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已经94岁高龄的父亲因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永远离开了我们。十几年来，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经常在我脑海中显现，令我终生难忘。父亲是我心中巍峨的高山，永远的的丰碑。

父亲早年艰难求学，积极投身革命。我家的籍贯在滨海县正红镇陈铸村（建国前是獐沟区皋滩乡）。父亲先在当地念私塾，后在亲戚的帮助下到阜宁县城中小学读书。1936年，由于学习成绩优秀，被阜宁中学录取。读初二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到处狂轰滥炸,烧杀抢掠。阜宁中学无法在县城办下去了，被迫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实在无法供他住校读书，只好辍学在家。后来射阳中学（私立）转移到周庄（现正红镇周庄村），他就转到射阳中学就读。1940年毕业后，家乡人看他有点文化，就推举他当私塾先生。1941年，县抗日民主政府对私塾进行改造，大家觉得父亲为人正派，有一定文化素质，深受群众信任，于是就让他在私塾的基础上创办启明小学。从此，在党的领导下，他走上了从事教育工作的革命征途。1946年，为打击国民党反动军队和还乡团的“扫荡”，他参加了由尹桥和皋滩两个乡教师成立的坚持边区斗争的“尹桥宣工组”，配合地方武装，一面开展政治宣传，一面对干部群众和儿童进行识字教学。在1947年召开的阜东县（今滨海县）文教工作会议上，尹桥宣工组荣获集体二等功和三等功各一个，由县政府通报嘉奖，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当年的《黄海日报》专门宣传了他们坚持边区斗争的先进事迹。

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是父亲最大的光荣。1956年，父亲被选调到北京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离职学习。从到北京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期盼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个美好的想法在开学不久就变为现实。10月1日那天，学院的全体学员代表全国教育战线的干部组成一个方队参加国庆大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城楼时，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大家挥手的身影时，全体学员心情十分激动，个个热泪盈眶，欣喜若狂。由于游行队伍离天安门城楼比较远，看不清楚毛主席的容貌，大家感到很不满足。回到学院后，一致请求领导，反映他们要见毛主席的强烈愿望。1957年4月28日晚，学院通知说：“明天上午8点，国际友人要来参观，每个学员都要整理好着装”。第二天早饭后，领导才告诉大家：“毛主席要在中南海接见你们”。原来是出于保密的原因才说有国际友人要来参观的。学院离中南海只有三里路左右。经领导同意，全体学员整理好着装，直奔中南海而去。到达接见和拍照的地方，领导安排大家排好队。父亲站的位置离毛主席很近，他非常高兴。时间不长，毛泽东主席、朱德委员长和邓小平总书记等中央首长陆续走下小轿车，不停地向大家挥手致意。顿时，全场掌声雷动，震耳欲聋。合影以后，大家又以热烈的掌声送走各位领导。整个过程，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没有和大家说一句话，但从他们的目光中和表情里，看到了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关心和对全国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殷切期望。这次接见，是我父亲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是鞭策他做好工作的强大动力。那张和毛主席及中央领导人的合影一直挂在我们家居室的醒目位置。我们兄妹都复制了那张照片，永远珍藏。毛主席的名字叫毛泽东，曾用名毛润之，祖籍湖南湘潭。我们兄妹3人的名字分别叫皋润、皋泽、皋湘。有一次，我问父亲为我们起名的含义，他笑而不答。我却从中领悟到，他是要我们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世世代代为国家繁荣富强争做贡献。我们也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

父亲一生无怨无悔、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上。从普通教师干到主政一方教育的领导，曾两次担任县文教局局长，前后相隔十多年时间，这在滨海县被传为佳话。第一次是在1962年，滨海县师范学校停办后，他被调到县文教局，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第二次是1975年9月，县委将已离开教育战线十年的他，重新调回县文教局。有人劝他，现在教育战线很乱，需要拨乱反正的事太多，你已经56岁了，何必再去操那份心。他想，重回教育工作岗位，是县委的信任，不能退却，要迎难而上，一直干到63岁才光荣离休。他两次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时候挑起县教育主管部门领导的这副担子的。在任期间，他和全局同志一起，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一切按教育发展规律办事，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学校领导班子建设和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取得了明显效果。在他离休的前几年，全县的教育工作在全地区（市）乃至全省一直处于领先位置。1980年，全县高考成绩位于盐城市第一、江苏省第二。这样的奇迹在社会上震动很大。外地不少省、市中学都慕名前来学习取经。那年，他被县委评为“模范共产党员”。

