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为父母亲画一幅素描
廖静仁
在我们的一生中，某样东西终了，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消失。
——远藤周作
父亲曾经是军医
我父亲忽然去当兵了。当时他已经有了一女一儿，也就是我的姐姐和哥哥。那是在湖南宣布和平解放后不久，局部战争还并没有完全结束，我们那一带也还没有进行土改，父亲在离家约两公里多的小镇唐家观与人合开了一家诊所，名二友诊所。父亲当坐堂医生。在我们那地方，医生俗称郎中，还有个药剂师，叫彭其方，也就是诊所的房东。房屋是全木结构的吊脚楼，只有三盈两进，临街的一间是药房，另一间是诊室，里面的两间是各自的卧房。卧房的枕木下面是汤汤资水，后廊柱全都阴差阳错地杵在资水江岸的崖壁缝隙中，看似危如垒卵，却历经百年风雨而未曾倒塌。倒是每当到了资江暴涨洪水的季节，卧房下的激浪洪涛便犹如万马在奔腾。
我父亲和彭其方的合作时间并不长，也就只有半年多吧，第二年春夏之交的梅雨季节，小镇唐家观忽然驻扎了一支部队，说是解放军去湘西剿匪的一个先遣营。当晚，已敲过三更了，二友诊所的门被嘭嘭嘭地擂响了，起初，我父亲和彭其方都并没有听见，因为床脚下浪涛的喧嚣声也是嘭嘭嘭的声音，后来又听到了很粗犷的北方人口音在喊，喂，屋里有大夫吗？屋里有大夫吗？我父亲慌忙起床，吸着一双圆口布鞋，手提马灯开门一看，只见一群士兵抬着一副单架，单架上的人脸色通红如着了火似的，白被单下的身子却像筛糠的筛子抖个不停，在一旁擎着吊瓶的漂亮女军医一脸寡白，用颤抖的声音说，这是我们营长，连续几天冒雨急行军，整个衣服没一根干纱，掌灯时骤然病倒，推注了几支药和吊了两瓶水也一直不见效……
快进来，快进来……治病救人是郎中的天职。我父亲想也没想就把人往诊室请。
刹那间十多支手电筒全都打开了，诊室里顿时一片彻亮。
女军医说，大夫，我能帮上忙吗？
我只是个郎中。父亲否定了大夫这个称呼说，郎中郎中，只能做个中间人的。人却已经在开始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从出诊箱里取出一个布包，展开是一排银针。
你到底有没有把握救人？这次霸气问话的是个指挥官，士兵称他为教导员。
我父亲并没有回话，只顾埋头一脸肃然地忙自己手中的事，倒是已被安顿在病床上的营长昏迷中说了一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干脆死马当活马医吧！
营长姓马，单名一个驹字，东北铁岭人，在辽沈战役时，是某团尖刀连连长，就是他率领尖刀连孤军摸进国军兵团司令部廖耀湘帐下的，因此还立了特等功。前不久又被任命为湘西剿匪先遣营营长。没想到却出师未捷，倒在行进途中，身染重疾……
这是疟疾。我父亲肯定地说，在我们这里叫打摆子。得先用针灸，再下猛药。我父亲的针也下得猛，一排银针有十二根，一根一根地全都扎进了马营长的头颅，然后从壁柜中拿出三个乌黑油亮的竹筒，划燃火柴，点了一撮草纸往三个竹筒里烧了个遍，便忙嘱士兵把营长翻过身并撸起衬衣，让其赤背朝天。我父亲扫了一眼马营长满是枪伤并弹片伤愈合后的疤痕，居然毫不犹豫地就将三个竹筒依次按在了他的赤背上，此时诊室里一片寂静，只听见竹筒底下咝咝的吸气声。
这叫拔火罐。我父亲说，马营长体内好重的湿寒呐！
待扎过第二遍银针，拔过第三遍火罐，马营长居然就一个鲤鱼打挺般坐起了身来，之后，我父亲又亲自给他抓了两剂中药，除有一味药性辛、热，具有温中散寒、行气止痛作用的毕拨是草药之外，其余全都是极具毒性的蜈蚣、土鳖等。这让在一旁的老药剂师彭其方看得目瞪口呆，又不便吱声，因为人家廖筱山毕竟是“盖卦真传”的郎中，师父又是当年石达开手下名老郎中的第九代弟子。
目送一行人从街巷里走远，我父亲的身子也重重地抖了一下，他自己身上的单衣也已经没一根干纱了，合上门，进厨房从案板上拿了一块老生姜津津有味地嚼着，又静静地坐回诊室里发了一会儿呆，心里却像在击着鼓点。正好打更的又从门前路过，驳、驳、驳、驳——嘡！才知已经是五更天了，遂上床去睡觉。
