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笃公和那个女子是邻县一个流浪戏班的男女台柱,两人早已日久生情,形同夫妻。一天,笃公的父亲派人带来口信,说自己已不久于人世,命他快速回家完婚,对方是出生时就由双方父母订过婚约的族亲。笃公一听就回家了,去看望病重的父亲,再看看有没有可能解除那份婚约。但是,他的立即回家,让这位女子误解了。她解散了戏班子,自己削发为尼,进了余家村东边的尼姑庵。但那时尼姑庵中只有她一人,难以为生,又只好嫁给了住在我家隔壁的一位老木匠,不久就疯了。等到笃公在家乡为老父送了终,又解除了婚约,已是半年之后,回来已经找不到戏班子和这位女子。他苦苦打听了一年,才找到余家村,但那时,老木匠已死,那个疯女人把自己锁在楼上从不出门。笃公去敲过门,喊过话,都没有回应。只有在晚上,能听到她的哼唱。笃公也就在余家村找了一个屋子,住下了。
妈妈已经偷偷地去看过笃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但身板还算硬朗。跛脚村长是带着好几个年轻媳妇去动员笃公出山教戏的。笃公的屋里没有能坐的地方,大家都站着说话。笃公一口拒绝,说自己再也不会碰演戏的事。村长说,如果他愿意教戏,村里会有一些粮食津贴。笃公听了,看村长一眼,就走到苜蓿地里溜达去了。第二天他告诉村长,同意教戏。
村剧团一成立,我家里可热闹了,像是筑了一个喜鹊窝。年轻媳妇们管妈妈叫"阿秀姐姐",而"姐姐"这个称呼在我家乡的发音,活像喜鹊的叫声。这些喜鹊嫌笃公家太脏,就把他拉到我家来教戏。
笃公每次走进我们家的这幢楼,都会不由自主地瞟一眼隔壁的楼窗。教戏时,他领唱的声音很轻,结果,村剧团的演出全变成了一种幽幽的闷声腔。
每天学完戏,总有几只喜鹊留在我家,缠着妈妈为她们写信。她们的丈夫,在上海、杭州、宁波等城市打工。
写信出去就有回信,妈妈又要为她们读信。几个月下来,妈妈觉得自己不能老在人家夫妻间"传话",应该教她们识字。她想在村里办一个识字班,就与祖母商量。
祖母说:"这当然好。但这样的班一开,别的村也会来,你忙不过来,还要找一个帮手。"
妈妈想起朱家村有一个从外面嫁过来的新媳妇叫王逸琴,好像有些文化,就抱着我去动员。王逸琴一听很犹豫,后来被妈妈说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