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曦已经洒向大地，没有风，天气生硬的冷。冷天愣是把白的雪留在湖边，因为以前雪下完就基本化了。踏雪寻梅，脚底久违的吱吱声又响起。走近南湖，忽然感觉南湖的面积大了许多，除了湖面，四周一片惨白。雪把所有的商铺的门封得严实。树杈上的白和草地上的白互相照应着，湖面的灰和楼房的灰也相互呼应着。只有树林里的腊梅终于有机会展现自己孤独的容颜。路过秦二世墓，经过寒窑，路边一处一处的唐朝雕塑，又把南湖的历史画卷徐徐铺开，我们是局中人，我们也是局外人。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渭水以南、今西安东南的曲江地区，利用这里自然起伏的丘陵和屈曲的河岸，圈建了名为 “宜春苑” 的皇家离宫。这片区域的核心是一片因河道弯曲而形成的天然池沼，池岸蜿蜒，水流屈曲，这便是“曲江”之名的地理源头，也是当今所谓的南湖。那时的曲江，远非后世精巧的园林，而是一片充满原始野趣的皇家猎场。林木蓊郁，麋鹿、野兔等猎物穿行其间。始皇帝常率禁军于此驰骋射猎，演练骑射。池沼水畔，芦苇丛生，水鸟翔集。池北的塬上，坐落着宜春宫，作为帝王游猎时的行宫。这片皇家苑囿也见证了秦朝的悲剧。公元前207年，二世胡亥被赵高逼死于望夷宫后，以“黔首”之礼草草葬于宜春苑中。这位在曲江边长大的皇帝，最终长眠于此。后世文人至此，常有“孤坟何处在？犹在曲江头”的感慨。秦二世的墓地具体是否为我们路过的地方，目前似乎并不重要，但是那一个“兴衰周期律”在2000多个春秋里上演过无数次。贾谊的《过秦论》中“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的教导萦绕于耳，杜甫的“后人复哀后人”又能惊醒几朝几人？哀之，鉴之，或许才能走出周期率。

      唐朝是曲江池的绝对巅峰，它从禁苑转变为全民共享的公共空间，其景象之繁盛、文化之鲜活，已深入当时社会生活的肌理。大唐的兴盛造就了曲江南湖的兴盛 。开元年间，唐玄宗对曲江池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将南山的黄渠水引入池中，使水面猛增至约70万平方米，水深且清，号为“南湖”。沿池修建了气势恢宏的紫云楼（皇帝登高观景、赐宴之所）、芙蓉苑（皇室别馆）、杏园（进士探花处）、慈恩寺（大雁塔）等一系列建筑群。沿池遍植柳树、杏树、芙蓉（荷花），形成了“两岸柳阴低拂水，一池荷影乱翻风”的旖旎风光。南湖也成为唐朝流动的盛宴所在地。三大标志性活动在南湖上演。一是曲江流饮，演绎的是科举及第的终极荣耀。每年春天，新科进士放榜后，最隆重的庆祝仪式就在曲江举行。主要的活动流程为以下几部分：雁塔题名——新进士先齐聚大雁塔下，推举擅长书法者将姓名题于塔壁。随后，众人来到曲江池畔，分坐于蜿蜒的溪流两岸。羽觞（一种浅底酒杯）被置于上游水中，随水漂流。酒杯停在谁面前，谁就要即兴赋诗，否则罚酒三杯。这种风雅的活动名为“曲江流饮”，是“关中美景”之一。再次，由朝廷挑选两位最年轻的进士担任“探花使”，骑马遍访长安名园，采摘最美的春花。若发现有人先于他们采得名花，则要被罚酒。这便是当初的“杏园探花”。孟郊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正是这场狂欢的生动写照。最后是皇帝赐宴，朝廷在曲江岸边的杏园设“闻喜宴”，皇帝亲临紫云楼，与百官一同为新科进士庆贺。整个长安城万人空巷，争睹风采。这种“贵贱雷同”的景象，是唐朝开放包容精神的极致体现。二是倾城赏花。长安人对牡丹的狂热，在曲江池达到顶峰。暮春时节牡丹国色天香开遍长安， 白居易在《牡丹芳》中这样描写当时的场景：“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当时在慈恩寺、曲江池边的私家园林里，各色牡丹竞相绽放，姚黄魏紫，争奇斗艳。人们携酒带肴，在花下铺上地毯，席地而坐，通宵达旦地赏花、饮酒、赋诗。远超今日流行的“野炊”。刘禹锡的名句“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描绘的正是曲江池畔的盛况。三是上巳游宴，即皇家与民同乐的节日。三月三上巳节，是唐代最重要的节日之一。这一天，皇帝会亲临曲江池紫云楼，大宴群臣，并允许百姓在池边自由游乐。池中备有装饰华丽的彩舟，宫廷乐舞在舟上表演，丝竹之声与岸边的欢声笑语交织。如果你想体会当初的盛景，读一读杜甫的《丽人行》可见一斑。其中，“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名句，就生动描绘了当时仕女们踏青游春的场面。盛世就是盛世。盛唐也盛在曲江南湖。但是，物极必反，几千年的道理文人都懂，但谁又能见证每一个轮回？