第二天中午，队伍开拔前，马营长带着他的勤务兵又来到了二友诊所，他拉着我父亲的手说，大夫，我们的士兵大多是来自北方，你也看到了，我之所以染上疟疾，全是因为水土不服，我们需要你，请跟我们走。话说得文雅，却没有回旋的余地。就这样，我父亲被应征加入了湘西剿部队，连与家人商量及与妻儿告别的时间都没有，便匆匆忙忙上路了，当然也没有与当地政府交涉，任何手续都没有办。
但谁想得到呢？我父亲一个文质彬彬的郎中先生，居然曾自告奋勇独闯过盘龙山田司令匪穴，既为在潮湿山洞里染上了肺痨沉疴并身怀六甲的压寨夫人成功接生，还凭着一颗医者仁心和高超的医术，令山大王与之称兄道弟，并晓之以理，说服了也是被生存所迫上山为匪的田文镜缴械，兵不血刃，拿下了湘西群匪中的一个山头。
这事是我父亲与营长和教导员一起合计之后，由他自己主动请缨实施的。
主意是好主意，但毕竟太危险，这是拿你自己当人质。教导员有些犹豫。
如果能做到兵不血刃，解救数百名被逼上山为匪的山民，我即便冒险也值得。
我同意廖大夫的意见。马营长一咬牙拍板说，但必须先摸清敌情。
已经把前期工作做得差不多了。我父亲说。
事情的起因，是我父亲那天去湘西会馆的仁爱大药堂给部队采购几味常用中药材，无意间竟听到了盘龙山土匪司令田文镜的压寨夫人一直体弱多病，如今好不容易怀上了身孕，并且临产期日近，田司令正心急如焚，委派了师爷四处打探名医为之治病与接生。正好仁爱大药堂的麻老板又是当地党组织的统战对象，是他受地方组织和部队的委托，为我父亲与那位肩负田司令重托的师爷牵线，并说我父亲是由他仁爱大药堂专门从省城重金聘请来的名医。师爷闻言大喜，立马上山将此事报告了田司令，司令当时正在给一脸惨白的夫人揉肚子，手一挥说，还不快用轿子给我请上山来！也正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我父亲的设想得到了批准。
虽说是文请，眼睛却还是被蒙上了黑布。师爷解释说这是道上的规矩。我父亲沉着应对说江湖规矩我懂的。一路上既是涉水又是爬山坡，摇摇晃晃，硬是小半天才到目的地。我父亲一个文弱郎中哪里经得起这天昏地暗的半日折腾，下轿时直接就昏倒在地了。但是当他朦胧间听到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时，心想一定是匪首的老婆已经临产了，说时迟，那时快，我父亲当即就强打精神起身说，赶紧的，快扶我进去，给我端半碗凉水来。师爷说，救人要紧！几名女匪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父亲拥进了夫人房中，我父亲自然懂得规矩，撩起白大褂遮住双眼接过半碗凉水，自己先衔了满口，摸近床边，朝嚎啕的方向扑哧就是一口凉水喷了过去……夫人被这突如其来的陌生人一口凉水惊得一声尖叫，紧接着便是一个新生命哇的一声降临人间……
是个男儿！是个男儿呃！恭喜司令！贺喜司令呵！众人齐声贺喜。司令接过婴儿吻了一口，又递给了身旁的一位奶妈，拉起我父亲的手就来到了山洞正厅，并亲自焚香烧纸，欲与我父亲拜为兄弟，田司令拱手道，先生乃是世外高人，更是我夫人与犬子的福星呐！我父亲却从容答道，我既然已经上山，还是先将夫人的沉疴诊断清楚后再言兄弟之事如何？田司令亦忙改口说，如此甚好、如此甚好！
原来田文镜也是个读书之人，在乡下当过私塾先生，因一气之下用猎枪击毙了来家里骚扰他刚过门的媳妇的伪保长，才携妻出逃找到了在盘龙山为匪首的堂叔。结果不到五年，当山大王的堂叔暴病身亡，他也就阴差阳错坐上了盘龙山的第一把交椅。我父亲在山上整整呆了七日，也确实找准了压寨夫人的病根，我父亲跟田文镜说，尊夫人是肺痨病。田文镜一脸忧郁地问，先生可有良药？经过数日对田文镜的观察，我父亲发现此人心本善良，便一语双关说，良药苦口哦！田文镜是何等聪敏，即接言豪爽答道，无妨，只要是有利于病，我夫人咽得下的。
