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戏剧学院的课堂上，紧坐在我边上的同学叫李小林，著名作家巴金的女儿。但当时巴金的日子已经不太好过，班主任盛钟健老师轻声地告诉我，巴金在一九六二年五月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揭露，中国作家处于提心吊胆之中，不可能创作出像样的作品，主要是因为有一群"到处乱打棍子、乱扣帽子"的所谓"批判专家"。他指的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但当时这两个人正受到上海最高领导柯庆施的信任。巴金的发言连美联社也报道了，他的命运可想而知。
这也算是我进入大学的第一课。我终于知道，中国文化界有一种人，以"批判专家"的身份乱打棍子，把自己打扮得好像在与强大的黑暗势力斗争，其实真正拥有权力背景的恰恰是他们。因此，他们是恃强凌弱的"文化伪斗士"。
我再一次问盛钟健老师："巴金的发言是在一九六二年五月？"
盛老师说："对。"
这正是饥荒最严重的日子。我的叔叔就在那时揭露了饥荒的真相。
巴金先生，在同样的年月揭露了"文化饥荒"。
我当时就想，这就是勇敢和崇高。
这年我刚满十七岁，还不知道天下的很多和都面临着风暴。
隔代之悟
我做过多次试验，想把自己对"饥荒"这两个字的切身感受告诉年轻人，但都没有成功。
他们听我的描述，脸上露着微笑，接着会向我提出一些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终于心里明白了："饥荒"这件事，已经彻底结束了，结束在历史上，结束在感觉上，结束在理解上。
这当然很好，但对于遭遇过"饥荒"的人来说，心里却出现了别样的"饥荒"：这是一片不再有人进入的荒地，没有人能想象里边的沟沟坎坎。我们成了曾经深陷此间的最后一代，偶然想起还瞠目结舌，回过神来又深感寂寞。
不是饿一天两天，不是饿十天半月，而是饿了整整三年。而且，这正是我们长身体的三年。没有一家远方亲戚能来接济，因为这是全民饥饿。没有丝毫可以缓解的消息，因为每个角落都已被搜索过无数遍。
当时我作为一个中学生，除了自己难忍的饥饿外，还看到一些最文明、最高雅的老师在这场饥荒中的狼狈。这一节的前半部分，对此作了描写。
当文明狼狈了，所有的事情就不好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