     宋朝的南湖是废墟上的田园与士大夫的凭吊场所。唐末战乱，黄渠断绝，曲江池迅速干涸。北宋建立后，长安失去国都地位，曲江池彻底沦为郊野。北宋张礼在《游城南记》中记载，当他游历至此，看到的是“其地皆野草”的景象。昔日烟波浩渺的湖面，已被开垦为农田，种满了小麦和黍子。紫云楼、芙蓉苑等宏伟建筑，只余下些许地基残垣，淹没在荒草之中。池岸边的曲径，变成了乡间的田埂。唯一尚存的，是那座孤零零的大雁塔，矗立在田野间，成为昔日繁华的唯一地标。宋朝的文人墨客来到此处，心中涌起的是“黍离麦秀”的兴亡之叹。这是一种深沉的历史感伤——看到昔日繁华的宫殿所在，如今长满庄稼，从而引发对朝代更迭、盛衰无常的感慨。虽然宋代地方官府为了延续文脉，偶尔也会在端午节等时节于曲江旧址设置简单的船舫，供人游览，但规模与影响力已如萤火之于皓月，不过是凭吊时的一丝点缀。

      明朝的南湖泉水复涌，变成文人再造的“小曲江”。在沉寂了数百年后，曲江池在明代迎来了意想不到的“神迹”。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一场特殊的自然现象发生了——曲江故地干涸已久的曲江泉水突然复出，形成了一片新的湖面。这在当时被视为“祥瑞”，引起了地方官和文人的极大关注。都御史王璇在泉眼南岸修建亭阁，疏浚泉流，试图复现曲江胜景。虽然新生的水面远不及唐代广阔，但这池新水重新点亮了文人的曲江情结。它成为了西安城东南郊的一处雅集之地，文人们在此饮酒赋诗，追怀盛唐。明代诗人来复在《游曲江》中写道：“废苑千年余瓦砾，濯潴重见是龙渊。”他感叹历经千年的废墟上，竟奇迹般地再现清泉。可以说，明代的曲江池，已不再是那个“贵贱雷同”的都城公共园林，而转变为士大夫阶层寄托怀古幽思、传承地方文脉的“人文地标”。此后，清康熙年间，连月大雨曾让曲江新水涌泛，一度让当地人恍惚间看到了“流觞”的盛景重现。

     从秦朝的猎场，到唐朝的乐园，再到宋明的田园与凭吊之地，曲江池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泓清泉，都浸透了历史的记忆。它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湖泊，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承载着盛世理想与兴亡之叹的永恒符号。

     走过寒窑遗址，它已被列入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应的遗址在西安曲江池东侧的五典坡（武家坡）。 讲述的是唐朝相府千金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等待出征丈夫薛平贵归来的故事。王宝钏是宰相王允的三女儿，她不愿接受豪门联姻，坚持彩楼抛绣球择婿，故意将绣球抛给了穷困的薛平贵。王允大怒逼她悔婚，王宝钏刚烈地与父亲 “三击掌” 断绝关系，脱下华服，跟着薛平贵住进了郊外简陋的寒窑。婚后不久，边疆战事突起，薛平贵决意投军建功立业。王宝钏强忍悲痛为他收拾行装送别。薛平贵在军中表现出色，后因缘际会娶了西凉的代战公主，在西凉获得高位，但与长安的联系长期中断。十八年后，薛平贵终于率军返回长安。他先到武家坡寒窑前试探妻子，确认王宝钏的坚贞后，夫妻相认，抱头痛哭。之后薛平贵登上帝位（戏曲演绎），王宝钏被册封为皇后，但民间也有说法称她团聚后不久便病逝。

     故事流传已久，被编入戏曲，传唱千年，但历史的原貌并非如此。看戏的人只是寄托一种希望，他们没有责任和能力辨别真假，他们更不会去思考阶层固化与门当户对的底层逻辑，但他们深谙他们是历史长河里的一滴水，能反映太阳的光辉只是倏忽之间的事。

    走过阅江楼，楼前的菡萏已经不见踪影，但我知道六月来临时它还会葳蕤生光，它不会记得自己的前世今生，但它会见证这段历史。

      太阳慢慢的放出生冷的光芒，一阵风钻进衣襟，浑身发冷。我知道，这一束光照耀了几千年。而这一阵风吹过秦始皇豢养的麋鹿的皮毛，吹落过唐朝娇艳的牡丹花瓣，吹散过三月三游春仕女的头发，吹倒过宋朝南湖的麦浪，也让曾经的湖面泛起过无数的涟漪......今天又吹落树杈上的雪花和腊梅的花瓣。我忽然想起那句曾经流传一时的诗：“我吹过你吹过的风，算不算相拥”。

王进智，男，1975年生，陕西神木人。有散文诗歌作品在《延河》《文化艺术报》《都市头条》《陕西诗歌》等报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