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在我面前慢慢叙述着。我觉得，这已经不是爸爸向造反派的交代，而是上一代向下一代的交代。我现在写这本书，能记得那么多细节，都与爸爸当年的详细叙述有关。爸爸在叙述时，因眼疾要不断地用手帕擦眼泪，但也有可能是真哭。那些旧事，那些辛酸，那些死亡。
妈妈和祖母都在边上。有时她们会突然说出一个短句来纠正爸爸的回忆。
那时节已是深秋，窗外常常响起很大的风声。即便在家里，也已经冷得要抱肩。
一沓沓交代材料丝毫也没有改变爸爸的处境。后来有一个叫赵庸的同事揭发他十四年前为私营企业家说过好话，爸爸辩解说，那话是当时的陈毅市长说的。造反派说，陈毅也要被打倒了。爸爸顺嘴说了一句，对这样的老人不应该"过河拆桥"。
爸爸的话刚落音，造反队里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突然站起来，用尖厉的声音问爸爸："你这句话，主语是谁？你是说谁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这个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经过层层分析，严密地证明：有资格把陈毅这样的大人物当作一座桥可搭可拆的，只能是最高领袖。
因此，爸爸的罪名重了，当即就被关押起来。
好一个"主语"!
当造反派一戴上眼镜，语法也就变成了刑法。
这种"刑法"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一个人一关押，"广大人民群众"在一天之内就能提供大量罪证，而且条条都"怵目惊心"。连平日看起来最木讷的老大爷，都能随手扔出好几颗定时炸弹。
妈妈去探望爸爸后回来说，爸爸的问题非常严重，看来已经没救了。至于到底什么问题，造反派不肯说。
爸爸被关押在他们单位的一个小房间里，只有星期天看守人员休息时才被允许回家拿点衣物。
工资停发，每月发二十六元人民币的"生活费"，这是当时全国"被打倒对象"的统一标准。为什么是二十六元？很可能是每天一元，再扣去四个星期天。
当时我家是八口人。祖母、爸爸、妈妈、我、三个弟弟，再加上表妹。用每月二十六元要在上海这样一座城市里养活八口人，将会出现什么情景？首当其冲，当然是极度的饥饿。
妈妈每天都在寻找着家里一切可卖钱的物件。这样的物件不多，主要是她当年的陪嫁。其中有一些，还是外公、外婆结婚时留下的。妈妈知道每件东西的来历，晚上背着祖母，摸着、掂着、捂着，有的还在自己的被窝里放一夜，第二天藏藏掖掖地去了旧货市场。那时候旧货市场的收购价低得难以想象，妈妈常常在那里放下、拿回，再讨价还价好几次。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她极其疲惫地走进了食品店。
那一点点食品，放在饭桌上谁也不动。祖母干脆说生了胃病，躺在床上。我怕面对这种情景，尽量赖在学院里不再回家。
八月的傍晚 （四）
这天，一个同学告诉我，我的妈妈找到学院来了。我连忙朝同学指的方向赶去。妈妈连我中学的门也没有进去过，怎么到大学里来了？我有点惊慌。
当时的学院一片混乱，高音喇叭仍然在播放着刺耳的"革样板戏"，到处都是标语、大字报。这是我天天熟悉的环境，但此刻只想快速穿过，不要让妈妈看到这一切。
路边有一位瘦瘦的老教师站在凳子上示众，口里不断说着"我讽刺，我讽刺……"已经第二天了。我希望妈妈千万不要走过来。
这位老教师姓徐，早年是美国耶鲁大学的留学生，运动一来自然也成了"被打倒对象"，每月领二十六元生活费。那天他突然贴出一张大字报，说对于自己这样需要改造思想的人，一个月发二十六元的生活费实在太高了，根本用不掉，不利于改造。他详细列出了前几个月自己每项生活开销，一算，每月只要十八元。
按照当时的风气，这张大字报一定会引来一个新标准，每月生活费会减为十八元，从我们学院推广到全上海、全中国。幸好，徐先生让造反派嫉妒了。"怎么，他比我们还要革命？"于是，造反派命令他站在自己贴出的那张大字报前，不断地说自己是"讽刺"。
妈妈没有迎过来，她静静地站在一道竹篱下。竹篱上缠着藤蔓，藤蔓下是一排泛黄的青草，青草间有不少很大的鹅卵石，这让人想到家乡。朱家村、余家村的路边，都有这样的竹篱。那年妈妈出嫁，轿子走的就是这样的路。
现在，她一个人站在竹篱边，等着她的儿子。
妈妈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没东西吃了，我知道。"说着就把一张早就捏在手里的纸币按在我手上。
我不敢问这钱是卖了什么东西换来的，只把它挡在妈妈手里。妈妈没再推，也没把手缩回，两只手就这样隔着一张纸币握在一起了。
妈妈说，她今天到学院来找我，是因为昨天晚上与祖母商定，只能向安徽的叔叔求援了。
"家里断炊那么多天，不得不开口了。但这信不能我写，由你写，下一辈，方便一些。"妈妈说。
很快她又加了一句："不能让他太着急，你写得委婉一点。"我说，我很快就写。
妈妈抬起手捋了捋我的头发，说："那我回去了，我实在受不住你们的高音喇叭。前天我到关押你爸爸的隔离室去看他，窗外也全是这个声音。说是样板戏，闹死了！听戏是开心的事，哪有拎着别人的耳朵强灌的？"
我知道，妈妈心中的戏，是她喜欢的越剧《碧玉簪》，是叔叔喜欢的越剧《红楼梦》，更是全村喜欢的黄梅戏《天仙配》。那些清澈神秘的夜晚，悠悠扬扬的声音。
精华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