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的锋利与沉默的懦弱

      ——读李含辛《曹炯芳的精美蓝图》

     一篇好的杂文，不靠声嘶力竭，而靠一种清醒的追问。李含辛这篇《曹炯芳的精美蓝图》通篇没有一句激愤的呐喊，却让每一个读过的人后背发凉——因为它把所有人都放进了聚光灯下，问了一句所有人都该回答、却没人敢回答的问题。

     作者开篇用的是“退一步”的手法。先承认舆论对曹炯芳的声讨合情合理，“活脱脱一个贪官标本”，但旋即笔锋一转，把那条所有人都在走的道绕开了，偏要去问一个“悬在半空”的问题：他一个人，到底是怎么把435亿举起来的？这个追问的妙处在于，它不否认曹炯芳的罪，却把聚光灯从他身上挪开，照向了他身后的阴影——那些本该拦住他、却没有拦住的人。

     文章的追问是层层递进的。第一层追问非常具体：反对意见被提出来了，为什么没有下文？通报里那句“有关单位和干部提出反对意见”，在作者笔下被反复捶打，追问出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默——反对被记录在案，然后被无视，反对者有没有被穿小鞋，我们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个人阻止了这场豪赌。这种细节的定格，比任何道德指控都更具杀伤力，因为它暴露的不是一个人的恶，而是一群人的失语。

     第二层追问伸向了更深处。“可研报告是谁写的？论证会是谁开的？财政评审是怎么通过的？”这几个问号像连珠炮一样，把那些隐藏在程序帷幕后面的“签字者”一个个拉了出来。作者没有点名，但比点名更狠——因为每一个在湘潭的体制里待过的人，都知道这些问号的答案。作者在这里用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比喻：刹车踏板只装在曹炯芳一个人的脚下。这不是夸张，这是在描述一个权力运行的真实图景——所有该有的程序都有，所有该设的关卡都设了，但所有关卡都默认放行，只等“一把手”一个人踩刹车。这哪里是“集体决策”，这分明是集体替一个人开道。

     最锋利的一刀，是作者对“拔掉害群之马”这个叙事本身的解剖。我们太习惯这种叙事模式了，一个官员落马，大家骂一通，然后宣布“害群之马已除”，仿佛一切就都好了。作者却不依不饶，连问三句：谁给了马狂奔的权力？谁拆了围栏？谁在喊加油？这三个问题，把“个别腐败”的盖子彻底掀开，露出了底下的制度性病灶。这时候再回头看曹炯芳烧外币的细节，就不再是一个荒诞的段子了——他烧得掉纸币，烧得掉已经烂尾的工程吗？烧得掉那些在立项报告上签过字的名字吗？

     杂文的结尾，达到了它的最高音。作者说，烂尾楼是“制度失灵留下的纪念碑”。这个比喻沉甸甸的，因为它把一堆冰冷的水泥，变成了一个会说话的提醒。最高法把曹炯芳列为典型，固然是好事，但作者提醒我们，比通报一个人更重要的，是追问那个土壤改造了没有。否则，下一个曹炯芳，换个城市，换个由头，照样能把烂尾楼建起来，照样能在被抓之前关起门来烧钱。这个结尾不急不躁，却冷得像一把刀，因为它没有给出廉价的安慰，只留下了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这篇文章的力量，不在于它说破了什么，而在于它说中了什么。它没有去写一个贪官有多坏，而是写出了那些沉默的人、沉默的程序、沉默的制度，如何共同托举了一个人的疯狂。这才是杂文真正的锋芒——不是劈向一个倒下的敌人，而是照亮那些还在暗处的角落。

附录

            曹炯芳的精美蓝图

                 杂文/李含辛

     曹炯芳落马之后，舆论的焦点很自然地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贪了两千多万，留下一屁股债，还烧外币、请高人、摆宝葫芦，活脱脱一个贪官标本。

      人们骂他，解气，可有一个问题始终悬在半空：他一个人，是怎么把435亿的债举起来的？

      湘潭不是他曹炯芳的私人公司。一个市委书记要推“两年行动”，要上345个项目，要花617亿，这不是他一个人拍桌子就能拍出来的。他拍了，下面的人呢？反对的声音不是没有，通报里写得明明白白，“有关单位和干部提出反对意见”。可反对之后呢？反对的意见被记录在案，然后被无视，然后淹没在“大干快上”的政治喧嚣里。决策照常推进，项目照常上马，债务照常堆积。那些反对过的人，有没有被穿小鞋，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个反对者能够阻止这场豪赌的发生。

     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一个“一把手”权力事实上不受制约的体制生态里，所谓的“集体决策”有时候只是一场精心排练的过场戏。

     常委会上，曹炯芳把蓝图一摊，说要“尽快搞副省级”，说要“精美湘潭”，谁好意思站起来说“书记，咱没钱”？谁有胆量在众人面前泼冷水？那些年湘潭的政治生态里，沉默是自保，附和是前程，反对是自讨苦吃。435亿的债务，不是曹炯芳一个人欠下的，是整整一套让一个人可以为所欲为的权力运行机制，替他欠下的。

     再看那些烂尾工程。33个项目说停就停，可当初立项的时候，可研报告是谁写的？论证会是谁开的？财政评审是怎么通过的？中间那么多环节，那么多签字的人，那么多理应把关的部门，难道都在打瞌睡？还是说，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是一场不计后果的冒险，但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能够踩下刹车——因为刹车踏板，只装在曹炯芳一个人的脚下。

     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我们总是习惯于把腐败归结为个人道德败坏，把损失归结为“个别害群之马”，仿佛只要拔掉这匹马，制度就健康了，机制就完善了。可问题是，是谁给了这匹马狂奔的权力？是谁拆掉了马厩的围栏？是谁在明知马会撞墙的时候，还在一旁喊着“加油”？

     曹炯芳烧掉的那些外币，烧得再干净，也烧不掉一个事实：他之所以能走到这一步，靠的不是他一个人的贪欲，而是整个权力运行过程中层层失守的防线。那些烂尾楼站在湘潭的土地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一个人的耻辱，而是一套制度失灵留下的纪念碑。

     最高法把他列为典型，通报全国，这是好事。但比通报一个人更重要的，是追问那个让一个人可以制造33个烂尾工程、留下435亿债务的制度土壤，到底改造了没有。否则，下一个曹炯芳，换一个城市，换一个由头，照样能把烂尾楼建起来，照样能把债堆起来，照样能在被抓之前，关起门来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