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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江自传
第一章:天山雪与黄河泥我出生在一个有着红色血脉的家庭。父亲王者明,1944年参加革命,1945年入党,是跟着部队一路从硝烟里打过来的老战士。1949年春,他响应党中央“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随军南下进驻福建,1952年调上海任日侨归国招待所的所长。
一年后调上海闸北区公安局工作。后来又在1955年奉命押解犯人远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农七师二十团扎根。我的母亲周虹,来自繁华的上海,1950年起就在上海市闸北区妇联工作。一个是福建来的南下干部,一个是黄浦江畔的进步青年,他们原本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却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交汇。
1956年12月,我王建江出生在遥远的新疆。然而,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1958年,反右运动开始,父亲受到了冲击;1962年,我们全家不得不离开新疆,回到了老家——河南省济源市下冶乡,一个坐落在太行与王屋山间的偏远山村。那年,我六岁。从边疆兵团回到中原腹地的小山村,落差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我们家姊妹五个,我是唯一的“异类”。
别的兄弟姐妹都健健康康,唯独我满身生疮,流脓淌水。除了脸蛋和手心,全身几乎没有一块好皮。那时候农村缺医少药,面对我这身烂疮,家里束手无策。最后只能买来一点高锰酸钾粉,兑成紫红色的药水。我就用棉花蘸着那刺鼻的药水,一遍遍擦拭自己溃烂的皮肤。那种钻心的疼,我至今记得。村里的乡亲们路过门口,看着我这副模样,毫不避讳地叹息:“哎呀,这娃子还能要吗?浑身害疮,怕是养不活喽。”这话,是我亲耳听到的。对于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这是比病痛更残酷的烙印。
整整两年,我就在这种自我疗伤的折磨中,硬生生挺了过来。如果说身体的痛苦还能忍受,那么饥饿,则是那个年代刻进骨子里的恐惧。刚回河南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苏联逼债,国内闹灾荒。我们从新疆带回来的口粮很快就见了底。那时候,国家实行定量供应,每个人一天只有7两粮食。别看这7两数字不小,里面却大有文章:只有5%是珍贵的小麦,15%是玉米,剩下80%全是难以下咽的高粱和红薯片子。就靠着这点“钢丝面”一样的口粮,我们要撑过一天。
胃里像被火烧一样,总是空落落的。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上学成了我最难熬的时光。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连个破凳子都拿不出来,只能站着听课。但比没凳子更让我羞愧的,是“讨饭”的记忆。每天早上起来是“天天读”,我和发小格格一起坐在教室里。别的同学书包里装着干粮,而我空空如也。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只好钻到桌子底下,爬来爬去,去问那些家里还有粮的同学讨馍馍吃。那一小块冷硬的馍馍,就是我一天的救命粮。除了饥饿,还有寒冷。秋天下雨,我没有鞋穿,光着脚踩在泥泞的土路上;到了冬天,大雪封山,我还是光着脚。脚后跟裂开的口子能塞进一颗黄豆,冻得通红肿胀,走路一瘸一拐。但我还得背着个柳条筐,手里攥着镰刀去上学。因为家里喂不起肉猪,只养了一头母猪。为了给母猪积攒饲料,我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都要像觅食的蚂蚁一样,四处搜寻野菜。篮子里装满了苦苦菜、灰灰菜,拿回家切碎了,拌上麦麸和玉米皮,这就是猪的口粮。从小学到初中,我的书包旁边永远挂着个篮子。
别人读书是为了“跳出农门”,我读书,首先是为了填饱肚子,为了让家里的猪能多下一窝崽。第二章:上海女人的山沟路写完我的童年,如果不写我的母亲周虹,这本传记就是不完整的。母亲是上海人,是喝着黄浦江水、在繁华都市长大的姑娘。1950年,她在上海闸北区妇联工作时,一定想象不到,十几年后她会站在河南济源的王屋山上,面对一贫如洗的家和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从一个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到连路都没有的深山沟,这种落差不是用语言能形容的。我还记得那是小学时候的一个春节,家里穷得叮当响,我和弟妹们衣不蔽体,脚上没有一双完整的鞋。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那天,她狠下心,决定回上海一趟,去找住在市区的五姨妈,讨要点旧衣服和鞋子,好让我们能勉强遮体过冬。母亲走了,家里只剩下父亲和我们几个半大孩子。那年春节,父亲独自在家操持。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过年有个死规矩:必须吃饺子。可家里连肉星子都没有,哪来的饺子馅?父亲犯了难。但他不想让我们失望,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用玉米面烫一烫,做成面皮。至于馅儿,是把地里刨出来的红萝卜、白萝卜切成丝,煮一煮,撒上一把盐,这就算是“饺子馅”了。