于是，我父亲也就大胆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另一个任务。
哈哈，果然是一位大胆仁医！没想到田司令却说，我第一眼见你就晓得了。
父亲的心眼实，也并没有多做解释，只说了一句，我只是个中间人。顿了一下父亲又说，但无论怎样，作为医者，夫人的病我一定会尽自己的能力医治的。
田文镜俯身便拜说，先生仁心，我愿成全先生，这也是在成全我们自己呀！
在场的几位大小头目也便齐崭崭应声道，我们全都听司令的！
田文镜大声说，还叫什么鸟司令呐？今后就叫我田老师。我们都听廖仁医的。
如比甚好。田兄下山后还可以继续当老师，各位也好与家人团聚。我父亲说。
第二天一早，由我父亲率领数百之众下山，山呼水笑，为湘西剿匪开了个好头。盘龙山土匪能够主动缴械下山，部队当然要为我父亲庆功，我父亲却说，我不过只做了个中间人而已。这是做郎中的本分，况且，大多数土匪其实都是被迫上山的。
后来全国解放了，父亲在一个雨夜曾悄悄地潜回过家里，那时部队刚好撤出了湘西在邻县叙浦集结整休，各地农村的土改运动也正搞得如火如余。父亲是个敏感的人，他已经感觉到自己当过族长的爷爷必定躲不过这一场运动的大劫。为了怕被村里人发现自己，他没敢冒然进屋，而是先躲在屋后的猪圈里听动静，没想却惊动了正在打嚊的一头母猪，惹得这畜牲吭哧吭哧一阵嚎叫，也害得我父亲还踩了满脚的猪粪。我奶奶听得了母猪的怪叫声，心想，这深更半夜的莫非有人偷猪不成？便赶忙掌灯去看，见是当兵的儿子回家了，立马就堵在门口不让进，并朝屋外警觉地扫了一眼低声吼道，蠢儿子，这风口上你回来做什么？你爷爷是当过族长的，被打成了大恶霸，你爸他也被划成了地主，就因你还是个现役军人，所以只给你划了个小土地出租的成份。你这一回来，不就……不就……娘说着，就狠心将儿子往淫雨里推。我父亲忙踮起脚尖，想看一眼也许还在做恶梦的妻儿，但屋里一片漆黑，只有一只突然也受了惊吓的老鼠，吱地一声溜出门坎，又从他的脚边蹿过。其实蒙在被窝里的妻子是醒着的，甚至早在婆婆之前，她就已经听到了这熟悉的脚步声，这是她连作梦都渴望听到的声音呀！但聪明的儿媳又怕让公公婆婆为自己操心……
父亲终于没有敢停留，连夜又赶回叙浦驻地。
此后不久，父亲又随部队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
在朝鲜战场上，父亲还立过二等功，被提拔为上士班长。
父亲是1955年转业到地方的。在此之前，我母亲已经被政府照顾当了一名乡镇公办教师。第三年，也就是1957年9月，这个家庭中就又多了一个叫“静仁”的儿子。父亲开始是在县卫生局19办公室当科长，那是疟疾防治科，后来组织上因考虑到解决我父亲夫妻分居两地，父亲又被调到了江南区卫生院，并担任副院长。这算是小小的一件喜事，但是好日子并没有过上几年，我的母亲便离开了人世。
不久，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袭来，我的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实能有多大的权呢？当时，他只不过是刚从江南镇医院调到龙塘公社卫生院担任院长而已。问题是出在我父亲的医术和为人诚恳热心上，凡来医院问诊者，总是往我父亲的诊室挤，而其他两位也是坐堂的医生诊室，却整日无人上门。这场运动就正好给了那两名不学无术的医者打击报复我父亲的机会。而且，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我父亲被定性成黑帮分子了，戴纸糊的高帽及吊木板、敲竹梆游街示众那是常事，到了后来，还被隔离审查，甚至一隔离就是数月之久，就连与去看望他的亲人也不能相见，说是防止我们搞串供……
