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6月21日格外特别。夏至的节气恰好撞上了父亲节的温情，又衔接着端午节假期的余韵，三节相逢，把夏日的热闹和亲情的暖意揉在了一起。

老辈人说“日长之至，万物向阳”。这一天阳气走到极盛，往后便悄悄萌生出舒缓的凉气。恰如父亲的爱，平日里像艳阳一样为全家遮风挡雨，藏在细节里的温暖从来没少过。

我的父亲1959年从石河子小李庄八师卫校毕业，分配在一分场五连担任卫生员。

他的习惯是永远把药箱摆放得整整齐齐，碘酒、医用胶布、退烧药、注射器等常用药品按顺序排放，连我妈动一下里面的摆放位置，他都能立刻发现。

我小时候体质弱，半夜发烧是常有的事，他从来不用喊我妈，摸黑就能从药箱里摸出体温计和退烧药。有次我半夜烧得迷迷糊糊，感觉父亲用凉毛巾敷我的额头，嘴里还唸叨着口诀：“先测体温再补水，物理降温别着急，头疼发烧，阿司匹林三包”，那语气稳得像山，我烧的再难受，听到父亲的声音我的心慢慢就踏实下来。

记得1971年夏季的一天半夜，门处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和一声比一声急促的呼叫声“田卫生员、田卫生员”，我们全家都被敲门声和呼叫声惊醒了，我父亲急忙穿好衣服开门询问，原来是住在大泉沟水库南草场的两个哈萨克族牧民各自骑着马还牵着一匹马，用不纯正的汉语说起事情的缘由，原来是其中一个牧民的小儿子半夜突然头疼的厉害，让我父亲赶快去看看。父亲二活不说，连给我奶奶和母亲都都没打声招呼就翻身上马向西边的大泉沟水库急驰而去。到了毡房，父亲急忙杳看小巴郎的病情，断定是急性脑膜炎，需要紧急送十几公里外的八师医院抢救，父亲和牧民大叔火速套上马车赶往八师医院，由于送诊及时，小巴郎被救了回来，还没有留下大脑炎后遗症。

1972年夏季的一天，连里的马德明叔叔因急症送到八师医院急救，医生诊断后对随行的父亲说“病人急需输血，否则性命堪忧”，父亲伸出胳膊说道“输我的，我是O型血”，我父亲一次输了600cc，远超输血规定的上限，人当时就昏了过去。回连队后，连指导员给我父亲特批了鸡、鸡蛋、红砂糖以及28天的营养餐的通知单，让我父亲补身体，可我父亲硬是没要。后来输血这件事传到我家后，奶奶、母亲都埋怨父亲，“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们”，父亲笑着说“我不是害怕你们为我担心吗。”后来还是母亲到连队鸡场买了鸡、鸡蛋又去连队代销店买了红糖等滋补品。

1973年初，我父亲因工作业绩突出，被八师党委授予“三等功”的荣誉功勋，八师医院的院党委向一分场五连发来了调令要调我父亲到市区八师医院内科上班。连领导和职工群众纷纷在调令上签名，说什么也不能调我们的田卫生员，看着连队里的父老乡亲那种依依不舍的眼神，我父亲决定继续留在一分场五连服务好职工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