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为什么都歌颂伍子胥,而不说他是叛国
贠汝信2009年收集历史典集、2018年端午节修定稿于泉城山东大学
历史学家对伍子胥的评价并非简单“歌颂,”或“指责”,而是基于特定历史背景和价值观进行综合考量,查找了有关资料,历史学者考证,中华伍子胥优秀文化研究会研究,他们的观点是以下主要原因:
一丶春秋战国时期,刚开始在周朝的大旗下,国家很多,国与国战争不断,有春秋无义战之说。对爱国不爱国的标准和今天的观念完全不同,所以历史典籍总是在肯定伍子胥,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是褒奖伍子胥。
先哲墨子曰:伍子胥者天下之圣人也!
二丶他对楚国的贡献,帮扶楚平王之孙白公胜,扶佐楚昭王,消除楚平王腐败低糜之风,使楚国成战国七雄,楚昭王登录春秋战国五霸霸主,強吴兴楚,伍子胥的功勋,彪炳历史,永垂干古?
三、孝道高于忠君的伦理观念在春秋时期,宗法制度下家族血缘关系至关重要,孝道被视为高于对君主的忠诚。《礼记·曲礼》明确记载“父之仇,弗与共戴天”,父亲被冤杀,儿子复仇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孝行。伍子胥为父兄报仇,符合当时社会普遍认可的伦理准则,因此其行为在道德上具有正当性,而非单纯的“叛国”。
四、楚平王的失德与暴政楚平王听信谗臣费无忌,冤杀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和兄长伍尚,牵联伍氏家族几百口人,违背了君臣伦理和正义原则。伍子胥的复仇行为被视为对暴政的反抗,而非无端的背叛。当时社会认为,若君主失德,臣子有权采取行动维护正义,这进一步强化了其行为的道德合理性。
五、春秋时期国家观念的模糊性春秋时期尚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诸侯国之间更多是权力争夺和利益博弈,而非严格的“国与国”关系。伍子胥投奔吴国并助其伐楚,被视为华夏内部权力更迭的一部分,而非“叛国投敌”。当时“楚材晋用”现象普遍,士人跨诸侯国任职并不被视为道德污点。
六、司马迁的叙事与历史评价
司马迁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将伍子胥塑造成“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的“烈丈夫”,强调其忍辱负重、矢志复仇的精神。这种叙事强化了伍子胥的正面形象,淡化了他“引外兵伐母国”的道德争议,对后世历史学家评价产生了深远影响。
七、民间传说与文化记忆的塑造伍子胥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被赋予“一夜白头”“掘墓鞭尸”等传奇情节,突出了其坚韧和快意恩仇的性格,使公众更易同情其遭遇。民间祭祀和纪念活动(如江浙一带,端午节祭奠伍子胥等部分习俗)也进一步巩固了其正面形象。
综上,历史学家并非忽视伍子胥行为的复杂性,而是基于春秋时期的伦理观念、政治背景和文化语境,认为其行为在当时的道德框架下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因此未将其简单定义为“叛国”而大量歌颂伍子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