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事 （二）

全家搬回上海后，祖母一次次把陈妈、吴阿姨、海姐这些老姐妹都叫来，说的全是老话，一会儿擦泪一会儿笑。这天，叔叔也乐呵呵地参与在里边。

海姐告诉祖母，姨妈为了一门心思把益生哥培养成人，不考虑再嫁。但她已经没有稳定收入，只得瞒着亲戚朋友，通过失业者服务公司的介绍，悄悄地做起了一家菜场的营业员。她自己要求，专做拂晓时分的早市。那是菜场最辛苦的时段，但对她来说，却可以躲开以前熟悉的一切目光。那些目光看到的她，还是在南京理发店做头，在德大西菜馆用餐，在原先法租界复兴公园的梧桐树下牵着益生哥散步。

她一个人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每天重复着艰难的扮演，非常劳累。

只有一位姓杨的先生，发现了姨妈的两重生活。他先是在复兴公园的林荫道上被姨妈的美丽所震动，后来几天他从种种迹象判断这个女人只有一个儿子却没有丈夫，就开始盯梢和打听。他会起一个大早，在人声鼎沸、灯光幽暗的菜场里排着队向一位包着头巾的女营业员买菜，但那个营业员的眼睛从来没有抬起来看过任何一位顾客。当天晚上，他会坐在一张斜对面的西餐桌上偷看一位高雅女子在烛光下与自己的儿子轻声讲话。终于有一天，在公园的一把长椅上，他跟她开始了愉快的交谈。

但是，交往几个月后他还是被彻底拒绝了，由于他对孩子冷淡。任他再怎么保证，都毫无用处。

祖母说着这事，叹了一口气说："今后要是益生对他母亲冷淡，我会亲自教训他。" 

叔叔显然还掉在杨先生的故事里，笑着说："在上海，像杨先生这样的男人不可多得。这样拒绝，可惜了。"

这一来，话题转到了叔叔自己身上。祖母说："现在你也可以在上海找一个对象了。"

叔叔说："我已经习惯了安徽。到上海来就是看看母亲和全家，再买点书，看几部外国电影。完了就回去。"

妈妈问："那在安徽有没有合适的？"

叔叔腼腆地说："在母亲和嫂嫂面前我也不隐瞒了。那里看上我的人还真不少。我宿舍外面的过道上有一个小木台，每次回家把鞋子、外衣往那里一脱，总有人抢着把它们洗得干干净净。"

"调查出是谁了吗？"妈妈问。

"住在我对面的同事发现了，有好几个，有一个还是当地著名的演员。"叔叔说。

"演员？好啊！"妈妈高兴起来，"是不是黄梅戏演员？"

"不是黄梅戏演员，是另外一个剧种的，但人家也是名人，我不配。"叔叔说。

第二天，叔叔就买火车票回安徽了。

我是以高分考上中学的，家里人为了不使姨妈尴尬，只让经常串门的海姐顺便转告一句，我考上了。

这所中学，对我来说，连每个细节都不可思议。花岗岩台阶，大理石地面，雕花柚木楼梯，紫铜卷花窗架，窗外是喷泉荷花池。我怯生生地走进去，脚步很轻很轻。读了一年之后，学校扩大规模，另外找了个新校址，留在原来校址的部分改了个新校名。我两个地方都看了，经过比较，太贪恋原来校址的美丽和高贵，选择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