大概是相隔了两三个月后的一个下午，忽然有龙塘公社的一名造反派头头（那名庸医）和三名红卫兵押着我父亲来到屋后的一个废弃的山洞，说是洞内收藏了反革命纲领……其实哪又有什么纲领呢？那应该是父亲想念亲人了，回到老家想见亲人一面而撒下一个的谎言而已，但是父亲的想法并没有能够如愿，因为我们兄弟及奶奶早已被大队革委会的治安主任圈在了家中不能出门……可叹的是，那一年真正见到父亲的时候，是父亲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换来的——他回到龙塘公社卫生院的隔离室当天，便假装申请借一把剪刀剪指甲，便强忍着痛苦将自己手腕上的血管挑破，然后血流如注，一时间怎么止血也无法止住……作为造反派头头的庸医终于松口，同意派人前往父亲老家白驹大队通知亲属……父子见面，鲜血居然住了，奄奄一息的我父亲终于又醒了过来……一直活到了1977年平反后才肯离去……
父亲死于一场车祸。他骑单车出诊塔坝界村，当时，我已经成为了一名泥瓦匠，正在为公社中学建一栋作食堂用的砖屋，父亲打道回公社卫生院刚好要途经中学的建设工地，也不知是何原因，他还特意去了一趟公社的百货商店，精心挑选了一件绽蓝色的毛细衣，并且硬是从脚手架上把我喊下来，要我也试一试看是否合身，说是以后也好接着穿……没想到却一语成讖，父亲刚骑车离开百货商店前往卫生院还不到一刻钟，紧跟着就传来了出车祸的噩耗……待公社医院的那一辆由破吉普改装的救护车送往县人民医院抢救时，却因脑颅撞击破损得厉害而积血过多，已经无生还的可能……我是唯一随父亲去到了县人民医院的，当听到医生宣告父亲的死讯，我亦只能呆若木桩杵在父亲的身旁，眼看着他血肉模糊又肿胀的头颅被蒙上了白色的被单……
父亲生于1919年，卒于1977年。属公伤，享年58岁。
时间如流水，父亲离开我们一晃又是几十年过去，但我却一直记得父亲说过的为医者只能医病，要是能医得了人心就好。
但作为儿子，我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我的父亲是一名仁心医者。
师者的尊严
母亲的印象在我的脑海中始终是模糊的，她的死因更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团。依稀记得1961年初夏某一个夜晚的一些片段。那年我才进四岁，有一些事情记不太准确，我当时就坐在学校操场坪临江的一块青色条石上。学校有一二三四四个班级，六个教师，其中有一个是专门的文体老师，还聘请了一个做饭和打扫操场卫生的工友，教室由各班级学生轮流值日打扫。工友大概有四十多岁，满脸的肉疙瘩，样子倒像个杀猪的屠夫，是个光棍汉。但老师们却习惯叫他伙夫。
伙夫，今天的伙食标准怎么又下降了呀？
真是的，还想不想让人活嘛？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又不能变戏法，有点吃的饿不死就算是烧高香了。
哈，你还好意思称自己是巧妇？
我当然不是巧妇，但熊校长是巧妇啊！
那时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这样的议论和牢骚每天都有。熊校长就是我母亲。学校只有我母亲一个人是吃国家粮的公办教师，也就是说，她既是校长又是兼职的总务，因为学校里给老师们供了一餐午饭，粮食由生产大队在每年上交的公粮中支出，其实人平也就二两大米，二两红薯米的标准，偶尔有学生家长送一点坛子菜过来。一天门学校倚山而建，汤汤七百里资江横前，对面是江南镇，我的父亲就在江南镇卫生院当院长。虽然与家里只有一江之隔（我父亲说有母亲的地方才叫家），并且还有可供免费过渡的渡船，但父亲也只有在周六才回家住一宿，第二天一早又要赶往医院去。那一天刚好又是星期六，按理我父亲也该回来了，我傻傻地望着渡船从江那边过来，又听到船靠岸时顶得码头发出的嘭地一声闷响，但下船的人中却没有我的父亲，我于是就扭过头去，朝身后给姐姐和哥哥还有与母亲报信说，船上的人都已经走完了，爸爸还没有回来！却没有人愿意答理我，唯有一只落单的野猫从眼前窜过。我又目送着渡船过去，后来渡船也泊进了码头江湾，可还是不见我父亲的身影，但有萤火虫一闪一闪从眼前来来去去。
