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妈妈，摇摇头。这时我发现，爸爸和祖母也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我。
两个自称从北京来的高干子弟，站在街边的一条长凳上发表演讲。他们甩了几下拿在手里的皮带，就像甩鞭一样。他们说，躲在中央的赫鲁晓夫，由全国各地的很多小赫鲁晓夫保护着。他们又说，全国的干部绝大多数都烂了，对劳动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因此必须全国造反夺权。接着，他们又举起拳头喊了很多口号。
口号只是一种引爆，仅仅几天，就成了一种全民性的互斗互咬。
与爸爸谈话的第二天一早，我又回到学校。学校已经停课，很多同学开始造反，扎着塑料皮带到处贴大字报。
我走进教室，心里忐忑不安。不是怕别的，是怕一句粗话。那就是造反派管父母亲被打倒的同学都叫"狗崽子"。我低着头，不敢看别的同学，只敢慌张地看我的邻座李小林一眼。
李小林也看了我一眼。我立即直觉到，她也恐惧着，而且恐惧的内容和我差不多。
正在这时，高音喇叭突然震响，几乎把所有的人吓了跳。喇叭里的广播夹带着不少"革命谩骂"，然后又全变成了"革命样板戏"。
我正呆呆地坐着发愣，高音喇叭停了。我这才隐隐听到，教室楼下好像有人在扯着嗓子高喊我的名字，声音有点耳熟。
到窗口一看，是高中的两个老同学，一个姓许，一个姓万。好几年不见了，我赶紧下楼，拉他们到操场边的草地上坐下说话。
他们很焦急，说是昨天回了一次母校，发觉我们中学里的老师至少有一半都有了"历史问题"，被贴满了大字报。
教英语的孙老师在抗日战争中担任过美军翻译，大字报说，他很有可能顺便做了美国特务；
教历史的周老师的祖父考上过清朝进士，大字报推测，极有可能见过慈禧太后，既然见了就一定有政治勾结；
教地理的薛老师在课堂上说法国地图像男人的头，意大利地图像女人的靴，却独独把中国比作动物，说是像一只大公鸡，显然是汉奸；
教生物的曹老师的"历史问题"在时间上最近，那就是在饥荒年代偷窃过烤红薯；
····.
我一听，说："这一定是教师们互相揭发的。你们想，曹老师的烤红薯事件，后来的小同学们怎么知道？还有，什么美军翻译、清朝进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