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叔叔二十岁 （一）
爸爸在上海要上班，没法因为我的出生赶到乡下来，信写得很勤。邻居上街，几乎隔天就带回来一封。
见有信，祖母就从妈妈手里接过我，坐下，准备听妈妈读信。妈妈用剪刀把信封剪开，抽出信纸，打开，掸一下，就读了。
今天祖母看到儿媳妇只看不读，表情有异，连忙追问。妈妈突然回过神来，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其实，不是没有什么。爸爸在信中告诉妈妈，姑妈好像怀孕了。更麻烦的是，姑妈的丈夫，我的姑夫，已经去了遥远的东北。
我到长大后才知道，姑夫去东北，是因为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开始了对东北的争夺。他受组织调配，准备在共产党军队占领几座东北城市之后参与管理。上海与他一起北上的地下革命者，有好几十名。当时的共产党员，没有一个会因为妻子怀孕而不服从这样的调配。
妈妈在读信时只为姑妈感到鼻酸。丈夫远走了，母亲反目了﹣﹣这样的怀孕多么可怕！
几个月后是严寒的冬天。那天上午，妈妈出门去买菜，刚走了一半，就遇到一位被称为"信客"的私人邮差。那人心急火燎地拦住妈妈说："就为你家的事，我特地从上海赶来！"
说着，从包袱里拿出一封急信，是爸爸托他送的。
妈妈在路上拆开信一看，完全愣住了。
爸爸在信上告诉妈妈，姑妈昨天因难产而亡！
爸爸说，这事不能瞒着祖母，祖母经受过太多孩子的死亡，应该经受得起。但是，说的时候一定不要莽撞。爸爸又说，他和叔叔会把后事处理好。
妈妈回家后避过祖母的脸就上了楼。不久，祖母听到楼上有奇怪的声音，那是妈妈捂着被子在哭。
很快，祖母就问出了真相。妈妈说完后就一直搂着祖母，摩挲她的背。祖母始终不说话，闭着眼睛。
半个时辰后，祖母站起身来，对妈妈说："叫隔壁桂新陪我走到观城，那里有汽车到宁波，我赶今天晚上的轮船！"
妈妈说，由她陪着到上海。
祖母问，小孩怎么办？
妈妈说，交给邻居管几天。
祖母厉声说："那怎么能放心？你万万不可走！"
这是婆婆对媳妇的第一个强行命令。
祖母说完，点了一点钱就上路了。从家到观城，有十里路。冷风夹着雪片，几步一滑。祖母一路催促着桂新，像是在奔跑。
第二天下午，祖母在上海安乐殡仪馆里看到了自己的女儿，我的姑妈余志杏。
一个女婴在哭。听说姑妈临死前一直在念叨："保孩子，姑妈的遗体边，站着很多大家都不认识的人。一律笔挺的身子，瘦削的脸，都低着头，擦着泪。谁都知道，他们是姑妈的"战友"。再过两年，他们的党将夺取全国政权，但现在，他们这一群人的首领，却走了。
保孩子……"
祖母挣脱了我爸爸和叔叔的搀扶，一步上前，细细地看着姑妈的脸，摇了摇头，轻轻叫一声："娘错了，阿囡！"
然后，祖母把脸贴到了姑妈脸上，呜咽着："娘错了！娘真的错了……"
吴阿姨也来了，陈妈也在。爸爸和叔叔要张罗追悼会的事，吴阿姨和陈妈搀扶住了祖母。
又响起了婴儿的啼哭声，祖母浑身一抖，问："孩子交给?"
本来，爸爸和叔叔已经与姑妈身边的战友商量过，寻找孩子父亲在上海的亲戚，让他们暂时领养，今后可以把孩子交给父亲。但是，地下工作的严密规则使这些战友互相之间都不知道亲属关系。现在，孩子在临时雇用的女佣手里。
我的叔叔余志士看了一眼祖母，立即上前抱过了孩子。他说："我这辈子不结婚了，养这个孩子！"
叔叔个子很高，此时他正好二十岁，用很不熟练的姿势抱起了亡姐留下的孩子。他一脸悲壮，夹着点儿凄迷。扶养这个孩子的代价，他刚才只说了一项，其实更大的代价还有一项，
那就是他一直希望尽快到北方参加革命队伍，有了这个孩子就不可能了。
正在这时，另一双手把孩子夺过去了，那是我爸爸。爸爸盯着叔叔的眼睛说："我来养，我们已经有了秋雨，加一双筷子就成。你，必须结婚！"
祖母当然立即赞成了我爸爸的决定，说："明天，我就抱着她回到乡下去。"
这个由祖母抱回来的婴儿，就是我的表妹。家里人总希望哪一天她能找到自己的亲爸爸。很多年后打听到，她的亲爸爸已在东北的丹东市定居并结婚，生了不少孩子。她如果过去，反而彼此不便，就彻底成了我家的一分子。
转眼就到了一九四九年，共产党从国民党手里夺取了政权。这件事，叔叔本应高兴的，但他却郁郁寡欢。
偷偷传阅的禁书突然成了课本，暗暗崇拜的英雄都成了官员，这让叔叔很长时间都适应不了。他不看报纸，也不听报告，觉得那些本应在夜间发出神秘幽光的文字和声音一下子铺陈到大街小巷，就不属于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