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园的足迹（散文）

李 庆 和

父亲在村主任、支部委员的位子上退下来那年，是一九八四年。可他哪里闲得住，又当起了义务护林员。在我们老家，这差事叫“看山的”，他不要一分钱补贴，父亲却看得比什么都重。我常常想，一个人心里要是装着点东西，脚步就停不下来——就像那些年，他带着全村人在葫芦山前深翻土地时一样，一镐一镐地刨，一垄一垄地翻，硬是把板结的荒坡翻出了梯田的模样。

解放后，父亲与村支书文仁爷爷带领村民，修水库养鱼，建鸽子楼养鸽子，建砖瓦窑，大山上种板栗、枣树。到了六十年代末，父亲和村干部们合计，南方的茶，能不能在沂蒙山扎下根？没人试过，也没人敢打包票。可父亲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那年冬天，他与村民深翻茶沟，为种茶作准备。开春让年轻后生推着小胶车，步行百里从南方买回茶苗。筷子粗的幼苗，用草绳捆着，用粗布盖着，生怕冻了、碰了。回来栽苗那天，全村人都上了山。父亲抡着镢头在最前面刨坑，百垄茶苗栽下去，像在葫芦山前写下绿色的文字，一笔一画，都是庄稼人对明天的指望。

茶苗栽下第二年，山坡就绿了。可新的难题又来了——谁会采茶？谁又会炒茶？父亲与村干部又从百里外请来茶乡的师傅。师傅来的那天，全村像过年一样热闹，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姐妹们瞪大眼睛看师傅示范，一芽一叶，指尖轻捏，生怕漏了一个动作。炒茶的时候更讲究，大山坳里支起八印大铁锅，师傅的双手在滚烫的锅里翻飞，嫩芽从青绿渐渐泛出白毫，满山坡的清香直往鼻子里钻。父亲让堂姐跟班学习，自己在一旁添柴，嘴里还念叨着“火候、火候”。那年初炒的茶送到乡里品尝，竟得了好评。父亲回来高兴得像喝了二两烧酒，逢人就说：“咱这地方，也能种出好茶了。”

八十年代初，村里决定扩大茶园。父亲那年已经七十多岁了，还坚持每天上山深翻土地。弟弟妹妹都劝他：“爹，您这把年纪了，别跟年轻人比。”他不听，说茶苗等着下地，节气不等人。结果感冒发烧，引发前列腺炎，住进了县医院并下了病危通知书。我从千里之外赶回去看他，他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还念叨：“山上的茶苗栽下了没有？”那一刻，我喉头发紧，背过身去擦眼泪。病情刚好转，他又拄着棍子回到工地。村民见了，手里的镢头抡得更高了。那年，茶园又扩出了十几亩。

最难的时候是八十年代中期。荒山包产到户了，有几户人家打起了茶园的主意，要砍了茶树改种花生和地瓜。“种茶来钱慢，不如种花生实在。”这话听起来也有道理。可父亲坚决不同意，老人家说：“茶树长起来不容易，这是给子孙留的饭碗，不能只看眼前这一口吃的！”有人当面顶他，说他老脑筋。父亲也不恼，就一句话：“谁要毁茶园，先问问我这把老骨头答不答应。”后来，茶园让安心务农的欣华、庆常承包了，一直打理到今天。如今满坡苍翠，谁走过那片茶园，都要说一声“多亏当年没砍”。

我有次回老家，发小庆常二哥拉着我去茶园走走。他浇茶地时水花扬起，惊起几只山鸡。他攥着我的手说：“你父亲那会儿带着我们在冻土上开第一条茶沟……现在想想，他看得真远。”二哥的声音里有山泉般的甜意。我站在茶园边上，看着层层叠叠的茶垄沿山势蜿蜒，像大地写给天空的绿色诗行。风过处，茶树沙沙地响，仿佛在说些什么，又仿佛什么也不必说。

父亲走了二十四年了。他亲手栽下的那些茶树，还在年年春天吐出新芽。村里人采茶、炒茶的营生，也一年比一年兴旺。庆常哥他们每每念叨起父亲，总要说一句：“那老爷子，心里有杆秤，看得比咱们长远。”我听了，心里又酸又暖。一个老党员、老村干部的远见和觉悟，其实没那么玄乎——不过是在有人只看见花生和地瓜的时候，他看见了满山的绿荫和茶香；不过是在有人只算计眼前利益的时候，他惦记着十年后、二十年后的事。

父亲去世后，我们把他安葬在那片茶园的上头（我们村的祖坟地）。当年种下、护下的那片茶园，如今成了一道风景线。每次我回去，总要去那里站一站。那些茶树还是灌木的模样，被修剪得整整齐齐，可我总觉得它们骨子里藏着沂蒙山的倔强。就像父亲那样的人——话不多，认准了就干，干成了就守着，任谁说了也不松手。一个人一辈子，能在土地上留下这么一片绿，令我打心底里敬畏。

注：父亲节来临，草就此拙作献给父亲及当年种茶人。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日于廊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