子还能要吗？浑身害疮，怕是养不活喽。”这话，是我亲耳听到的。对于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这是比病痛更残酷的烙印。

整整两年，我就在这种自我疗伤的折磨中，硬生生挺了过来。如果说身体的痛苦还能忍受，那么饥饿，则是那个年代刻进骨子里的恐惧。刚回河南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苏联逼债，国内闹灾荒。我们从新疆带回来的口粮很快就见了底。那时候，国家实行定量供应，每个人一天只有7两粮食。别看这7两数字不小，里面却大有文章：只有5%是珍贵的小麦，15%是玉米，剩下80%全是难以下咽的高粱和红薯片子。就靠着这点“钢丝面”一样的口粮，我们要撑过一天。

胃里像被火烧一样，总是空落落的。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上学成了我最难熬的时光。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连个破凳子都拿不出来，只能站着听课。但比没凳子更让我羞愧的，是“讨饭”的记忆。每天早上起来是“天天读”，我和发小格格一起坐在教室里。别的同学书包里装着干粮，而我空空如也。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只好钻到桌子底下，爬来爬去，去问那些家里还有粮的同学讨馍馍吃。那一小块冷硬的馍馍，就是我一天的救命粮。除了饥饿，还有寒冷。秋天下雨，我没有鞋穿，光着脚踩在泥泞的土路上；到了冬天，大雪封山，我还是光着脚。脚后跟裂开的口子能塞进一颗黄豆，冻得通红肿胀，走路一瘸一拐。但我还得背着个柳条筐，手里攥着镰刀去上学。因为家里喂不起肉猪，只养了一头母猪。为了给母猪积攒饲料，我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都要像觅食的蚂蚁一样，四处搜寻野菜。篮子里装满了苦苦菜、灰灰菜，拿回家切碎了，拌上麦麸和玉米皮，这就是猪的口粮。从小学到初中，我的书包旁边永远挂着个篮子。

别人读书是为了“跳出农门”，我读书，首先是为了填饱肚子，为了让家里的猪能多下一窝崽。第二章：上海女人的山沟路写完我的童年，如果不写我的母亲周虹，这本传记就是不完整的。母亲是上海人，是喝着黄浦江水、在繁华都市长大的姑娘。1950年，她在上海闸北区妇联工作时，一定想象不到，十几年后她会站在河南济源的王屋山上，面对一贫如洗的家和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从一个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到连路都没有的深山沟，这种落差不是用语言能形容的。我还记得那是小学时候的一个春节，家里穷得叮当响，我和弟妹们衣不蔽体，脚上没有一双完整的鞋。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那天，她狠下心，决定回上海一趟，去找住在市区的五姨妈，讨要点旧衣服和鞋子，好让我们能勉强遮体过冬。母亲走了，家里只剩下父亲和我们几个半大孩子。那年春节，父亲独自在家操持。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过年有个死规矩：必须吃饺子。可家里连肉星子都没有，哪来的饺子馅？父亲犯了难。但他不想让我们失望，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用玉米面烫一烫，做成面皮。至于馅儿，是把地里刨出来的红萝卜、白萝卜切成丝，煮一煮，撒上一把盐，这就算是“饺子馅”了。

那是真正的“忆苦思甜”饺。一口咬下去，玉米面的粗糙颗粒刮着嗓子眼，萝卜馅寡淡无味，甚至带着一股生涩味。但那是过年，是我们家在那个冰天雪地里唯一的热乎气。父亲给我们一人盛了一大碗，我一口气吃了七个。那七个“饺子”，我吃得格外香，因为我饿了太久；但也吃得格外心酸，因为我知道，母亲不在家，她正在上海为了我们的几件破衣裳低声下气地求人。后来母亲回来了，带回了几件五姨妈给的旧衣服和几双旧布鞋。虽然衣服大了不合身，鞋子也磨脚，但那是我们那一整年最体面的装备。看着母亲风尘仆仆地从上海赶回，看着她那双原本细嫩的上海女人的手上多了几道山沟里才有的裂口，我突然明白了：在这个家里，父母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拼命托举着我们。