父亲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对子女倾注了很多的爱。在我1947年出生前，有一个哥哥和姐姐因病先后夭折，所以全家人对我特别惯。奶奶听从别人建议，为我认了一个陈姓干妈，意思是要“存下来”。又在农村找一个从河里取水用的风车上的车留子，放在我睡觉的床上，意思是要“留住”，怕我有什么闪失。从那以后，村里的老人都叫我“小留子”。父亲虽然不相信这一风俗，但还是尊重奶奶的做法。哥哥姐姐的不幸去世，对父亲的打击很大。因而他对我更加疼爱，呵护有加。1966年夏天，盐城中学组织我们学生到郊区南洋公社去参加劳动，住在老百姓家里，睡的是地铺，条件十分简陋。到那里不久，我就感到浑身无力，皮肤发黄，小便像浓茶叶水一样。老师叫我抓紧时间回盐城看病。我将情况写信告诉正在射阳县社教工作团工作的父亲。他第二天就赶到盐城，带我去医院检查，初步诊断是急性黄疸肝炎。他立即带我回滨海，找当时在滨海医术最好的老中医治疗。为防止传染给其他人，他让我住到滨中大礼堂舞台后面一间放道具的小房间里。在一切安排妥当后才回到射阳去。经过一段时间治疗，我很快痊愈，他又嘱咐母亲为我增加营养，帮助康复。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主要靠说理和言传身教。社会上有一种人对子女实施棍棒教育，还美其名曰“不打不成器”。我父母对我们兄妹3人从不打骂。几十年中，有几件事对我影响特别深刻，令人难忘。第一件事是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为一件小事和一个同学发生争吵，在推搡中抓破了同学的手。虽然只是一个小口子，父亲仍让我去道歉，并带同学去医院包扎。经过县公安局一个看守所旁边时，父亲对我说：“做错了事就必须道歉赔礼，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你这次抓破人家的伤口不大，如果造成伤害，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这里的看守所就是关那些犯罪的人的。”父亲的一席话，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遵纪守法的种子。第二件是退还运动鞋的事。1963年，我刚拿到江苏省盐城中学录取通知书那天，邻居就送我一双白色高帮运动鞋。我拿了以后，感到大小正合适，心里很高兴。父亲知道后，对我说：“这个邻居是滨中的体育老师，负责管理学校的运动器材。你既不是滨中学生，又不是运动员，不能因为我是县文教局长而搞特权。”尽管十分不乐意，我还是把那双运动鞋退了回去。第三件事是1965年，全国都搞忆苦思甜。我当时正在读高二。父亲专门为我写了一封信，帮我回忆儿时家庭的苦难。信中说，我出生不久，盘踞在阜宁县境内的国民党还乡团经常窜到我们家乡“扫荡”。为躲避他们的迫害，母亲经常抱着我到离我们村有七、八里路的旧河村一带“跑反”，东躲西藏，忍饥挨饿。现在你们的生活好多了，但不能忘记过去，要好好珍惜新时代的安定生活，认真读书，将来为国家建设发挥作用。这封信对我教育很大。我还在班级的同学中传阅，他们也很感动。第四件事是父亲对长辈的孝顺有口皆碑。我母亲没有工作，全家靠父亲一个人工资维持生活。既要供我们兄妹3人读书，还要资助几个亲戚上学，经济非常紧张。尽管这样，父亲仍承担了祖父母和大姑的生活费用，让他们衣食无忧。我读初中时，每年放暑假，父亲都让我回老家住一段时间，一是看望奶奶，二是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培养劳动意识，体会农民的辛苦。我外婆耳朵聋，原来住在大舅家。他家人口多，父亲就把外婆接到我家安度晚年。他的行动深深影响着我们，让我们自觉去领悟“百善孝为先”的道理。

舍小家，保国家，送子参军人人夸。20世纪60、70年代，国际上反华势力猖獗，我国必须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以防来犯之敌。我父亲在1969年和1970年先后将我和弟弟送入军营，保家卫国。亲朋好友知道后，说我父亲真想得开，两个儿子也不留一个在身边，纷纷被父亲的无私奉献、爱国精神所感动。我们入伍前，他都用先辈们和他的革命事迹激励我们，要我们在部队听党指挥，服从命令，苦练杀敌本领，做一个合格的革命军人。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教导，坚守海岛十八年，为祖国站岗放哨。我的弟弟入伍时，父亲在送给他的笔记本第一页中写下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弟弟在部队严格要求，严格训练,出色完成各项任务，多次得到领导的表扬。