以上的这一段文字，是我回到了老家白驹村读三年级的那一年写在一篇作文里的，可我姐姐看到后，却一脸严肃地给我做了更正。这一天是母亲的忌日，这么重要的日子是不能记错的。姐姐说，是在春夏之交的一个夜晚。那一天是立夏节，农历三月廿二，公历5月6日，星期六。姐姐还说，立夏到，蝼蝈鸣，蚯蚓出，黄瓜生，夜里已有了萤火虫，万物至此皆长大。姐姐说着说着，声音就哽咽了。
后来我也终于又记起一些事情来，那天傍晚，母亲特意进卧室换了一身青布衣服出门，见只有学校档头的老槐树上的树杈里蹲着一只正在嚎春的野猫，便轻脚轻手而又匆匆忙忙地出了学校，她的怀里揣着一只小竹篓，那一定又是到邻近的那一个瞎眼奶奶的家里借石磨去磨米子了，是红薯米和大米各一半混合磨的。
瞎眼奶奶偶尔在夜阑人静时，也柱着拐杖摸到学校来过，我母亲每每见了她如见亲娘，却又一脸愧色说，婶，都这么晚了，还辛苦您来，让我多不好意思。
你这是什么话！瞎眼奶奶说，我眼睛虽然看不见，心里却亮着呢！
我母亲欲说无言，匆匆忙忙进办公室握了一团白纸后，又搀扶着瞎眼奶奶原路返回，再回来时，她手里的白纸就包了一小包米粉子，并且侧身进了厨房，不一会，我们姐弟就每人分到了一小碗稀如米汤一样的米糊，这正好可以填充晚饭只吃了个半饱的饥肠啊！于是在那样的夜晚我们都会睡得很沉很香。莫非瞎眼奶奶还会有多余的食物匀给我们吗？带着这一疑问，有一次我曾偷偷地尾随在她们身后去看了个究竟，当母亲搀扶着瞎眼奶奶跨进堂屋，门就合上了，但我从门缝里却看得非常清楚，瞎眼奶奶摸着擦燃了火柴，点亮灯，她平时一个人在家估计是从不点灯的，在瞎眼奶奶手中灯光的照耀下，最显眼的是堂屋中间的一副石磨。
今天已有好几家人来用过磨子了，里面肯定会粘了些粉子的。瞎眼奶奶说。
婶，您就是个活菩萨！其实我母亲心知肚明，这是瞎眼奶奶在有意关照我们母子，一地一乡俗，因为在资水北岸的一天门自古就传下了规矩，借人石磨是要给石磨主人剩一些垫磨底的粉子的。我母亲熟练地掀起了石磨的上页，从磨架上拣起一把小棕扫，既是扫又是吹，很快就从磨齿和磨芯里清理出来一小堆粉子了。
瞎眼奶奶却一声叹息，唉，人都快饿死了，老天爷，这是什么世道啊！
婶，这话可不能乱说的。我母亲腊黄的脸色陡然寡白，嘘，小心隔墙有耳。
我才不怕呢，我是个瞎子，未必这世上的人全都是瞎子？
但我母亲却害怕了，她不敢久留，小心翼翼地捧着白纸包就慌忙告辞……
我的心里不禁一沉，也就掉头赶紧先开溜了……
然而那晚，我在回忆中满怀期待地等待着父亲回家，因为在给我们姐弟分晚饭时母亲就说了，先垫一下肚子吧，等你爸爸回来了，晚上我给你们做汤丸吃。
但是我怎么就忘记了那一天是过立夏节呢？是害怕自己也会长大吗？那样的时候，我正在隔江盼望父亲，而姐姐和哥哥，却在母亲楼上的办公室里做作业。也不知那晚母亲到底遇见了什么人，显得神色慌张，进房就蒙头睡床上了。
我们也悻悻然睡了。
夜已经很深了，正处在梦中的我突然被姐姐的抽泣声惊醒。
姐姐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哭泣呢？
睁开惺忪的睡眼，满目已是一片狼藉的景象：姐姐倚着床沿一边抽泣一边摇着母亲的双肩使劲喊，妈，妈妈，你醒醒……哥哥也起床了，赤着膀子在姐姐的身边直跺脚，只有不懂事的弟弟还趴在母亲的胸前东张西望。母亲脸色惨白，静静地躺在床上，是那种对这个世界已然不屑一顾的冰冷神情。我们上床时母亲还是上好的一个人，她虽然自己始终蒙着头，却把弟弟安排在枕边睡着……四岁的我仿佛在骤然间猛长了几岁，脑海中就迸出“母亲死了”这一个念头来。也就是这念头刚一闪现，我便跳起来推开弟弟扑进母亲的怀里，大声地哭喊着妈，妈妈。
母亲确实己经死了，似乎是无缘无故地就死了。
待父亲从对河的江南医院赶来，母亲的身体已经僵硬，但我们当时谁也没有发现父亲已经从母亲的掌心里读到了几行字……父亲悲从中来，但又一脸凝重地说，你们记住，你们的母亲是得急症死的。
一个人影在后窗仓皇闪过……
那一只该死的野猫却依旧在夜色里嘶声哀嚎。
