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加入共产党是做干部的必要条件，但叔叔却一直走不出这一步。理由是人党太风光、太荣耀，他受不起，而且也怕不自由。结果，又是江斯达给他做了介绍，到当地一家工厂做技术员，后又升任工程师。江斯达自己，则出任了这家工厂所在地的副市长。
这样，余家在上海只剩下一个人了，那就是我爸爸。他每年回乡探亲一两次，对我来说，很是陌生。
其实爸爸对家乡也很陌生。但他并不想克服这种陌生，只想一天天努力，什么时候能把家搬回上海。他不知道，那个家，已经在家乡生了根。他幼小的儿子，我，更是与那片土地密不可分。
隔代之悟
我的生命无法在单独意义上建立，而只是从多方借得。借自于世纪巨变，借自于天地元气，借自于艰辛长辈，其中极重要的一部分，借自于我的叔叔余志士先生。
这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上海青年，今后不可能出现类似的人物。他身材高大、英俊潇洒，英语流畅，知识丰富，却因向往革命而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失去向往，逃身到污泥斑斑的万千劳工中。他为了抚养亡姐的孩子而坚持单身，今后走什么路，不知道。
这一节只为他留了两千来字，但谁都看出来了，如果把这些内容扩充成一部二十万字的传记小说，也完全可能。因为即便只是二十出头，他也已经果断凄楚、忧郁苍茫。在一九四九年的上海街头，他在自己理想实现之时反而感到了不适应。我写道："怎么，才半年，这些深藏密裹的秘哲，居然成了街道间很多职工的口头语？叔叔觉得，这样的城市没法再待下去了。"这番刻骨铭心的感受，与流行世俗完全逆反，却又非常真实，是他孤独的人格杠杆。我相信，产生过这种感受的，绝不仅仅是他。不同的是，别人学着适应，他却选择远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