面对复杂的历史问题，父亲不计前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滨海掀起了深挖“五一六”运动，一顶顶莫须有的帽子满天飞。今天这个老干部被打成“五一六”，明天那个整人的人又被当成“五一六”关进学习班。滨海县是江苏省受深挖影响的重灾区。据《滨海县志》记载，1975年2月，县委决定为错定为“五一六”分子公开平反、恢复名誉的就有2576人。1971年底，全县有183名干部被隔离在五七干校审查，149人遭殴打、体罚、刑讯。有的被体罚致死，53人致残。曾发生12名寡妇进京告状之事。我父亲因年纪较大，办学习班的人认为他“罪行”较轻，常常是长时间不让他睡觉，从精神上摧残。他在学习班里被关了整整400天，不准回家。生活用品由家人定期送去。父亲以对党无限忠诚的信念，对那些诬陷的不实之词，予以一一驳斥，毫不畏惧。所谓的审查以“查无实据”的结论结束后，县革委会又不安排他的工作，还停发工资。原来住的宿舍也被收回了，父亲只好回到老家。由于没有工资收入，当时的生活极其困难。据我妹妹讲，经常是一个星期才能吃上一顿干饭。那时我和弟弟在部队服役，深挖“五一六”对我们也有影响。观点不同的一派掌权后，人民来信到处写。和我同年入伍的滨中几个学生都因此被提前转业或退伍。有几个人还进了部队的学习班，要他们交代参加所谓的“五一六”组织的情况。我没有在滨海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就写信说我姑父是“五一六”骨干分子，父亲有“五一六”嫌疑，要求将我提前转业。幸亏我提干时间较早，再晚一个月，我就不能提干了。守备区政治部征求我们营里意见。营里邱政委（独立营教导员称政委）认为，皋润本人不是怀疑对象，他的家人也只是怀疑对象，并没有确切证据就是“五一六”。况且他正在要塞区教导队参加干部培训，是不是暂时不考虑让他转业。守备区采纳了营党委的意见，才让我逃过一劫。后来的事实证明，深挖“五一六”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严重错误，在滨海根本没有“五一六”这个组织，只是派性斗争的工具而已。在广大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强烈要求下，老干部又陆续回到工作岗位，补发工资。1975年，我从部队探亲回家。有一次，我向父亲询问：“是哪几个人办你学习班的？”他严肃地说：“你问这个干什么？他们也是受蒙蔽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受害者。”我知道他是怕在我心中留下仇恨的种子，对自己对人都不利。父亲的宽宏大量还体现在以后的工作中。听说一个曾在学习班虐待过他的人，在家庭困难时，父亲还伸出援手，帮了他一把，使这个人深受感动。

父亲在处理悠关切身利益的事情时，相信组织是他的第一选择。在1986年我转业安置时，有人建议父亲找一找县里领导，能安排一个好一点的单位。他说：“皋润的条件在那里，县委会安排好的”，坚持不托人找关系。1995年，我和父亲在盐城碰到已调到市里工作的原县委组织部领导，他说我在那批转业干部中，文化程度、在部队表现和工作能力都是比较好的，还有长期在边海防服役可以优先照顾的有利条件。可在当时具体分配时，却被安排到县电大管理站（后改为盐城电大滨海分校）工作。岗位虽不如自己的预期，但我心安理得，没有送礼走后门。从这件事我看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思想境界。在电大，我一边工作一边参加学习，圆了大学梦，取得了大专文凭。在电大学习的大多是县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和企业的后备干部，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全县各方面的情况，也结交了许多朋友，为今后在多部门工作提供了方便。

在我的家乡，大家都说我父亲愿意帮助人排忧解难。20世纪50年代，农民还很贫穷。有些人家的困难很大，父亲就想方设法介绍他们外出工作。我们庄上就有好几个人先后到学校做炊事员、搞后勤，使他们家生活有了明显改善。他们退休时，子女又按当时的政策顶替上岗工作，可以说帮了一个人，改变了他们几代人的命运。70年代，没有恢复高考制度前，工农兵是靠推荐上大学的。在这个过程中，有特权人的子女有时会得到优先安排。当时有一个高中毕业后在家放鸭子的学生，因表现较好，被大队和公社作为候选人报到县里。她怕被刷下来，就找我父亲帮助了解情况。面对这个陌生的人，父亲在详细了解情况后，对她表示同情，就对县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说：“让工农兵上大学是好事，对世代是农民的子女请一视同仁。”后来，她终于被医学院录取。毕业后，她刻苦钻研业务，热心为病人服务，深受患者和家属的好评，还被评为高级职称。有一段时间，农村学校缺教师。有些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学生和退伍军人有想当教师的愿望。父亲就积极推荐符合条件的人当民办教师或代课教师。后来不少人通过自身努力，按国家规定转为国家正式教师，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父亲在县文教局工作时，要求对家庭困难的学生尽可能减免学杂费，使他们能上学读书。如原县物资局副局长韩乃壮同志1963年考取獐沟中学高一时，因家庭贫寒，无法筹钱按时报到，全家十分着急。他便一个人步行几十里路跑到东坎找我父亲寻求帮助。我父亲与他非亲非故，从不相识。听了他的诉说后，一面鼓励他要好好学习，一面与獐沟中学联系，帮他减免了学杂费，解了燃眉之急。对此，他念念不忘，曾作词一首，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和报国之心。

