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扎腰带，这是最普通的常识。我1969年12月16周岁参军，12月7日在县武装部穿上军装,自然也配发了一条帆布腰带。离开家乡时，乘坐的是敞篷解放牌汽车。接兵首长在车上要求按照队形坐。大家把背包整整齐齐摆在木板车厢底部，依次坐在背包上。

      太行山的冬季非常寒冷，车开出不久，耳朵就冻得生疼，大家都把棉帽的护耳拉了下来。那时的公路全是砂石路，左权到阳泉虽然只有100多公里，但道路弯弯曲曲，特别是要爬蔡岭，据说还是当年小日本强迫民夫修的，坡陡弯急，十分难走。像我们单独运兵的车要走5个多小时，客车就得七八个钟头了。在车上，开始大家还唱歌，说说笑笑。可过了两个小时左右，有的晕车，有的打瞌睡。我倒是很精神，但觉得无聊，也许是出于好奇，便把腰带解开，拿在手里“把玩”。不知怎么想的，自觉不自觉把钢笔掏出来握在手中，在腰带的背面靠近铝扣的位置慢慢涂出了“左权”两个字。

       中午一点多，车子到了阳泉，我们被拉到一处军供站吃饭。很多农村兵吃到了猪肉白菜，加上雪白的馒头，大伙都狼吞虎咽。吃完饭，我们排队走到离车站不远处的阳泉人民大礼堂内休息，带兵的首长说，晚上七点才上火车。礼堂内来自几个县将近上千新兵，吵吵嚷嚷。我喜欢安静，后悔没带本书，便又把腰带解开，在左权的旁边拉个破折号，慢慢涂上了“阳泉”二字。

       晚上七点，火车徐徐启动。就要离开故乡，心情确实很复杂，想姥姥、父母兄妹，想同学。火车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石家庄。原想肯定往北走，去保卫毛主席。没想到在石家庄（好像是北站）下车，在军供站吃晚饭。吃完饭继续上车（我们没坐大家说的“闷罐车”，而是那种老式的绿皮车），不一会，列车转了个弯，好像要倒着开了。我当时还瞎想，怎么又回去了？不一会，列车开始往南开，不少战友问接兵的，这是往哪去呀？接兵的一位班长一脸严肃：“别打听，到了目的地就知道了。”我坐在车厢一角没吭气，又掏出钢笔在腰带上涂上“石家庄”三个字。途中我又先后涂写了“西安”“广元”“重庆”等经过地停留地的字样。到重庆是个晚上，我们从朝天门码头乘坐“人民3号”轮上船，据说是解放战争缴获国民党的登陆艇改装的。船头很魁梧，前面可以进入解放牌汽车那么大的一扇“门”，我们从这个大“铁门”上船后被分配在底舱，可以打开背包睡觉。也许是坐了几天火车的缘故，大家都比较累了，大多数同志很快进入梦乡，不久我也睡着了。

      天亮了。战友们都来到轮船两旁的栏杆旁，欣赏壮丽的长江风光。轮船顺江而行，两旁不时能看到几只江豚（当时我们喊“江猪”）围着船游弋。大概在午后三点，轮船在一个标着“丰都”的码头靠岸。有十几个兵敲着锣鼓在欢迎我们。我的新兵班长叫穆忠权，陕西兴平人，他大声喊：“打好背包，精神点，目的地到了。”下船后，我们来到了一座规模不小的粮库，住进了“粮仓”。当晚，我在腰带上又涂写下“丰都”二字。两个多月紧张的新兵训练结束了，我以实弹射击83环、投弹33米，政治考核优秀的成绩，受到新兵连嘉奖。还被选调到师部通信连。我是125团接的兵，班长说：“你们有福气，明天师部专门配汽车来接。到团里的兵要徒步走到老部队。”

       第二天，我们调到师部通信连和特务连的十几名战士乘坐师部来的解放牌还是嘎斯车（记不清了）前往向往的老部队。我们当时去的是部队工区——白涛。在前指招待所住了一晚，当晚，我在腰带上写上“白涛”两个字。

      第三天，我们一行乘坐“向阳轮”班船沿着乌江下行前往老连队，也是师部所在地——涪陵。我又在腰带上写了“涪陵”二字。到了老连队，又进行二次业务培训。至此我才知道，我的老部队是一支功勋卓著的神秘军团。长期担负国家涉核绝密工程任务。为国家“两弹一星”“筑窝”。我为能够成为这支部队的一名战士感到光荣。

      1973年10月底，我探家回来，刚洗了个澡，把在途中穿了几天汗津津的衣服泡到盆里，连部文书罗治随就喊：“李上士，快到连部去，指导员找你。”我赶忙来到连部，指导员殷全荣简单与我寒暄几句，就对我说：“刚刚接到通信科通知，师部要在江北成立指挥所，马副参谋长带队，点名让你去组建士兵灶，明天一早出发。”军令如山倒，4年来，我已习惯了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回到宿舍，简单把军衣洗了，晾到楼外。第二天不到5点，我就起床整理行装，把还湿漉漉的衣服用雨衣包好，等待上车。6点整，一辆解放牌卡车来到楼下，我和几位战友（包括报务员、话务员及特务连的警卫员、政治部的放映员、医院的护士等）在首长们的祝福声中离开了老连队。当天我们到重庆已经是下午，在重庆和平路（当时叫大寨路）190号的师部招待所休息一晚。第二天早晨接着出发，经过大半天险峻的盘山公路，到达新的目的地——江北县统景区。忙了几天，一天晚上看电影，我在电影放映前又在腰带上写下“统景”二字。7个月后，完成任务回到老连队。次年师部全部迁往西安，不用说，我的腰带上又有了“西安”二字。1975年，我们部队在天津抢修张贵庄国际机场，我出差途径北京，我又在腰带上写下“北京”“天津”字样。1976年12月，我们部队来到邓小平故乡的四川广安，去执行一项新的绝密工程任务。自然，我的要带上又多了“广安 华蓥山”字样。

图2 在座谈会上展示这条腰带并捐赠给“工程兵54师光辉历程纪念馆”。

     （2026年6月18日于华北油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