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工人来管大学，其实就是否定大学。果然，那些工人宣布，所有的学生都下乡劳动。去多久？回答是一辈子。
从此不用读书了？回答是，农民就是教师。
这是中国自从四千多年以前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第一次因为非战争原因而全面废学。中国人历来重视文教传代，这下，家家户户都痛彻心扉。
但是，就在这时，上海的一个话剧团突然上演了一出新编的戏。这出戏，用一串生动的故事证明学校是害人的、文化是坑人的、教育是骗人的，年轻人应该全部到边疆去，那里是比任何家庭都温暖的地方。
这出戏被当时上海造反派中管文化的头目徐景贤看中，下令每个家庭都要观看。
上海的绝大多数家庭都不了解农村，更不了解边疆，看了这出戏，很多家长虽然将信将疑，却也松了眉头。不久之后，孩子们在荒无人烟的窝棚边朝着上海方向哭喊着爸爸、妈妈，再哭骂着那个剧作者的名字。但是，呼啸的大风，把他们的声音全堵住了。
我们家是从乡下来的，当然不相信戏里的胡言乱语，但是并不拒绝下乡，因为在上海已经活不下去了。到农村，总能吃到一口饭。
我们家第一个下乡的是表妹，到安徽的一个茶林场。怎么又是安徽？全家人心里一颤。二十年前叔叔从殡仪馆把她抱回余家的情景谁也没有忘记。叔叔当时曾许诺为了养活她宁肯终身不婚。果然终身不婚，已经死在安徽，而她居然又到安徽去了。
妈妈、祖母，包括还被关押着的爸爸，都把表妹去安徽的事当作大事。好像是在告慰叔叔，全家把能够抠得出来的最后一点点物资，都塞在她简陋的行李中了。
表妹走后，家里更没吃的了。未成年的大弟弟余松雨经一位老师傅的帮助，出海去捕鱼。两个年幼的小弟弟下乡"学农"，家里只剩下了妈妈、祖母和我。我下乡的日子也已经定下，还要过两个月。
但是，这两个月，我又以何为生？妈妈、祖母只能靠大弟弟的捕鱼所得糊口了，但那是极其微薄的，我怎么能去抢这一口？
学院里一位姓王的工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去处。说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有一位教师要给《文汇报》社写一篇评论俄罗斯戏剧表演理论的文章，但他不懂表演，想请我们学院的徐企平老师提供一点资料。我如果陪着徐老师一起去，说不定能够在报社食堂免费吃饭。
与预期的不同，报社食堂吃饭不能免费。二十岁的我实在熬不过那种要把人逼疯的饥饿，便几次红着脸向徐企平老师、复旦的那位先生和报社的编辑借饭票，我心里知道，这种"借"不知哪一天能偿还，其实是近乎乞讨。复旦那位先生还曾经要我为他的评论文章写一个初稿供他参考，我"借"了人家饭票很难拒绝，但又不会写当时流行的那种批判式字句，因此一拿出来就被"枪毙"了。这是我意料中的，而真正无法对付的是每天的饥饿。因此，一天天扳着指头计算着下乡的日子。
终于熬过了两个月，下乡的日子到了。我到家里与妈妈、祖母告别，祖母拉着我说了一段话。这段话，使我霍地站起身来，对这位已经七十六岁的老长辈看了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