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我的读史之路
张兴源
我并非一个生来就与史书有缘的人。老实说，延安的黄土，那干燥而醇厚的气息，早已浸入我的肺腑，成为我呼吸的节律。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人，最先阅读的，是山梁的起伏，是河流的走向，是窑洞里老人们口中代代相传的掌故与歌谣。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一种更深沉的渴望在我心中萌生了——我不满足于只活在当下的黄土与山风里，我想知道，这脚下的土地，在一千年、两千年乃至于几千年、几万年前，是什么模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的悲欢、他们的挣扎、他们的荣光与屈辱，又是怎样的一番图景。
于是，便有了这一条漫长的读史之路。屈指算来，从少年时代在昏黄的油灯下第一次翻开《史记》的残本，到如今两鬓染霜而手不释卷，这条路，我已经走了将近半个世纪。
一
我的读史，始于“前四史”。
那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在志丹县张渠公社城台村的一户农家长大。日子是清苦的，书籍是稀罕物。我第一次见到戴有《史记》篇章的书籍，是在我家藏窑里的那堆旧课本中。后来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一本纸质发黄、书角卷起的残本，封面上“史记”二字已经漫漶不清。我至今记得翻开书页时那一瞬间的震颤——那是一种被雷电击中般的感觉。我读到的第一篇，是《项羽本纪》。“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那文字简练得如同刀劈斧砍，却又有着雷霆万钧的力量。我从未想过，两千多年前的一个人，可以用如此简短的语言，被写得活生生地站在你面前。
就是从那一刻起，我知道，我这一生，怕是离不开这些书了。
那时的条件，自然不允许我系统地阅读整部《史记》。于是我便读王伯祥先生校注的《史记选》。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许多段落都能背诵。《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廉颇蔺相如列传》《刺客列传》——这些篇目，我是在油灯下、在田间地头的休息时分、在放羊的山坡上，一字一句地啃下来的。太史公的文字有一种奇特的魔力，它简峻，却又丰沛；它克制，却又炽烈。写垓下之围，不过寥寥数语，而那“时不利兮骓不逝”的苍凉，却穿透了两千年的时光，直抵人心。
后来，我有机会读到整部的《史记》以及《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班固的文字比司马迁更为典雅规整，却少了几分太史公那种沛然莫之能御的生命力。范晔的《后汉书》好在论赞，那些“论曰”后面的文字，往往比正文更见光彩。至于陈寿的《三国志》，简练是简练了，却也简练得有些干枯——幸好有裴松之的注，那注文汪洋恣肆，引书一百五十余种，将一本干枯的正史浇灌得枝繁叶茂。
青年前期读“前四史”，于我而言，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愿，成为我此后治学为文的最高理想。我常想，一个人写文章，若没有这样一种贯通古今的胸襟，文字再华美，终究是浮萍无根。而“前四史”给我的，正是这样一种根——它扎在华夏文明最深厚的地层里，让我无论写什么，都自觉不自觉地想要追问一句：这事，放在历史的纵深里，该怎么看？
二
读完“前四史”，我的胃口被撑大了。我开始系统地搜罗“二十四史”中的其余各史。
这实在是一个极其浩大的工程。从《晋书》到《明史》，再加上《清史稿》，二十余部史书，每一部都是皇皇巨著。我没有能力一次性买齐（现在已经全部购齐），只能一本一本地积攒——在延安的旧书摊上淘，托去省城的朋友捎，后来做了记者，每到一个城市，第一件事便是逛书店和旧书市场。
读这些史书，与读“前四史”的感受是不同的。“前四史”是私修史书，带着强烈的个人情感与史识；而此后的正史，多为官修，体例虽然更加完备，字里行间的那股“气”却弱了许多。尤其是《宋史》《辽史》《金史》这三史，成书比较仓促，重复舛误之处甚多，读起来颇费力气。
然而，费力有费力的好处。读《宋史》，你才能理解为什么北宋积贫积弱而文化极盛，为什么一个拥有苏轼、欧阳修、王安石的伟大时代，却屡屡败于北方的游牧民族。读《辽史》《金史》《元史》，你才能跳出中原正统的狭隘视角，看到在长城以北，还有另一套文明逻辑在运转。契丹人的捺钵制度、女真人的猛安谋克、蒙古人的千户制——这些都是“前四史”的视野所不及的。历史不是一条单线的河流，而是无数支流交汇、冲撞、融合而成的巨川。读通了“二十四史”，你才能看清这条巨川的全貌。
这其中，《明史》给我的印象尤深。它的纂修历时九十年，先后四易其稿，堪称“二十四史”中编纂最精的一部。读《明史》，我最爱的是它的《食货志》和《刑法志》。许多人读史不爱读其志，嫌它枯燥，我却以为，一个时代的真精神，往往不在帝王的本纪里，而在这些看似枯燥的制度记载中。一条鞭法的推行、卫所制度的崩坏、东林党争的来龙去脉——这些才是理解一个王朝兴衰的钥匙。
