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星-陈颂英》

陈颂英是贵州省知名的新闻专家、高级编辑及文艺评论家，曾任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

‌资深媒体人‌：从事新闻工作45年，1971年调入贵州电台，历任记者、编辑、部门主任，1987年起担任副台长 。

‌省级专家‌：被评为‌贵州省首批省管专家‌、全国第五届“百优”新闻工作者（或称“百佳”） 。

‌特约评论员‌：担任《贵州日报》特约评论员，退休后受聘为省委宣传部新闻阅评员、网络评论员 。‌‌

‌新闻策划与指导‌：曾参与指导《新路边行》等脱贫攻坚系列报道，该系列获得广泛关注 。

‌文艺评论与统筹‌：

担任大型情景交响合唱《遵义会议组歌》的文学统筹 。

对黔剧《天渠》、《腊梅迎香》及话剧《雄关漫道》等有深入评论，肯定其艺术价值与社会意义 。

撰写纪录片《这，就是贵州》的深度评论，分析其国际传播价值 。

‌教育公益‌：虽已退休多年，仍积极参与校园文化活动，如2025年12月在贵阳为明学校举办《新闻是我们的朋友》讲座，指导学生新闻写作 。‌‌

陈颂英在贵州新闻界和文艺界具有较高声望，长期致力于贵州故事的讲述与正面形象的传播。

陈颂英老师曰：

2 0 2 1年，秦仁智先生撰写文章，中心思想是贵阳发现<永乐大典>正本，曾经引起轰动，至今依然留存影响。

今天是端午节，祥瑞之日又引起研讨。

可见仁智兄弟的一片热忱之心，值得点赞！

小时候听老人说解放前与解放后，长大后听大人说文  革前与文  革后，成年后听人又说改革前与改革后，现在人又说疫情前与疫情后。

历经沧桑的浪漫更觉世态的感慨。

过去听人常讲30年河东30年河西似乎只是闲话而已，现在仔细想想看确是相当经典。

请看现实：

30年前拿到文凭可能就改变命运，30年后拿到文凭可能还只是个送外卖的。

30年前临建草屋里也能娶上媳妇，30年后有车有房也不一定能找到女朋友。

30年前村里有台电视机全村人都跑去看，30年后家家都有电视机却放着没人看了。

30年前媳妇侍候婆婆，30年后婆婆侍候媳妇。

30年前生孩子罚款还偷着生，30年后生孩子给奖励还没人生了。

30年前一人赚钱养活全家，30年后全家赚钱养活一个娃。

30年前吃粗粮叫穷，30年后吃粗粮叫养生。

30年前穿破洞戓补丁衣服是因为家里穷，30年后化钱买破洞衣服说是因为酷。

30年前因吃不饱而发愁，30年后却想方设法的少吃点是为了瘦。

30年前找不到几个戴眼镜的，30年后找不到几个不戴眼镜的，好不容易找到几个不戴眼镜的一问还是戴隐形的。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由来吗？

 2021年11月20日，渐渐入冬的贵阳天气阴冷，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热烈社会氛围还没有退去。我沿着贵阳市中华北路走过“九门四阁”之一的六广门西南侧，一片正在施工的场区内，一座残破的民国老建筑孤零零地矗立在杂乱的工地之中。黑白斑驳的墙体露出砖头，屋顶瓦片残缺，露出一个个黑洞，残留在墙壁上的塑料片在寒风中摇曳。

毛公馆实拍（2021年）

      这就是毛公馆——贵阳“五大民国建筑”之一，因行将倒塌，已成重危之势，在周围中华北林立的高楼与轰鸣的施工机械包围下显得那样格格不入。

      那一刻，作为省党史学教宣讲员，站在风中的我心里极其沉重。在厦门求学，后又经国侨办外派多国从事文化相关工作，认真了解并深入感受过闽南文化、南洋文化、救亡峥嵘、侨团乡愁，我深知家乡贵州和生活的这座城市贵阳在建制文史和有形遗存方面远不及北上广，也常被外界误认为欠缺历史文化底蕴——“远在要荒”“蛮夷之地”“文化石漠”“三言两语”，这种偏见误读除了发生在凡夫江湖，还切实发生在未名湖畔的学术殿堂中、国学大师身上。有色眼镜一戴，歧视性话语就太多了，因此可以说没有谁比贵人们更加深知——没有任何理由去浪费一处可以带来文化自信的文物古迹。