那是真正的“忆苦思甜”饺。一口咬下去,玉米面的粗糙颗粒刮着嗓子眼,萝卜馅寡淡无味,甚至带着一股生涩味。但那是过年,是我们家在那个冰天雪地里唯一的热乎气。父亲给我们一人盛了一大碗,我一口气吃了七个。那七个“饺子”,我吃得格外香,因为我饿了太久;但也吃得格外心酸,因为我知道,母亲不在家,她正在上海为了我们的几件破衣裳低声下气地求人。后来母亲回来了,带回了几件五姨妈给的旧衣服和几双旧布鞋。虽然衣服大了不合身,鞋子也磨脚,但那是我们那一整年最体面的装备。看着母亲风尘仆仆地从上海赶回,看着她那双原本细嫩的上海女人的手上多了几道山沟里才有的裂口,我突然明白了:在这个家里,父母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拼命托举着我们。
在王屋山的日子里,母亲受过太多苦。她听不懂当地的土话,吃不惯北方的粗粮,上厕所要去露天的旱厕,挑水要走几百米的山路。但为了让孩子们活下去,这个曾经在闸北区妇联工作的上海姑娘,学会了在灶台前烧火,学会了用搓衣板洗全家人的衣服,学会了在喂猪的时候,把那一点点珍贵的玉米面省下来留给生病的孩子。学会了纺棉花织布。第三章:书包与篮子日子虽然苦,但我心里有一盏灯,那就是读书。从我上小学一年级起,我就憋着一股劲儿。也许是小时候讨馍馍吃的屈辱让我明白,人活着不能只靠野菜和别人的施舍,还得靠自己的本事。在那些石头墩子、泥台子搭起来的教室里,我拼命读书。从一年级到初中毕业,我的成绩从来没有掉出过前三名。
1972年,我要上高中了。那时候在农村,上高中不是义务教育,而是选拔制。我们下冶乡的一个大队(村),总共只有四个上高中的名额。全村几十个孩子,谁去谁留,不仅要看成绩,还要看家庭成分。当时,我心里是很忐忑的。父亲虽然在1945年就入了党,但他毕竟是因为“反右”受到冲击才从新疆回来的,在村里的老观念里,我家属于“有问题”的人家。在那个讲究“根正苗红”的年代,这样的背景就像一道隐形的墙,随时可能把我的求学路堵死。公布名单的那天,我手心全是汗。
幸运的是,成绩是最好的通行证。村里和学校最终综合考虑,还是把我的名字写在了录取榜上。加上我,全村一共选送了四名学生。当我拿到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时,我深知它的分量。这不仅是一张上高中的资格证,更是我逃离大山、摆脱饥饿的第一步。如果不是凭着这张成绩单,我就算不被直接刷掉,也会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而在各种“结合”审查中被淘汰出局。从此,我的生活节奏更加紧张了。一边是繁重的学业,一边依然是家里的农活。初中时养成的习惯改不掉——去学校的路上,篮子挂在车把上,镰刀别在腰间,遇到野菜就顺手薅一把。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半工半读”,对我来说,这不是口号,而是生存。高中意味着要离开村子,去更远的地方住校。这对我来说,既是解脱,也是新的挑战。
离开家,意味着没人给我带干粮了,我要学会自己管理那点可怜的口粮;离开家,也意味着我终于可以暂时告别那双磨破脚后跟的草鞋,穿上母亲从上海要来的那双旧布鞋,走在更广阔的求学路上。第四章:煤油灯下的高中1972年,我考上了高中。这在当时的下冶乡,是一件大事。我们村总共才四个名额,我是其中之一。这意味着,我终于可以暂时放下背了十几年的柳条篮子和镰刀,离开那个连鞋都穿不上的小山村,去公社(乡镇)里住校了。但高中的大门,并没有为我铺上红地毯,反而是一座更大的考验场。如果说小学和初中的饥饿是“半饥半饱”,那么高中时代的饥饿,则是刻骨铭心的“生理本能”。这种饥饿感,从我记事起就如影随形。在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为了维持生计,家里养了7只鸡。
母亲有令:鸡可以多养,但下的蛋一个都不许吃,全部要卖掉换盐。那时候家里穷,连买盐的钱都没有。我还记得无数个这样的场景:母亲正在灶台前做饭,一摸盐罐子空了,就赶紧喊我:“建江,拿个鸡蛋,快跑到村里的小供销点换点粗盐回来,等着下锅呢!”那只鸡蛋,就是全家的“流动资金”。
到了高中住校,这种窘迫变本加厉。那时候学生上学,全凭家里带干粮。同宿舍的本村同学,背着一兜白面馍馍,够吃一个星期。而我,家里连玉米面都紧张。有时候母亲好不容易蒸出一锅玉米面馍馍,我还要省下几个留给弟弟妹妹,自己只能揣着几个最次的窝头去学校。我们的宿舍,是一间大房子,两排通铺。我只有一个破被子,下面垫的是直接从生产队里弄来的麦草。晚上睡觉,人家条件好的同学能有枕头,我没有。我的枕头,就是一块半截砖头,上面胡乱塞一把麦草,权当是枕头了。
夜里翻来覆去,砖头硌得脖子生疼,但为了省那点买枕头的钱,也只能忍着。学校食堂的饭,根本谈不上营养,纯粹是为了填肚子。一天三顿,基本都是玉米面糊糊(糊涂),有时候里面扔几片萝卜。那萝卜片质量极差,经常生虫,吃饭吃到一半,从嘴里吐出一条虫子,是常有的事。我们自嘲地说,这三顿饭是:“早上咸糊涂,中午糊涂(未完)
王建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