读“二十四史”，我前前后后用了将近五十年。不是每天都读，但从未真正中断。有时候出差在外，行囊里总要塞上一两册。有人说，读史使人明智。我以为，读史首先使人沉静。当你看到那么多王朝的兴亡、那么多英雄的起落、那么多百姓的悲欢，你便不会为眼前的得失而过分激动。历史是一剂冷却剂，它让你在时代的燥热中，保持一份清醒。
三
正史之外，另一条重要的线索，是编年史与纪事本末。
《资治通鉴》是我在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通读的。那是在1980年代初期，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求知的热望。我记得那些夜晚，宿舍里熄了灯，我便打着手电筒缩在被窝里读《通鉴》。司马光的文字有一种罕见的清澈与克制，他写战争，写政变，写宫闱秘事，永远保持着一个史学家的冷静距离。但这种冷静不是冷漠——你读“臣光曰”的那些论断，便能感受到一个儒者对于治乱兴衰的深切忧患。
《通鉴》之后，我又读了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这是一部奇书。袁枢将《通鉴》中散见于各年纪、各篇章的同一事件，集中叙述，使读者能够看清一件事的来龙去脉。比如“安史之乱”这件事，在《通鉴》中是逐年分散记载的，而在《通鉴纪事本末》中，则成为一篇首尾完整的长文。这种体例的创新，对后世的史学与文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后来写那些历史散文，每每要梳理一件史事的来龙去脉时，总会想起袁枢的方法。
《左传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三藩纪事本末》，这一系列的“纪事本末体”史书，我是在不同阶段陆续读完的。它们的好处是“一事一始终”，读起来比正史更为流畅。尤其是《明史纪事本末》，成书早于《明史》，保存了许多不见于正史的原始材料，可谓弥足珍贵。
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的阅读，让我对历史有了“纵向”与“横向”的双重把握。编年体让你看清时间的流变，纪事本末体则让你看清事件的前因及后果。二者结合，历史的脉络便清晰了许多，那些历史人物，也在这类史册中，立起了自己本来的形象。
四
如果说正史和编年史是历史学的“骨架”，那么《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这“三通”，就是历史学的“血肉”。
我读《通典》，是在1990年代初，那段时间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杜佑的这部书，是中国第一部典制体通史，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唐代宗。读《通典》，你才能真正理解一个古代王朝是如何运转的——它的财政怎么收、怎么支，它的官员怎么选、怎么考，它的军队怎么编、怎么养。这些“琐碎”的问题，恰恰是理解历史的要害所在。
郑樵的《通志》与杜佑的《通典》不同，它是一部纪传体通史，但其“二十略”才是精华所在。郑樵这个人，性格孤傲，学问淹博，他在《通志·总序》中批评班固“断代为史”，主张“会通”之学。我读郑樵，常有会心之处——他也是个不肯循规蹈矩的人。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三通”中篇幅最大的一部，也是我最晚读完的一部。马端临继承杜佑而又有所发展，将典制分为二十四门，内容更加详备。读《文献通考》是一件考验耐心的事情，但读完之后，你对宋以前的制度沿革，便有了一个系统的认识。
“三通”之后，我又读了《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这两部书是黄宗羲、全祖望等人编纂的学术思想史，读起来与前几类史书感觉大不相同。它们记录的，不是帝王将相的功业，而是思想者的心路。读《宋元学案》，你能看到周敦颐、二程、朱熹、陆九渊这些大儒是如何在思想的荒野上开疆拓土的；读《明儒学案》，你能看到王阳明的心学是如何从一隅之地席卷天下的。这些思想史的阅读，对我后来的文学评论写作，助益极大。已有多位名家称我为“文学评论家”，似乎不像是玩笑。
五
治史而不读考据，如行路而不辨方向。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是清代史学考据的三座高峰。
赵翼的书，我读得最早，也读得最熟。《廿二史札记》不是枯燥的考据，而是一部充满见识的读史笔记。赵翼的目光极锐利，他往往能从史书中一个不起眼的细节，看出一代制度的流变、一朝风气的转移。比如他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指出西汉的开国功臣大多出身微贱，这与后世的开国功臣多为贵胄世家，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个视角，就能让你对秦汉之际的社会变革有了全新的理解。
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与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则更偏重于文字校勘与史实辨证。读这两部书，需要极大的耐心，因为它们往往在讨论一个字、一个地名、一个年份的正确与否。但正是这种“锱铢必较”的精神，体现了史学研究的科学性。我读钱、王二书，最大的收获不是记住了多少具体的考证结论，而是养成了一种对史料“不敢轻信”的态度——凡是书上写的，都要问一句：真的是这样吗？还有没有别的说法？
