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海庆

(山西省阳泉市电教馆原馆长）

作为一名曾经长期在教育信息化一线的工作者，读到宋永成教授的这篇专访，有一种被“精准击中”的复杂感受。宋教授没有讲什么高深理论，却把教育数字化推进中的症结——以及我们教育工作者内心积压已久的困惑——掰开揉碎了讲清楚了。我把自己的思考整理出来，与各位教育同仁交流。

一、被触动的三个瞬间

这几年，AI的浪潮来得实在太猛。从ChatGPT到各类大模型，从智慧黑板到智能学伴，教育领域似乎一夜之间被技术全面包围。作为教育信息化工作者，我们既是变革的推动者，也常常成为焦虑的承载者——学校追着我们要“智慧校园”方案，家长追着问“AI课程”怎么上，领导追着看“数字化成果”在哪里。

但宋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焦虑的本质，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承诺了很多，教育现场却什么都没变”带来的巨大落差。

这句话说到了我心坎上。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学校花大价钱建了数据中心、买了智能终端，回到课堂里，老师讲的还是那些内容，学生做的还是那些习题。所谓的“智能化”，不过是把黑板换成了电子屏，把作业从纸上搬到了平板上。这种“新瓶装旧酒”的做法，怎么可能不让人焦虑？

去年秋天，我去一所“智慧教育示范校”的学校观摩。教室里，每张课桌上都摆着最新的平板终端，教室前面是一块巨型智慧大屏。但整堂课下来，老师用得最熟练的功能，居然是用大屏展示PPT，用平板统计谁没交作业。这一刻我忽然明白，宋教授说的“高级投影仪”和“数字化门面”，原来就是这样的。

作为教育者，我们比谁都清楚问题出在哪里，却也常常感到深深的无力。

二、宋教授的三个核心判断

第一，技术不是万能药，课堂不变革，AI就是“高级投影仪”。

宋教授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很多学校花大价钱买了智慧黑板、平板终端，结果老师不会用、不想用、不敢用，最后这些设备要么成了“记迟到、记加分”的管理工具，要么沦为应对检查的摆设。

症结在哪里？宋教授给出了答案：班级授课制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追求标准化、批量化、统一节奏；而人工智能是信息革命的产物，追求个性化、差异化、自适应。 两种底层逻辑存在根本性的张力，强行嫁接只会事倍功半。

这里我想起海德格尔的一个概念——“座架”。通俗地说，技术并非中立工具，它会悄悄规定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当AI被强行嵌入以效率和管控为核心的班级授课制时，技术并没有“解蔽”教育的新可能，反而被旧有框架所俘获，沦为维持旧秩序的精致工具。课堂的“操作系统”没有升级，再先进的“应用程序”也跑不起来。

第二，AI焦虑的本质，是教育系统还没有准备好。

文章里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焦虑不是答案，变革才是回应。”这种焦虑不仅弥漫在家长群体中，也同样存在于教育系统内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技术+教育”的物理拼接，而非深度融合。AI被当作提效工具，却没有成为重构教学逻辑的内生力量。波兰尼提出过“默会知识”的概念——真正的教育变革往往发生在师生互动的微妙瞬间。如果技术只是外挂的“插件”，而没有融入这些默会知识的生成与传递，它就永远只是教育的“外来者”。

二是校内与家庭的信息割裂。学校的人工智能系统和家长的教育场景之间数据不通、场景不连，技术红利被关在了校门之内。技术一旦无法在不同教育场景之间建立有意义的关联，它的生命力就大打折扣。

三是覆盖面太窄。AI目前主要集中在语数外等少数学科，距离“全学科、全要素、全过程、全场景”的全域赋能还有很大距离。

这三个“没有实现”，造成了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家长看到的是“AI时代来了”的宏大叙事，感受到的却是“AI跟我家孩子没什么关系”的切身现实——这种断裂，才是焦虑最深层的来源。

