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江自传2接续

长期的营养不良，让我在课堂上经常感到眩晕。脑子里像是有一团棉花，嗡嗡作响。实在饿得心慌、头晕眼花撑不住的时候，我就借口上厕所，或者假装头疼，跑回宿舍躺几分钟，缓过这口气，再挣扎着跑去上课。比饥饿更难堪的，是贫穷带来的“特殊化”。

学校要求统一使用大号作业本，但我买不起。家里连买盐的钱都靠鸡蛋换，哪有钱买昂贵的作业本？我只能用那种最便宜的小作业本写字。交作业时，我的本子比别人小一圈，显得特别另类。这种“另类”，最终引发了一场风波。班主任注意到了我的特殊情况，他没有私下问我原因，而是在一次班会上，把我的作业本拿出来作为典型案例。那天，全班同学围坐在一起，讨论的议题竟然是——“人是谁的人？”我当时吓得脸色惨白，以为又要搞政治批判。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班的劳动班长崔怀军站起来发言，他是个老实人，大概也没理解老师的意思，脱口而出说：“人是父母制造的人”。全班哄堂大笑。老师当场批评崔怀军：“你这是给这次思想运动泼凉水！”那一刻，我恨不得钻进地缝里。但我反而释然了，反正就是一个“穷”字，穷得连尊严都顾不上了。我当时心里甚至产生了一丝破罐子破摔的念头：开除就开除吧，反正日子这么难过，我也快撑不下去了。就是在这样一种“混”的心态下，我在饥饿与屈辱中，硬撑完了高中两年。虽然身体虚弱，虽然被当成反面教材，但我心里那股“不甘心”的劲儿还没灭。

我知道，一旦被学校开除，我就真的要回农村，像父辈一样，守着那7只下蛋的鸡和空空的盐罐子过一辈子了。第五章：送走的弟弟写完我自己的苦难，有一件事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那是关于我弟弟的，也是我们全家心中永远的痛。每当我想起这一幕，眼眶依旧会湿润。

1961年，我的大弟弟出生在新疆。1958年新疆反右时父亲受冲击。1962年被迫无奈。我们全家回到河南老家。那时的生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极度困难，食不果腹。面对嗷嗷待哺的几个孩子，父母实在无力支撑。万般无奈之下，父母做出了一个撕心裂肺的决定：将年仅三岁的大弟弟，送给妈妈在新疆的一位朋友抚养。那是怎样的一种离别啊！送走的那天，妈妈那位朋友来接孩子。

父亲强忍着泪水，亲自抱着年幼的弟弟，一路送到洛阳火车站。看着火车缓缓开动，载着那个小小的身影消失在远方，父亲在站台上失魂落魄地站了很久。父亲回到家时，我亲眼看到，这个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老兵，瘫坐在椅子上，放声痛哭。

那是父母的无奈，是穷途末路下的生离死别。弟弟被送到了新疆乌尔禾和什托洛盖的那位阿姨家。那家人本来没有孩子，起初或许还有几分喜爱，但弟弟那时已经有了记忆，到了陌生环境，自然哭闹不止，根本不听话。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教育手段往往是简单粗暴的。阿姨越是管教不了，就越是动手打。弟弟越是挨打，就越是叛逆、逃跑。恶性循环之下，关系变得剑拔弩张。我至今还记得，四年后弟弟被接回来时的样子。因为长期遭受虐待，他头上被打破了好几处，有些地方甚至再也长不出头发，光秃秃的一片。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文革时期，邻居们看不下去，举报了这位阿姨虐待儿童。群众对她进行了批斗，这让她更加迁怒于弟弟，认为是弟弟害了她。弟弟在新疆的那四年，是在恐惧和流浪中度过的，经常夜不归宿，躲在街头不敢回家，只因为害怕那无情的棍棒。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母亲才又千里迢迢赶去新疆，把他接回了河南老家。

弟弟在新疆呆了整整四年。这四年，是父母心头滴血的四年，也是弟弟童年的一场噩梦。这段经历，让我们全家更加懂得团聚的不易，也让我从小就明白：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亲情有时候脆弱得像一张纸，而生存，本身就是一场惨烈的搏斗。第六章：1974年的春天1974年的春天，是我高中毕业的日子，可那一年并没有多少青春的喜悦。正赶上“反击右倾翻案风”，学校里全是黄帅“反潮流”的喧嚣，大字报贴得满墙都是，同学们都被动员起来“闹革命”。