据说我母亲原本是那种开朗火爆的敢做敢当的女中豪杰性格。可是在我的零星记忆中，母亲除了在课堂上教学声气爽朗，也偶尔有将教鞭在课案上啪地一声抽得粉笔灰顿起时，与老师们尤其与学生家长们说话却从来都是彬彬有礼、细声细气的，就连有什么事情交待那个长得像屠夫的伙夫也很少起过高腔。可近几日来母亲确实是有些反常的，老发闷脾气。有一回哥哥的家庭作业没有完成好，母亲扬起手就打了他一耳光，我们哥兄姐弟是被父亲宠惯了的，尤其是哥哥的性格像牛一样犟，拿他发泄，他就忍不住这口气：打吧，你打吧，就让你打死算了！
你……你……你欺负我是个糥米团是吧？也晓得要挟你娘了！母亲无名火起又是两个耳光扇下去，结果是，犟牛一样的哥哥傻着眼没有哭，母亲自己却哭了。
姐姐既心痛母亲，又想护着她的大弟弟，淌着眼泪急得团团转……
家里发生了大不幸，父亲是从医院急症患者的病榻前闻讯赶回来的。办完母亲的丧事后，整整两天没有沾一点饭食茶水。是第三天早上吧，父亲强打着精神起床了。他把我们哥兄姐弟喊到一起，用商量的口气对我们说，你们母亲走了，父亲撑起这个家是有难处的，送你们到老家祖母那里去好吗？姐姐含泪率先点头，哥哥也点头，我也跟着点头，就这样，我们离开了一天门学校，来到了老家白驹村。
没想到老家人对我母亲的印象亦会那么深刻。我们家老宅是在村口上，有一次我进村里去找玩伴，经过关山里那一座小鹊桥时，被在桥上乘凉歇息的一位面相陌生的大婶拦住我问，你就是廖筱山和熊梦贞的二儿子吧？还没等我答话，那位大婶说，你母亲是我们村里八百年来最俊俏的媳妇耶！那身段呀，配上她自己亲手裁剪的那一件大红旗袍，简直就是仙女下凡呢！你母亲的女红也一顶一地做得好，绣出的鸳鸯会戏水，绣出的牡丹能引来蝴蝶……唉，只可惜好人命不长！
但我怎么从来没见母亲穿过大红旗袍，不知道母亲会绣鸳鸯戏水和牡丹呢？回到家里，我问姐姐，姐姐却赶紧用手背挡住我的嘴，嘘，这不能乱说的。
有一队戴红袖章的人正从我们家老宅出来，他们是来抄查封资修的东西的。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起，让母亲丢失了她之前那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本我呢？
母亲出身大户人家，读过私塾，也上过新学堂，是当时少有的一部分女性知识分子中一成员。母亲是读新学时认识父亲的。他们是同学，属于自由恋爱。我们家在当时是很有声望的，曾祖父是廖姓家族的族长。父母亲结婚办得很体面那是情理中的事。可那一天也发生了小小的意外。母亲从花轿中下来，被接亲的人搀扶着向点上了红蜡烛的堂屋里走去时，竟还时不时挣出手来掀起顶着的红纱巾头盖东瞅西瞧。这其实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所指的意外是新郎新娘双双跪着拜天地公婆的时候。我父亲和母亲两人婚前就已经多次手拉手到双方的家中走动过，与彼此家的长辈及晚辈都有过接触，加上母亲又是一位性情开朗不拘小节的新型女子，对婚礼上的这一套虚假礼节从内心就感到可笑。双方正拜天地时，母亲居然咯咯咯笑出声来，并且没待新郎揭头盖时，自己就把那遮住视野的红纱巾给摘下了。燃烧着红蜡烛的堂中顿时大哗。有人当面指责说，还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女子呢？疯疯癫癫，一点教养也没有。把我那胆小怕事的父亲闹得一脸窘相。
那时父亲已经学医了。学的是中医，常常要跟随师父跑江湖。母亲是个爱热闹的人，独个儿在家里闲不住，她除了每天上午把自己强关在房中描一会儿鸳鸯戏水和牡丹再绣到缎子布上去，就总喜欢找人家说话或帮人家做事。我们家请了个长工，名叫王正来。说是请，其实并不确切。王正来是讨米来我们村的，曾祖父见他诚实忠厚就收留了他，还给了他两间房子，帮他娶了婆娘。王正来比我父亲要长几岁，父亲和母亲都称呼他“正来哥”。父亲不在家时，母亲就常去陪正来嫂。那时，正来嫂已经有了身孕。母亲脱脱洒洒一个人，手脚正闲得难受，就几乎把正来嫂家里的家务事全包了起来。祖父和祖母，包括我那权威十足的曾祖父在内，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一方面，他们知道母亲的性格不那么容易被驯服，说也没有用；另一方面，那就是他们已经看到了大趋势，这个盛极一时的家族已接近衰败了，让儿媳学着做一做家务也有好处。母亲是没有什么事瞒着父亲的，她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告诉父亲时，父亲就笑了笑，也不发表任何见解。