      这座建于1926年至1930年间的中西结合的民国建筑，是时任贵州省主席毛光翔的官邸，老贵阳人习惯这样称呼它——毛公馆。然而，它承载的历史文化和城市记忆远不止于此。

     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携宋美龄乘坐专机飞抵贵阳，坐镇毛公馆，亲自指挥对长征中央红军的围堵，将这里作为行营。3月下旬至4月上旬，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后毛主席指挥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兵临贵阳，吓得蒋介石紧急调遣滇军孙渡部驰援贵阳。一时云南空虚，中央红军日行军60公里左右，迅速穿越黔西南，进入云南，渡过金沙江，胜利实现冲出重围、北渡长江的战略目标。兵临贵阳，与四渡赤水相互支撑，也是毛主席军事指挥艺术的浓墨一笔。因此，毛公馆也是百年党史重要的映衬史书。

       两年后，淞沪会战爆发，日寇在中华大地上狂轰滥炸，故宫博物院等单位19557箱文物南迁，其中南线最重要、最珍贵的精品运到贵阳后，最初就存放在毛公馆的厢楼中。这些文物中，就包括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宋徽宗的《腊梅山禽》、赵孟頫的《鹊华秋色》等“国宝中的国宝”。

      “一国之文化沦亡，则此国真亡矣。一国之历史沦亡，则此国真亡矣。”作为故国招魂续命的大作，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十四载抗日战争艰苦到最窒息、绝望的时期创作出《国史大纲》，他在引论中说：“国人值此创巨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翻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揪然而悲，奋然而起。”

       “任何一个国家的知识在水平线上的国民，都应该对本国的历史略有所知”，《国史大纲》开篇起笔如是说。在全民族团结救亡、抗日图存的峥嵘岁月里，贵阳毛公馆保全了记述民族来时路的文物文献。这批国宝在贵阳存放近一年，后来转移至安顺华严洞，谱写了世界文物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行程最长的文物迁徙传奇。

      毛公馆既是军阀混战的政军舞台、蒋介石指挥围堵中央红军的前线指挥部，又是护佑中华国宝的大后方“文物仓库”，还是一部贵州现代史的立体史书。

      可是这样一座承载着厚重在地文化的历史建筑，当时却年久失修、破损不堪，与旁边即将建设的群众健身活动中心形成鲜明对比——如果不发声，它或行将消失。联想到另一贵阳五大民国建筑“寿椿别墅”在十多年前的命运，这就更让人忧心。

       我铺纸提笔，向《贵阳晚报》和《贵州都市报》写下了一封1000余字的长信，利用熟悉两报的便利，向编辑部投递了这封承载一位市民一片热心和责任的信。

   信中，我陈述了毛公馆不可替代的文物价值与社会责任，希望媒体能够介入报道，唤起社会关注。我写道：毛公馆的修缮保护迫在眉睫，它的存在，是一座城市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

       令我欣慰的是，两报和两报的记者和编辑同志们有着比我更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收到我的信后，表示很感动很赞同，认为这是好事大事急事，迅速“知行合一”，深入现场，广泛采访了贵阳、贵州文史学者、市民群众和相关主管部门，对毛公馆的前世今生开展了系统地调查和采写。

       诚担主流媒体社会责任的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不仅是关于一栋老建筑的新闻，更是关于一座脚下这座城市如何对待历史自觉的大命题。

       2021年12月8日清晨，我翻开《贵阳晚报》《贵州都市报》，整版报道映入眼帘。标题醒目而凝重——“贵阳‘毛公馆’往事”，核心提示写道：“历经90余年，如今风烛残年。12月8日，关于贵阳‘毛公馆’修缮的呼吁，再次勾起‘老贵阳’记忆。”