可我心里清楚得很，这一切和我没关系。我看着那些喊口号的人，觉得挺可笑：闹什么闹？能闹出个工作来，还是能闹个临时工？上学的时代彻底完了，意味着我就要回农村，回到那个我从小在苦水里泡大的地方。拿着毕业证回家的时候，我心里灰心得很。当时的农村还是大伙在一起挣工分，日子苦得不行。我的手特别不争气，每到夏天，十个手指头全都裂口子，大概是生活条件差、缺维生素吧。在地里担麦子的时候，麦茬扎到手上，钻心地疼。就这么苦苦熬了半年多，妈妈回上海找到了舅舅，想帮我找个修理汽车的活，学门手艺。

只要有地方要就行。去上海的时候，我身上没件像样的衣服，妈妈就从上海寄了两套棉软料子的，一套灰的，一套蓝的。我挑了一套蓝色的穿上，就觉得自己已经很体面了。可等我下了火车，站在熙熙攘攘的上海站台，我才意识到，自己跟这座城市有多格格不入。那身蓝衣服，颜色沉、款式老，加上我在农村晒了一夏天，皮肤黑得发亮，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个五十多岁的乡下老头。

后来在弄堂里，几个小姑娘捂着嘴笑话我，说：“这个人怎么老成这样？”——她们哪知道，那年我才十八岁。后来见到妈妈，她第一眼看到我，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眼里就有点发酸。她拉着我的手，低声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记一辈子的话：“儿啊，早知道你在上海穿成这样，我就让你穿那套灰色的了。那套灰的，起码看着精神点。”我当时没说话，只是心里一阵发酸。那不是简单的后悔，而是一种更深的无奈——我从小在苦日子里长大，哪懂得什么“穿得体面”？在我眼里，只要干净、耐穿、不露肉，就已经很好了。可在上海，在妈妈眼里，我却像个走错时空的人。

<出了火车站以后，有个老头看我是从乡下来的，问我到哪里去，管我要了一包“飞马牌”香烟说给我带路，我当时也没联络工具，就答应了，结果直接奔到了大姨妈那里。等妈妈赶到火车站没接到我，后来又找到大姨妈家。那时候我寄住在姨妈家，吃住都是人家的，心里既感激又不安。后来舅舅介绍我到上海机电二局的一个运输公司学修理汽车。

我学得非常勤奋，自己买了一本书，白天动手，晚上对着书本温习，加深记忆。当时小外公（或师傅）看我学了两个月，就拷问我对汽车修理技术的掌握情况，我答上来后，他说我进步很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一点不假。也正是这种落差，让我在上海学修车的时候，比谁都更拼命——我想用技术、用本事，把那种“土气”一点点磨掉，让自己真正配得上这座城市。可命运还是把我拽了回来。

从上海回到河南老家，在县里通往家里的客车上，快到家门口下车时，小弟弟高兴地跑去迎接我。可一进家门，看到家里的状况，我忍不住嚎啕大哭了一场。当时的思想极其复杂，上海和我的家简直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这种落差简直没法想象。我在75年前很少吃过白面馍，还是上高中时，有个好同学的父亲在焦厂上班，隔三差五能给我吃个白面馍。回家后正好赶上我们一个大队分成三个大队，我被乡里推举为其中一个大队的民兵连长。当年领着工程建小型水池，那是国家号召的抗旱蓄水池，便于农民浇地，我曾领着农民在村里建了三个。

1976年毛主席逝世，我领着民兵昼夜站岗巡逻，当时发的都有枪支，有冲锋枪、五三式步骑枪、七九式步枪，那时候心里特别有责任感。这段经历，也为从毕业→回农村→去上海→穿衣的尴尬→学修车→又回到河南→当民兵连长→1976年。第七章：转折与奔赴（1976-1978）1978年，村里来了整党工作组，组长是县种子公司的经理，一驻就是三个月。

那会儿村里三个主要领导——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民兵连长，我本是民兵连长，可整党结束，奇了怪了，把我调成了大队治保主任。当时心里真不是滋味，甚至有些心灰意冷。后来我自己也想通了原因：父亲当年从新疆被逼回到老家，文XX没少受冲击，经常挨批斗。我妈性子直，曾为了这事找管理区书记理论，还发生了争执。这笔旧账，估计就在这次的整党中算到了我头上，把我的位置给调整了。

不过现在回头看，那或许叫“因祸得福”。就在同一年，中共XX下达了1978年55号文件，“地富反坏右”一风吹，全部彻底平反。我赶紧随父母一起千里迢迢赶到新疆兵团农七师，为父亲的问题申诉平反。好在老革命的成绩组织是认的，父亲顺利平反，办理了离休。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农七师党委直接下了文件，将我安排在129团工作。

1976年到1978年这几年的心血和曲折，一下子因为国家的拨乱反正，把我从河南的农村带向了新疆的广袤天地。这不仅是工作地点的变动，更是我命运真正的转折。

王建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