这三种读史笔记，让我从“读史”进入了“研史”的层面。以前读史，是被动地接受；读了这些考据著作之后，我开始学会主动地追问、比较、辨析。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对我后来的写作影响深远——无论是写历史散文，还是写文学评论，我都习惯于先问一句：这个说法，有根据吗？它的反面的意见是什么？
读《登科记》诸书，才知唐人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何其辛酸，何其刺目。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曾经也是活生生的人，从青丝到白发，从黄土高原到玉堂金马，一条路走得何其漫长。《登科记考》与《补正》《再补正》，逐人逐科，考其里贯、核其家世，像极了我重校《志丹县志》《延安府志》时的光景。那些佚名的、失考的、黜落的，反倒比金榜题名的更让我动心。历史从来不只是胜利者的账本，更是无数沉默者的碑林。《宋登科记考》里的熙熙攘攘，《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的规矩森严，一条看似公平的窄路，筛下去的，往往比选上来的，更见一个时代的真相。
这满桌的登科书，说到底，记的不是得意，而是历史的苍凉。
六
编年、纪传、典制、考据之外，还有一类史书，虽不在“正史”之列，其价值却丝毫不逊。这便是《左传》《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等先秦史籍。
《左传》是我反复读过多遍的。它的文学价值，在我看来，仅次于《史记》。写战争，如“晋楚城濮之战”，写得波澜壮阔而条理井然；写外交，如“烛之武退秦师”，写得辞令之美、机锋之利，令人拍案叫绝。读《左传》，你看到的不仅是春秋的历史，更是汉语散文的源头与典范。
《国语》以记言为主，国别为体，与《左传》互为补充。读《国语》，你能看到春秋时代各国外交辞令的风采——那是一种从容不迫、引经据典的说话艺术，与后世那种直来直去的表达截然不同。
《战国策》则完全是另一番气象。战国时代的策士们，说话不再引经据典，而是以利害动人、以辞采惑人。苏秦、张仪们的游说之辞，铺张扬厉、纵横捭阖，读起来有一种令人目不暇接的快感。但快感之后，你又会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那是一个“仁义”正在溃败、“诈力”此刻横行的时代。
《竹书纪年》的发现与流传，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这部战国魏国的史书，在汲郡的魏襄王墓中沉睡了五百多年，直到西晋才重见天日。它所记载的许多史实，与《史记》大相径庭，引发了后世千年的论争。我读《竹书纪年》，最感兴趣的，是它让我看到了历史的另一种可能——《史记》所记载的，未必就是唯一的真相。
七
正史与正经之外，我还喜欢读那些“不正经”的史书——笔记小说之类。
《世说新语》是我枕边常备的闲书之一。刘义庆记录的那些魏晋名士的言行，看似琐碎，实则是一个时代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读“王子猷雪夜访戴”，你能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乘兴而行，兴尽而返”；读“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你能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在乱世中的痛苦与挣扎。这些看似与“大历史”无关的小故事，恰恰是最鲜活的历史。
与《登科考记》不同，《唐摭言》记录的是唐代科举的掌故。读这本书，你能看到唐代文人是怎么读书、怎么考试、怎么做官的——那是中国历史上文人地位最高的时代，也是文人命运最为脆弱的时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荣耀与“年年下第空垂泪，处处逢人谩说贫”的悲哀，在这本书里交织呈现。
《东坡志林》是苏轼的随笔。苏东坡这个人，无论写什么都有一种豁达与幽默。他写历史，不端架子，而是像一个老朋友在跟你聊天。他论“武王非圣人”，直言不讳；他记“游沙湖”，情趣盎然。读东坡的史论，你不会觉得他在“讲大道理”，而是觉得他在分享他的人生智慧与处世哲学。
《老学庵笔记》是陆游的晚年之作。陆游一生，爱国之情至死不渝，他的笔记中也充满了对故国河山的眷恋与对时事的感慨。但除了这些“大主题”，书中还记录了许多有趣的细节——宋代的饮食、服饰、风俗、方言。这些细节，是正史所不屑记载的，却恰恰是复原一个时代生活图景所不可或缺的。
读这些笔记小说，让我对历史有了更“有温度”的理解。历史不只是王朝兴衰、制度沿革，它还是无数普通人具体而微的生活——他们吃什么、穿什么、说什么、想什么。有了这些细节，历史才从一堆干枯的年号与姓名，变成了一幅有血有肉的画卷。
八
最后，不能不提的是当代史家的著作。