第三，出路在于“课堂革命+AI赋能”的结合。

宋教授认为，要让AI真正赋能教育，必须先完成一场“课堂革命”——从班级授课制转向小组合作学习模式，把学习权还给学生。

文章举了山东杜郎口高中的例子，虽然在“减负”时代不再广泛提倡，但仍不失“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革命”的成功案例。这所学校2020年才创办。教师平均年龄仅26岁，三分之二没有高中教学经验，生源更是薄弱。但他们做对了一件事：彻底改革课堂——取消“插秧式”课桌摆放，改为小组面对面围坐；推行“三三六”自主学习模式；教师讲解少于10分钟，学生活动大于35分钟。在此基础上引入AI技术，每个学生配备平板电脑，实现课前预习点评、课中互动监测、作业一键推送。结果呢？2023年高考，这所乡村学校的二本上线率跃居聊城市全市前茅。

这个例子说明变革并非遥不可及，关键在于有没有决心打破旧模式。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曾区分“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当课堂从单向灌输转向多向互动时，技术才能真正成为促进理解的媒介，而非控制学生的工具。课堂革命是“里”，AI赋能是“表”。里子扎实了，面子才能发光。

三、我的三点思考

对教师而言：与其焦虑“AI会不会取代我”，不如思考“如何让AI成为教学相长的催化剂”。

教育的本质是“人影响人”，是心灵启迪心灵。AI可以替代知识传授的部分功能，但无法替代师生之间的情感连接、价值引领和人格塑造。康德说“人是目的而非手段”——这句话在AI时代更具现实意义。如果我们的教育信息化只是为了提高分数、提升效率，那么技术越发达，人越可能成为技术的附庸。真正的教育智能化，应当让技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相反。

对学校管理者：数字化建设不能搞“面子工程”。

文章提到的“重建设轻应用”问题，在很多学校普遍存在。买设备容易，改变老师的教学观念难；建平台容易，打破数据孤岛难。路径依赖理论告诉我们，一旦某种技术体系形成，就会产生自我强化的机制，使变革越来越难。破解之道，在于从“技术驱动”转向“需求驱动”，从“建设导向”转向“应用导向”——从一个真实的教学痛点切入，而不是追求一步到位的“大而全”。

对家长：与其盲目追捧“AI教育”，不如多关注孩子所在学校的课堂有没有真正发生变化。

很多家长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刷到推销视频，焦虑了，买买买；买回来不会用，放弃了；过几天又刷到，焦虑又来了，继续买。宋教授说得直白：设备买了一台又一台，网课报了一节又一节，但焦虑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严重。破解这个循环的办法，不是买更多设备，而是看清楚技术背后的教育逻辑有没有变——如果课堂还是满堂灌，买再多AI设备也只是“高级投影仪”。

四、拥抱教育变革，守护育人本质

宋教授在文章结尾打了一个比方：等到教育智能化真正实现“课堂用”“经常用”“普遍用”的那一天，家长还会焦虑吗？不妨想一想——从驾驶员到乘客，如今还有谁对高铁焦虑呢？

这个比方让我会心一笑，也引发更深的思考。高铁之所以不再让人焦虑，是因为它已经深度嵌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自然而然”使用的东西。海德格尔区分了“上手状态”和“现成状态”：当技术成为“上手状态”，它退居幕后，让人专注于事情本身；当技术始终处于“现成状态”，它横亘在人面前，成为需要不断应对的对象。

当前的教育技术，大多仍处于“现成状态”——我们不断谈论它、展示它、焦虑它，恰恰说明它还没有真正融入教育的日常。教育智能化的终极目标，或许不是让技术更加“显眼”，而是让它更加“隐形”——当老师和学生不再刻意“使用”技术，而是自然地“活在”技术支持的教与学之中时，技术才真正完成了它的使命。

这或许就是宋教授想告诉我们的：课堂不革命，任何技术都难赋能；课堂真革命，技术才能真正释放它的力量。 作为教育信息化工作者，我们的使命，正是成为这场“课堂革命”的推动者、见证者和反思者——既要有技术的敏锐，更要有人文的坚守；既要拥抱变革，也要守护育人的本质。

注：本文为独立读后感，原文《课堂不革命，AI也难赋能》版权归《华商报》社及作者宋永成教授所有。本文仅作观点交流与评论之用。

《华商报》：课堂不革命 ，任何技术都难赋能

        ——专访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西北课改名校共同体秘书长      宋永成

http://ehsb.hspress.net/shtml/hsb/20260601/73515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