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网上看到一小段晚清“用工薪酬”的史料，联系现实让人感慨万千。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科技的巨轮一日千里，但某些深植于权力结构中的底层逻辑，却仿佛被封印在时光的琥珀中，近两百年来几乎没有变化。晚清时期，当西方资本携坚船利炮与雄厚资金叩开中国大门时，一场关于“高薪”的暗战便在通商口岸悄然打响。外国洋行为了拓展业务，给华籍员工开出了令人咋舌的薪水。美资旗昌洋行的华籍轮机长月薪高达250两白银，而同期清军水师轮机长的月薪不过区区30两。巨大的薪酬落差，让清朝的职员和技术人才纷纷“用脚投票”，转投洋商麾下。面对这种“人才流失”，清朝官员的反应并非反思自身薪酬体系的僵化与不公，而是将矛头直指外资的“高薪诱骗”。曾国藩上奏朝廷，痛心疾首地称：“洋商重资诱我华民，致工匠皆不愿为国效力，甚非久计。”刘坤一更是担忧：“洋行薪水太高，恐华工得此厚利，久而生骄，忘其本分。”在他们看来，百姓和工匠应当安贫乐道、安分守己，外资的高薪不仅破坏了“本分”，更动摇了统治的根基。于是，一场场荒诞的打压接踵而至。两江总督沈葆桢严令“谁给洋商打工就是资敌”，直接将30名华籍员工抓捕并流放黑龙江；李鸿章则亲自给天津海关道下令，规定洋行华人月薪不得超过百两，否则以“扰乱市面”论罪，买办连坐；上海道台吴煦更是出台“保甲加捐”规定，凡月薪超过50两者，需额外征收10至30两的保甲费。这些手段，本质上都是权力在面对市场规律时，因无法提供同等竞争力而产生的恼羞成怒，最终只能诉诸行政暴力和税收惩罚。时光流转百余年，当我们将目光投向现代，却惊觉历史的韵脚何其相似。

       近年来，特斯拉等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同样开出了令本土企业艳羡的薪酬待遇。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一线普工，综合年薪往往能达到十万甚至十几万元，且享有足额缴纳五险一金、免费工作餐、家属医疗保险等完善福利。相比之下，许多本土制造业企业仍在依靠“996”和极低的底薪维持运转。面对这种局面，舆论场中再次响起了似曾相识的论调。

     有人指责外企“高薪挖角”是“恶意竞争”，有人担忧“本土人才被外企洗脑”，更有甚者将外企的高福利解读为“文化渗透”和“收买人心”。尽管现代社会不再动辄将打工人“发配黑龙江”，也不再有“月薪不得超过百两”的明文禁令，但各种隐性的“保甲加捐”却换了一种形式存在。例如，对外企合规要求的严苛审查、在特定行业对外企参与政府采购的限制、以及在舆论上对外企的“道德绑架”与“民族主义审视”，其底层逻辑与晚清官员的“防骄”、“防资敌”如出一辙。这种跨越两百年的“不变”，其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第一，是“利出一孔”的权力垄断思维。 在传统治理逻辑中，统治者习惯于将天下所有的利益分配权牢牢抓在手中。财富不能自己带来安全，必须依附于权力。当外资企业通过市场化手段提供高薪时，实际上是在权力体系之外，开辟了一个新的“利益分配孔”。这直接挑战了权力对资源的绝对垄断，让民众意识到：不依附于体制，仅凭技能和市场价值，也能获得体面的生活。这是统治者最深层的恐惧。第二，是“防民甚于防川”的维稳焦虑。 高薪不仅意味着物质生活的改善，更意味着个体尊严的提升和独立人格的形成。

      正如刘坤一所担忧的“久而生骄”，一个经济独立、见过世面、享有法治保障的劳动者，是不容易被随意拿捏的。他们敢于对不合理的加班说“不”，敢于对违法的辞退说“不”，敢于在网络上对公权力进行监督。对于习惯了“顺民”治理的权力而言，这种“骄气”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打压高薪，本质上是在打压个体的独立性，试图将劳动者重新按回“安分守己”的模具中。第三，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制度惰性。 当本土企业或官办机构长期依赖低人权优势、低环保成本、低福利支出来维持竞争力时，它们已经丧失了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升级来提升利润的能力。此时，外企的高薪就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本土制度的落后与剥削本质。面对这面镜子，正常的逻辑应当是改革自身、提高待遇、完善法治。但权力的本能反应却是“砸碎镜子”——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外企、通过舆论抹黑外企、通过政策倾斜保护本土落后产能。这不是在保护民族企业，而是在保护“落后产能”和“既得利益集团”。第四，是“家国同构”下的道德绑架。 从曾国藩的“不愿为国效力”到今天的“恶意竞争”，权力总是习惯将市场行为政治化、道德化。它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契约关系，偷换概念为“忠君爱国”的政治关系。在这种叙事下，拿高薪不再是个人能力的体现，而成了“不爱国”、“忘本”的道德污点。这种道德绑架，既是为了掩盖自身薪酬体系的不合理，也是为了在舆论上占据制高点，从而为行政干预提供合法性外衣。近两百年来，从沈葆桢的流放令到李鸿章的限薪令，从吴煦的保甲加捐到今天的“恶意竞争”论，手段在变，话术在变，但那个试图将人视为工具、将利益视为禁脔、将市场视为敌手的权力幽灵，从未散去。只要“利出一孔”的逻辑不变，只要“防民甚于防川”的焦虑不变，只要“劣币驱逐良币”的制度惰性不变，那么无论科技如何进步，无论高楼如何林立，我们在本质上，依然活在那个“月薪不得超过百两”的时代。历史没有终结，它只是在不同的时空里，反复上演着同一出荒诞剧。而你我既是观众，也是剧中人。

图/文：张传林 责编：程庆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