在王屋山的日子里，母亲受过太多苦。她听不懂当地的土话，吃不惯北方的粗粮，上厕所要去露天的旱厕，挑水要走几百米的山路。但为了让孩子们活下去，这个曾经在闸北区妇联工作的上海姑娘，学会了在灶台前烧火，学会了用搓衣板洗全家人的衣服，学会了在喂猪的时候，把那一点点珍贵的玉米面省下来留给生病的孩子。学会了纺棉花织布。第三章：书包与篮子日子虽然苦，但我心里有一盏灯，那就是读书。从我上小学一年级起，我就憋着一股劲儿。也许是小时候讨馍馍吃的屈辱让我明白，人活着不能只靠野菜和别人的施舍，还得靠自己的本事。在那些石头墩子、泥台子搭起来的教室里，我拼命读书。从一年级到初中毕业，我的成绩从来没有掉出过前三名。

1972年，我要上高中了。那时候在农村，上高中不是义务教育，而是选拔制。我们下冶乡的一个大队（村），总共只有四个上高中的名额。全村几十个孩子，谁去谁留，不仅要看成绩，还要看家庭成分。当时，我心里是很忐忑的。父亲虽然在1945年就入了党，但他毕竟是因为“反右”受到冲击才从新疆回来的，在村里的老观念里，我家属于“有问题”的人家。在那个讲究“根正苗红”的年代，这样的背景就像一道隐形的墙，随时可能把我的求学路堵死。公布名单的那天，我手心全是汗。

幸运的是，成绩是最好的通行证。村里和学校最终综合考虑，还是把我的名字写在了录取榜上。加上我，全村一共选送了四名学生。当我拿到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时，我深知它的分量。这不仅是一张上高中的资格证，更是我逃离大山、摆脱饥饿的第一步。如果不是凭着这张成绩单，我就算不被直接刷掉，也会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而在各种“结合”审查中被淘汰出局。从此，我的生活节奏更加紧张了。一边是繁重的学业，一边依然是家里的农活。初中时养成的习惯改不掉——去学校的路上，篮子挂在车把上，镰刀别在腰间，遇到野菜就顺手薅一把。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半工半读”，对我来说，这不是口号，而是生存。高中意味着要离开村子，去更远的地方住校。这对我来说，既是解脱，也是新的挑战。

离开家，意味着没人给我带干粮了，我要学会自己管理那点可怜的口粮；离开家，也意味着我终于可以暂时告别那双磨破脚后跟的草鞋，穿上母亲从上海要来的那双旧布鞋，走在更广阔的求学路上。第四章：煤油灯下的高中1972年，我考上了高中。这在当时的下冶乡，是一件大事。我们村总共才四个名额，我是其中之一。这意味着，我终于可以暂时放下背了十几年的柳条篮子和镰刀，离开那个连鞋都穿不上的小山村，去公社（乡镇）里住校了。但高中的大门，并没有为我铺上红地毯，反而是一座更大的考验场。如果说小学和初中的饥饿是“半饥半饱”，那么高中时代的饥饿，则是刻骨铭心的“生理本能”。这种饥饿感，从我记事起就如影随形。在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为了维持生计，家里养了7只鸡。

母亲有令：鸡可以多养，但下的蛋一个都不许吃，全部要卖掉换盐。那时候家里穷，连买盐的钱都没有。我还记得无数个这样的场景：母亲正在灶台前做饭，一摸盐罐子空了，就赶紧喊我：“建江，拿个鸡蛋，快跑到村里的小供销点换点粗盐回来，等着下锅呢！”那只鸡蛋，就是全家的“流动资金”。

到了高中住校，这种窘迫变本加厉。那时候学生上学，全凭家里带干粮。同宿舍的本村同学，背着一兜白面馍馍，够吃一个星期。而我，家里连玉米面都紧张。有时候母亲好不容易蒸出一锅玉米面馍馍，我还要省下几个留给弟弟妹妹，自己只能揣着几个最次的窝头去学校。我们的宿舍，是一间大房子，两排通铺。我只有一个破被子，下面垫的是直接从生产队里弄来的麦草。晚上睡觉，人家条件好的同学能有枕头，我没有。我的枕头，就是一块半截砖头，上面胡乱塞一把麦草，权当是枕头了。

夜里翻来覆去，砖头硌得脖子生疼，但为了省那点买枕头的钱，也只能忍着。学校食堂的饭，根本谈不上营养，纯粹是为了填肚子。一天三顿，基本都是玉米面糊糊（糊涂），有时候里面扔几片萝卜。那萝卜片质量极差，经常生虫，吃饭吃到一半，从嘴里吐出一条虫子，是常有的事。我们自嘲地说，这三顿饭是：“早上咸糊涂，中午糊涂（未完）

王建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