钱穆的《国史大纲》，是我在延安大学读书期间，一位老师推荐的。那是一个特殊年代的末尾，钱穆的书还不太好找。我托人从省城带回一册，视若珍宝。钱穆写这部书，是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他在序言中写道：“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这段话，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有新的感动。“温情与敬意”——这四个字，道尽了治史者应有的态度。
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另一部让我受益匪浅的著作。陈寅恪的学问，博大精深而又严谨细密。他考辨隋唐制度的渊源，指出其有三个来源——北魏、南朝、西魏，每一种来源都追溯得清清楚楚。读陈寅恪的书，你能感受到一种“智性的愉悦”——那是一种被严密论证所征服的快感。陈寅恪在书末写道：“吾国历史，绵延悠久，史料浩如烟海，然其中之关键问题，往往甚少。”这句话，道出了史学研究的艰辛与魅力——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到那几个“关键问题”，并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这就是史家的使命。
钱穆与陈寅恪，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两种路向——一种是宏观的通史叙述，一种是微观的专题考证。两者各有千秋，而共同之处，是那种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我读他们的书，学的不仅是具体的史实与史识，更是一种治学的态度——敬畏材料、尊重事实、不媚俗、不阿世。
九
2016年4月，应中共志丹县委、志丹县人民政府之邀，我写下了文言散文《保安塔记》。那是我第一次将多年读史的心得，转化为一篇贯通古今的散文。
写《保安塔记》时，我仿佛看到了那些年在油灯下读《史记》的少年，看到了在延安大学的宿舍里读《通鉴》的青年，看到了在北京的图书馆里啃“三通”的中年——所有这些读史的岁月，都在那一刻汇聚到了笔端。我写保安这个地方，“缘之于上古，此地山河景观、草树花鸟、民人扰攘、生存纷争固在，然未得其称引名讳也。秦汉时，于郡县邦国史志，偶见其侧影。唐武德二年，置永康镇，始为史家笔记。北宋太平兴国二年，置保安军。盖‘保境安民’之旨，源出于此矣”。这些文字看似信手拈来，实则背后是几十年读史积累的功力。
《保安塔记》之后，我一发不可收拾，十年来写了一百多篇记述各地山川河流、文博场馆的历史性散文。《青铜黄河》《朝圣司马迁祠》《太原印象》《我游晋祠》《长安的仓库》《山河为签》《山城三日》《汉中风骨》《沱江夜泊》《坛上君臣》《汉水汤汤》《长安的骨骼》《半坡记游》《寒窑记》《石峁遗址记》《不如著书黄叶村》《柳泉访古记》《白马驮经》《丙午暮春在郑州》《四月，在济南遇见辛弃疾》《老舍先生在济南》《鼎立天下》《在海岱之间》《笔架山下谒诗魂》《泉城记》《稷下之风，扑面而来》《奉先寺的春光》《在青岛市博物馆：与一座城市的千年对视》《一座英雄城的集体记忆》《塞上秋行》《叩问中原》《深蓝之门》《金城四月，一馆春秋》《河湟深处的历史回响》《方舟与山影》《高原之上的时光殿堂》《高原古城之光》《桥山谒黄帝陵记》《黄土深处的时间窑藏》《秦直道之旅》（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见诸报刊，其余的将陆续发发表）……每一篇散文的写作，都是一次读史的延伸——到了实地，看到那些山川、古迹、文物，再回想那些年在书斋里读到的文字，历史和现实便在那一刻交汇了。
如今仔细回想起来，我的这条读史之路，走了将近半个世纪。从“前四史”到“二十四史”，从《资治通鉴》到纪事本末体，从“三通”到《宋元学案》，从赵翼、钱大昕到钱穆、陈寅恪——这些书，一本一本地读过来，如同在时间的河流中一步步涉水前行。水有深有浅，路有平有陡，但每一步都没有白走。
有人问我：读了这么多史书，有什么用？
我想了想，回答他：读史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穿，但它能让你在这个喧嚣的时代里，保持一份清醒与沉静。当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浮华所迷惑时，你知道，这一切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朵转瞬即逝的浪花；当所有人都陷入绝望时，你知道，历史曾经有过比今天更黑暗的时刻，而人类终究走了过来。
这，大约就是我读史大半生，最大的收获。
古人云：“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我这一生，刚柔兼济的日子都有，而史书，始终是我最忠实的伴侣。从窑洞搬迁到单元楼，从油灯换成了电灯，纸页泛黄的书换了精装的新版，读史的人，也从少年变成了老者——唯一不变的，是翻开书页时那一瞬间的心跳。那是与古人对话的心跳，是与历史共振的心跳，是一个读书人最本真的心跳。
路还长，书也多。我的万余部藏书，五之一是历史。我还会继续读下去的。
2026年6月18至19日，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