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没有墓碑

               杂文/李含辛

      咸阳南市的刑场上，五匹马撕开那个人的身体之后，没有人给他收尸，没有人给他立碑。秦惠文王甚至没有下一道诏书宣布他的罪名，只是默许了旧贵族们把一具碎裂的尸体扔在街市上，任由野狗和乌鸦去收拾残局。

     商鞅死了，死得干干净净，连一座坟茔都没有留下。可奇怪的是，他死后的秦国，每一寸土地上都长着他的影子。

      他活着的时候，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卫国人说他是卫国公室的庶子，可卫国太小，装不下他的野心，他头也不回地去了魏国。魏相公叔痤临死前对魏惠王说，这个人要么重用，要么杀掉，千万别让他跑了。魏惠王没当回事，商鞅便头也不回地去了秦国。他在秦国二十年，把秦国当成了自己的家，可秦国人从来没有把他当自己人。旧贵族叫他“卫鞅”，带着轻蔑，那意思是别忘了你是个外来户；百姓叫他“商君”，带着畏惧，那意思是你是封在商於的大人物，跟我们没关系。他改了秦国的法，改了秦国的田，改了秦国的兵，改了秦国的爵，可他改不了自己身上那个“外人”的标签。

     秦孝公活着的时候，这个标签还不致命。孝公需要他，秦国需要他，变法需要他，他再“外人”，也是孝公最倚重的人。可孝公一死，标签就变成了刀。新君嬴驷做太子的时候，因为犯法被商鞅罚过，罚的是他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一个割了鼻子，一个刺了字。嬴驷记着这笔账，记了二十年。旧贵族们也记着，记着废井田的仇，记着军功爵的恨，记着什伍连坐的辱。他们等这一天，等了二十年。二十年的等待，足够把一个人的血肉一寸一寸地咬碎。

     于是车裂的命令下来的时候，没有人替他说话。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一句“商君于秦有功”。那些在他变法中得了好处的农人，那些提着敌人首级换了爵位的士兵，那些靠着新法吃饱了饭的百姓，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他们甚至涌到刑场上去看，看那个曾经高高在上的人，怎么被五匹马撕成碎片。那一刻商鞅大概终于明白了：他这一生，赢得了秦国的未来，却输掉了秦国的人心。

      他太“冷”了。冷到渭水边一日杀七百人，河水尽赤，他面不改色；冷到太子的师傅求情，他照割不误；冷到邻里之间互相监视、互相告发，整个秦国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军营，人人自危。他要的是效率，是服从，是整齐划一，是所有人像齿轮一样嵌进他设计的机器里。他不要温情，不要人情，不要那些拖泥带水的东西。他以为只要法够严、令够明、赏够重、罚够狠，秦国就能从西陲的蛮夷之邦变成东出的虎狼之师。他做到了，秦国的确变成了虎狼，可虎狼是不认主人的。他亲手把秦国锻造成了一把最锋利的刀，然后这把刀反过来砍向了他自己。

     但真正让人说不出话来的，不是他的死，是他死之后的事。秦惠文王杀了商鞅，却没有废掉商鞅的法。井田还是废的，军功爵还是立的，什伍连坐还是行的，耕战还是国策。旧贵族们报了仇，出了气，以为可以回到从前那个世卿世禄的好日子，可他们等来的，是秦惠文王继续踩着商鞅铺好的路，一步步把秦国推向更强。商鞅的身体被撕碎了，商鞅的法却活了下来，而且活得比谁都长久。后来的秦人沿着这条路，从函谷关打到六国，从秦孝公打到秦始皇，从西陲小国打到天下一统。没有人再提商鞅的名字，可每个人都在用商鞅的法。

     他没有墓碑。秦国的史官不敢给他立传，后世的儒生忙着骂他刻薄寡恩，司马迁在《史记》里写他“天资刻薄人也”，把他的死归为“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好像他死得活该，好像车裂是他应得的报应。可他们忘了，没有商鞅的“刻薄”，就没有秦国的“雄厚”；没有商鞅的“寡恩”，就没有秦国的“强兵”。他们把商鞅的人和他的法切成了两半，骂他的人，用他的法，一边骂一边用，用了一百多年，直到始皇帝在咸阳宫里挂了那塊“皇帝”的匾额，也没有人想过要给那个被五匹马撕碎的人立一块碑。

     两千多年过去了，咸阳城早就埋在了黄土下面，刑场上的血迹早就被渭水冲得一干二净。商鞅的坟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可他的法，还活着。活在那些“徙木立信”的故事里，活在“法不阿贵”的理想里，活在每一个试图用制度而不是人情来治理国家的人的心里。他终究是没有墓碑的，可他的碑，刻在了整个秦国的版图上，刻在了中国两千年的制度史里，刻在了每一个后来者翻开《商君书》时，手心微微发汗的震颤里。

      有些人，活着的时候被所有人抛弃，死了之后连一座坟都没有，可他们的影子，比那些碑文还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