      报道从民国黔系“军阀内斗”、中央红军长征、兵临贵阳、抗战文物南迁四个历史维度详尽勾勒了毛公馆的厚重过往，将我的呼吁原原本本地记录了下来：“在文史底蕴和遗存上，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远不及北上广那么丰富，更没理由去忽视、浪费展示任何一处可以带来文化自信的文物古迹。”

      两报还以细节白描了毛公馆当时的衰败景象——“黑白斑驳的墙体露出砖头，屋顶瓦片残缺露出黑洞，在风中摇曳”。

      次日——12月9日，《贵阳晚报》《贵州都市报》又以连续第二个整版的规格，深入报道了毛公馆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多重身份，从“军阀官邸”到“蒋介石行营”，从“故宫文物南迁暂存点”到后来的“机关驻地和员工宿舍”。

      省城两家主流报社两个整版、连续两天刊出，图文并茂，层层递进，将毛公馆的历史价值与濒危现状完整呈现给社会公众。

       两份报纸的连续报道迅速引发强烈反响，市民群众纷纷表达惋惜与期待之声。媒体的持续追踪报道和全社会的关注，最终推动这一文物保护快速得以推进，仅仅三个月后，修缮工作全面正式启动。

      2025年，当我再次站在中华北路上，眼前的这一幕让我心潮澎湃。毛公馆历经三年多的精心修缮，已经基本完工。青砖青瓦，宽走廊，大圆拱门，五彩玻璃窗，木质扶手和地板，毛公馆以“修旧如旧”的崭新面貌重新矗立，恢复了当年的典雅气度。

      按照“修旧还旧”的要求，修复工作从细节处着力，严格遵循历史原貌，保留了建筑的传统风貌。

      更为振奋人心的是，2026年年初，贵阳历史城垣步道西北环线全新亮相，将贡院、玉皇阁、毛公馆、抗战门、六广门等重要历史文化点位“串珠成链”。毛公馆不再是一座孤独的老建筑，而是承载着以边地共生民生系文化为特质的老贵阳城市记忆，成为“中国数谷”科技贵阳的文化地标，向市民和游客展示着“九门四阁”“红色圣地”的厚重贵州故事。

      回想2021年那个冬天，我站在寒风中的六广门，望着破败的毛公馆，内心充满忧虑。是《贵阳晚报》和《贵州都市报》以连续两个整版的深入报道，为保护这座不可复制的民国建筑赢得了时间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两报的整版报道，让毛公馆以一种震撼的版面语言，将这座建筑所承载的历史价值烙印在公众的意识之中。今天，毛公馆的回归，既是一座建筑的重生，更是一次贵州在地文化自知自信的实践。

       文化是激发民族智慧的星火，文化是民族前行的动力，文化是开创未来的希望。为深入践行“四个自信”，认真落实“文化自信”，破解“山水贵州众已知，人文贵州世未识”，推动“贵人之贵，贵在知贵”，助力贵州四大文化工程建设，2024年，我和省农业农村厅机关党委原副书记、二级巡视员郑传楼书记共同提出《关于在贵阳建设黔贤馆以弘扬贵州历史文化提升黔人文化自信的提案》，被民盟贵州省委选用为“党派提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贵州省委员会会议。省委统战部门主办了这一提案，贵州历史黔贤馆得以建设，历史自觉有了有力载体，在地文化自知自信有了传播平台。

      2026年，站在修缮一新的毛公馆前，我深知，这件事最大的力量不在于一个人或两家报社，而在于一种发自内心的文化自觉。黔地、贵人苦于文史不彰久矣！

      五年前，两报和记者编辑们用五百年前圣人阳明先生龙场悟道赋予这座城市的良知良能和城市精神“知行合一”，唤醒市民大众、贵人群体与主流媒体共同托举文化觉醒、文化自觉力量，这既是推动文物保护的力量，更是延续一座城市历史命脉、为后世留存文化根脉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