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炯芳的“精美湘潭”

                 杂文/李含辛

     曹炯芳落马之后，舆论的焦点很自然地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贪了两千多万，留下一屁股债，还烧外币、请高人、摆宝葫芦，活脱脱一个贪官标本。

      人们骂他，解气，可有一个问题始终悬在半空：他一个人，是怎么把435亿的债举起来的？

      湘潭不是他曹炯芳的私人公司。一个市委书记要推“两年行动”，要上345个项目，要花617亿，这不是他一个人拍桌子就能拍出来的。他拍了，下面的人呢？反对的声音不是没有，通报里写得明明白白，“有关单位和干部提出反对意见”。可反对之后呢？反对的意见被记录在案，然后被无视，然后淹没在“大干快上”的政治喧嚣里。决策照常推进，项目照常上马，债务照常堆积。那些反对过的人，有没有被穿小鞋，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个反对者能够阻止这场豪赌的发生。

     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一个“一把手”权力事实上不受制约的体制生态里，所谓的“集体决策”有时候只是一场精心排练的过场戏。

     常委会上，曹炯芳把蓝图一摊，说要“尽快搞副省级”，说要“精美湘潭”，谁好意思站起来说“书记，咱没钱”？谁有胆量在众人面前泼冷水？那些年湘潭的政治生态里，沉默是自保，附和是前程，反对是自讨苦吃。435亿的债务，不是曹炯芳一个人欠下的，是整整一套让一个人可以为所欲为的权力运行机制，替他欠下的。

     再看那些烂尾工程。33个项目说停就停，可当初立项的时候，可研报告是谁写的？论证会是谁开的？财政评审是怎么通过的？中间那么多环节，那么多签字的人，那么多理应把关的部门，难道都在打瞌睡？还是说，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是一场不计后果的冒险，但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能够踩下刹车——因为刹车踏板，只装在曹炯芳一个人的脚下。

     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我们总是习惯于把腐败归结为个人道德败坏，把损失归结为“个别害群之马”，仿佛只要拔掉这匹马，制度就健康了，机制就完善了。可问题是，是谁给了这匹马狂奔的权力？是谁拆掉了马厩的围栏？是谁在明知马会撞墙的时候，还在一旁喊着“加油”？

     曹炯芳烧掉的那些外币，烧得再干净，也烧不掉一个事实：他之所以能走到这一步，靠的不是他一个人的贪欲，而是整个权力运行过程中层层失守的防线。那些烂尾楼站在湘潭的土地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一个人的耻辱，而是一套制度失灵留下的纪念碑。

     最高法把他列为典型，通报全国，这是好事。但比通报一个人更重要的，是追问那个让一个人可以制造33个烂尾工程、留下435亿债务的制度土壤，到底改造了没有。否则，下一个曹炯芳，换一个城市，换一个由头，照样能把烂尾楼建起来，照样能把债堆起来，照样能在被抓之前，关起门来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