1950年，父亲出去当兵了。是被奉命赴湘西剿匪的先遣部队点名要走的，因为我父亲碰巧医治好了当时路过我们村的部队上的一位得急症的营首长。那时我姐姐四岁，哥哥刚进两岁。父亲外出了，一去就是五、六年，况且，父亲走后的第二年，家乡就搞起了土地改革。我们那样的家庭，自然是土改的对象无疑。好在母亲是公认的军属，又已和祖父祖母分了家，她那些嫁妆和其它财产才没有被抄走。但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已经明显不如以前了。曾祖父是作为当时的大恶霸地主被土改工作组镇压的，祖父也作为地主分子被村上的基干民兵看管起来。家里就我祖母和母亲两个妇人，既要下地耕耘播种，又要带着两个儿女，苦是一定的。
不久，我母亲居然被县教育局正式录用为国家教师了，这当然是幸亏了父亲和母亲的一个高中同学在县教育局当人事科长。新中国刚刚成立，各方面人才奇缺，尤其是教师队伍更是急需补充老师。有一天，我母亲因事去唐家观小镇，偶然看到了学校门口贴出的一纸公告，也没做多想就按照要求去报了名，没想第二天就接到了要她去现场试教的通知。那其实是现场考试，讲台上坐着几个监考的领导，其中就有父亲与母亲的那个高中同学，但彼此都只礼貌地点了一下头，而下面坐的却是新招收的一年级新生。我母亲那天穿的是当时流行的双排扣新款妇女装，轮到她上场时，先是撮嘴吹了吹额前的刘海，然后扯了扯衣角，大大方方走上讲台，从容拿起一支粉笔，不卑不亢地先写了个一字，然后转身拿起教鞭又侧身指着那个字朝下面问，同学们，认识这个字吗？下面就异口同声回答，是个一字。我母亲又果断地在一字下划了一横，稚气的童声立马就传过来，这是个二字呀！我母亲笑出满脸慈祥说，对，同学们真是聪明。她又写了一个人字，接着还在旁边写了一个天字和一个夫字，然后讲解说，二字里走进一个人字，就成了一个天字，也就是二人共着同一片天的意思，但人字出头就是个夫字了，这是大丈夫的夫字，也是农夫的夫字。是不是可以说，大丈夫和农夫都是顶天立地的呢？
整个课堂里顿时鸦雀无声……
据说我母亲那次考试是全票通过的，只是政治审查时却被卡壳了，有人提出异议说我母亲是地主家的儿媳，是那个在县教育局当人事科长的同学在关键时刻据理力争说，人家也是现役军人家属呀，我们如果把熊梦贞同志招进教师队伍里来，不正好是体现了党的怀柔政策吗？就这样，我母亲就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
我就出生在那一年的秋天。那时，母亲是在田庄公社一个叫做官溪村的村小教书。教一、二、三、四共四个年级，虽然全校加起来也就38人，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只有我母亲一个教师。那时候全国上下都在搞大跃进，各行各业都讲究放卫星，当教师的也并没有休产假这一说，母亲怀着我快要临产了，也不见联校派人来顶替。就在农历九月二十那一个月黑星暗的夜晚，母亲突然觉得肚子痛得厉害，凭着已生过两胎的经验，她知道自己就要生了。当时姐姐十岁，哥哥八岁。女孩子确实懂事早些，见母亲一副极是难受的样子，姐姐就自告奋勇地去厨房摸了一把镰刀，提着马灯去喊接生婆李妈。但是没想到姐姐提着马灯舞着镰刀刚出校门，老天爷就狂风大作，暴雨滂沱，李妈家离学校毕竟有不近的一段路程，姐姐说她明明记得是把被狂风吹灭了的马灯挂在校门左侧的那一棵小樟树上的，但是就在她接了李妈回学校的时候，却骤然风停雨住，而那一盏马灯又奇迹般地亮着，并且还挂在了右侧的一棵桂树上了。姐姐把这怪事告诉李妈，没想李妈脱口便说，你娘是喜得贵子了！待李妈赶到时，我果然已呱地一声降临到了人世，正安详地睡在母亲的襁褓中……母亲是忍着巨痛自己用牙齿把脐带咬断的。