“诉衷情•忆四年前恩师勉读书    当年首次坎东寻，师长最知心。修书一纸关照，学业得延伸。追往事，忆艰辛，倍思亲。此生何报？振国兴家，壮志凌云。”

父亲在教育战线奋斗几十多年，桃李满天下，犹重师生情。他先后担任过滨海县八滩中学、滨海县中学和滨海县师范学校的校长，和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年的学生离开母校已经几十年了，又分布在全国各地，但对老校长的关心一如既往。到了节假日，本地的学生总有人到我家登门拜访。家住农村的学生，则利用进城的机会到我家坐坐。谁家有了喜事，他们会打电话或以书信的方式告诉父亲。子女成亲了，他们会邀请父亲去喝杯喜酒。谁有了困难或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他们也会找我父亲当当参谋，帮助出出主意。在外地工作的学生回滨海，总要打听我家的住址，抽时间来看望我父亲。如在新疆工作的八中毕业生叶修举、在江苏省教育厅工作的周德藩等人都能利用探亲或到滨海检查工作的机会来我家看望我父亲。原镇江军分区司令员贾寿元和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授的殷仪等同志经常在电话中问寒问暖。在父亲有困难需要帮助时，只要找到学生，他们都会尽力帮忙。2001年，父亲去南京看病，徐国勋同志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帮助联系专家、安排检查。2004年，父亲患前列腺肥大，小便带血。季云天（盐城市第—人民医院专家）亲自为父亲检查，与治疗小组—起研究治疗方案，使手术很成功。父亲在职时，不少学生在工作上给予很大支持。离休后，在他负责盐城书画函授学院滨海分校工作时，不少学生主动帮助搞宣传、落实招生工作。何明章、陈忠仁等同志在教学上尽心尽职，把滨海分校办得红红火火。在我父亲八十岁和九十岁生日时，不少学生和老师自发组织起来，集体为我父母祝寿。许多家住外地的学生专程回滨参加聚会。有—位学生这样称赞他：“献身教育数十年，培育李桃超万千。钟爱学生如爱子，含辛茹苦丹心赤。”每当想到这浓浓的师生情，父亲就感到无比欣慰，为自己能将一生献给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而自豪。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离休后，父亲仍发挥余热，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晚年生活丰富多彩。他受邀参加县委组织的老干部报告团，深入学校，和青少年一起回忆过去，展望未来，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理想。担任几个学校举办的家长学校的名誉校长，和学校领导、学生家长一起研究教育青少年的方法。书写“奋击学海千重浪，勇攀书山万仞峰”、“读书方恨知识浅，观海才觉天地宽”等条幅，送给青少年，激励他们前进。利用县委召开的老干部座谈会的机会建言献策，关心全县各项事业发展。从1986年开始，父亲担任县老年门球队队长，多次带领队员参加在徐州、南京、盐城的老年门球比赛，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989年，在北京举办的有72个代表队参加的全国“体旅杯”门球比赛中，我县门球队夺得亚军，为江苏和滨海争得了荣誉。当年，他被评为“盐城市体育老人”。他担任盐城书画函授学院滨海分校校长的十多年中，为我县培养了近千名的书画人才，为滨海成为江苏省唯一的“全国书法县”做出了贡献。他多次被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评为“先进工作者”。在担任领导工作的同时，他自己也刻苦钻研，书法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成为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不少作品在省、市和全国的书法比赛中获大奖。部分作品被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校友风采录》《世界华人书画博览》《中国老干部书画家大辞典》《现代中国书法》和《中国书画家作品集》等多种专刊入编。

父亲去世时，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可以继承的物质财产，但给我们留下了可代代传承的宝贵的“敬业、勤俭、正直、善良”的好家风，留下了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亲爱的父亲，“如爱之山今何在，恨有黄泉隔断尘。”父亲在世，我对他爱得还不够，孺慕耿耿也始终未能充分表达。但父亲如山的爱，始终耸立在我心头，成了我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