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同学说："现在最麻烦的是孙老师，美国特务，不能回家了，被关在生物实验室的一个笼子里。"
"笼子里？"我惊叫一声。
我们三人，花了一小时想出了一个营救方案，并立即实施。他们两位到街上买了两个造反队的袖章戴上，回到中学，冒充毕业生要"揪斗"孙老师。中学生造反队毕竟是孩子，看到两个戴着造反队袖章的老校友站在前面，已经矮了半截，提出可以用一百张写大字报用的白纸换出孙老师。
我的那两个老同学一听有门，就假装认真地与他们讨价还价，结果只用了三十张白纸，就将孙老师转移出来了。
"好险！"事成之后的一星期，他们又来找我，庆幸地说："如果再晚一天，这样的事就做不成了。现在中学里已经成立了教师造反队，接管有历史问题的教师。"
他们告诉我，教师造反队的司令，就是曹老师。他实在受不住"偷窃烤红薯"这个罪名，干脆成立了一个"红薯造反队"。旁人一听，以为是郊区农民揭竿而起。农民造反，这在上海是稀奇事，因此在全市造反派联合会议上让人高看一眼。
曹老师当了造反司令，会怎么样呢？我们又为孙老师担忧起来。万同学的家离中学最近，我们要他常去看看。半个月后他又来找我了，说孙老师不仅没事，而且也参加了红薯造反队。这么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师戴着造反队袖章，看上去非常古怪。
"是不是曹老师想用这种方法保护孙老师呢？"我问。"有可能。很多老师都参加了红薯造反队，因此也有对立的造反派刷出标语，说红薯造反队应该改名为黑薯造反队。曹老师厉害，到我们劳动过的青浦农村拉了一个老农民来做副司令。那个老农民站在凳子上用谁也听不懂的乡下话乱喊几声，对方就不吭声了。"万同学说。
"你见到曹老师了吗？"我问。
"我到他的司令部去找过，没见着。"万同学说，"只见那个老农民缩在墙角打呼噜。"
这几天下来我突然明白。"民主"前面加一个"大"，就变成了"群众运动"。"群众"听起来很大，谁也不敢阻挡，其实又很小，每个人都有资格这么叫。
我老实的爸爸，怎么能领悟这种秘密？
他狠命地要把别人揭发的"历史问题"一个个说清楚，每天写着交代，一沓沓地交给造反派。造反派收下后叫他再写，却从来没有看过一页。他早就患有糖尿病，眼睛本来就不好，这下眼疾大大发作，没法再写了。他要我代他写，我本想劝阻，却挡不住他近乎恳求的目光，就拿起了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