讲到这里，姐姐轻轻地叹息了一声，那时我们已有了后妈，这是父亲做出的决定，因为母亲走的那一年父亲还只有36岁。为躲开后妈的视线，我们坐在禾坪里高高的草垛上。抬头望天空，一片白色的云絮在黄昏的天幕上渐渐飘远……
母亲的形象在我们的记忆中也渐渐飘远……
我原来一直认为母亲是得急症死的，这是我父亲当年亲口作出的结论。但是，当有一天我们家建新屋拓宽老宅屋基时，却在屋后窖藏红薯的地窖里挖出了一只旧皮箱。姐姐一眼就认出来了，说，这是爸从部队带回的最奢侈的物件，我们怀着无比好奇的心情把皮箱打开，却从里面发现了母亲传说中的那一件大红旗袍，还有母亲当年以同学名义送给父亲的一个老式牛皮封面的日记本。这当然是我父亲藏起来的。至此我们也从父亲的日记本中终于得知了我母亲真实的死因。
母亲是服安眠药死的。那一年，父亲刚从羊角卫生院调到江南区卫生院，为了便于照顾我父亲，组织上就把母亲安排到了江北的一天门中心学校。比起在官溪村小来，中心小学就大多了，上游祠门口和下游百花台两个大队的学生都集中这一所学校，共有六个教师，还配了个炊事员。因为母亲是学校校长，还因为我们家又不在学校一起开餐，老师们也很放心，就一致推举我母亲兼任食堂总务。然而祸事也就出在这个总务上。那时我哥哥和姐姐正吃长饭，常常少盐缺油的食量就更大了。为了能使哥哥和姐姐及我少饿肚子，母亲在过称给伙夫粮食做午饭时也就每次匀出了少许，所以才出了后来的事……这件事本来也是炊事员主动怂恿我母亲干的（当然，主要的责任还是在我母亲，她没能坚守住当总务的底线），可人心叵测，不久后那位看似是好心的炊事员却以此做要挟，趁我父亲很少在家竟打起母亲的坏主意来……在我父亲的日记中，还记录了我母亲写在手掌心里的一首反省自己的绝命诗：儿女是骨肉，丈夫连着心；若为尊严故，轻生乃重生。
母亲啊！您紧攥在掌心的秘密却还是让你的儿女们给知道了……
这毕竟是很遥远的故事了。当我再次想起父亲日记中所记下的这一段陈年往事时，已经是一种非常平静的心境。此时我的姐姐因患先天性心脏病医治无效，也已经去了天堂，她还会做自己父亲和母亲的长女吗？就是在前不久，我又跟哥哥和弟弟说到了此事，问他俩还记不记得？没想他俩的心境也是非常平静的。当然就相对无言，却仍然是在无语中向前走着。后来，我们终于在白驹村口那一座由当年的廖姓族长、也是我们的曾祖父主修的联珠桥上站定了。我们早已经不再年轻，头颅渐白的兄弟三人，依旧是默默无语地临桥俯视身下的河水。那河水也一样是无语的，仿佛是从夕阳里流出来，若血一般殷红，待渐至近处，又灰白如同乳浆。然后静悄悄地从桥下滑过去。
小河注入资江，给汤汤远去的流水增添了一叠清澈的浪响。
晚风轻抚中，仿佛有一个熟悉而又陌生了的声音从上游不远处的唐家观小学飘过来，那不就是我母亲的声音吗？我母亲说，二字里走进一个人字，就成了一个天字，也就是二人共着同一片天的意思，但人字出头就是个夫字了，这是大丈夫的夫字，也是农夫的夫字。是不是可以说，大丈夫和农夫都是顶天立地的呢？
但是母亲啊！您还有一个夫字没有说，那就是逝者如斯夫的夫字！
作者简介：廖静仁：国家文创一级，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得主，全国第三届青创会、第八、第九届文代会代表。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等。著作有散文集《纤痕》《境界》《风翻动大地的书页》《湖湘百家文库廖静仁卷》《廖静仁散文选》（上下卷）中短篇小说集《门虚掩》《鹤眼所及》和长篇小说《白驹》等十余部。作品多篇被翻译成英、法文并入选文学大系和多种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