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声绘色的小说作者王继在讲叙故事

虽然一年多来我多次听到王继零星讲述《九月残阳》中的人物故事，但是他将《九月残阳》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整体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还是感到了震撼——这不仅仅是小说，而是作者王继从历史的缝隙中“生抠”出来的“他见他说”的独特历史。 

“生抠”，这是川渝一带杀鸡宰鸭屠鹅时开膛破肚的一种生猛方法，然后通过招牌或吆喝向食客宣示取之于肚腹里的食材是何等新鲜热络，其招牌菜即是“生抠鸭肠”和“生抠鹅肠”之类。食客大快朵颐，却未细思其背后有着难以形容之鲜血淋淋。王继基因中素有楚人“不服周”之社会传承与霸蛮天性，可他当然不至于做什么“生抠鸭肠”之事。他要“生抠”的，是封闭于中国钢铁工业（一个个体诞生、成长及衰败）庞大身躯里一段活生生的、甚至不无惨烈的历史。说实话，我不认为王继在小说中只是展示、暴露、批评和审判了什么，我所反思和惊心的是“我们”自身。

作者不仅“生抠”了特定对象，也“生抠”了“我们”，包括“我们”的当下。“生抠”就是专从痛处下手去魅祛毒，特别是“生抠”潜藏于“我们”自身的毒素——这正是过往历史及生命深处难以言说之痛，不少人在狂热悖乱的时代都带了过，甚至带有所谓正义之罪，还包括管卡压打砸抢烧古籍挖祖坟等更广义的罪恶。严格说，“我们”这代人的身上都存在着两种历史，一种是狂热盲从的历史，另一种是狂热盲从历史的悖反。夜深人静，扪心自问，“我们”身上的两种历史会打起架来，强烈撕扯对抗。当然，如果“我们”沉溺于“三突出”及“高大全”塑造的标杆与榜样，醉心于“金色的炉台”的动人旋律，不具常识，拒绝反思，毫无忏悔，那么在“我们”身上也只能是一种历史与一种历史的可悲重复；而只有回归常识，深刻反思，痛定思痛，建构新知，才可能创建并升华为另一种尊重人性、尊重生命的历史。去魅祛毒并不是一句简单的话，而是极其艰难曲折的过程，对当代中国来说更是如此。据有的医学工作者研究，人的创伤是有记忆的；还有人研究，1956年灭雀运动之后，中国的麻雀也产生了怕人的基因。但很奇怪，“我们”的民族却善于遗忘、填埋和掩盖记忆，美其名曰“向前看”，因此病毒就潜藏了下来，并发生变异，篡改记忆的密码（心役则产生虚假记忆），再以新的面目示人。所以，这种恢复真实记忆的过程十分艰难，充满矛盾、对抗与风险。而在王继的笔下，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这个去魅祛毒的复杂过程——人性生长、思想变化和生命觉悟的心路历程，特别是面对真实与历史的巨大勇气。

近几年来，王继基本上一年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他命名为往事记忆三部曲，我极为看重。有人以文学种类的高低之分试图蔑视并贬低带有纪实倾向的文学作品，对此，我完全不同意。我并不认为用纪实方法进行创作就是文学的耻辱，反而我觉得在中国具有真正意义的纪实文学的潮流还没到来。而且，以世界眼光来看，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曾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恰好就是将苏联在不同战争阶段及苏联解体前后的重大事件背景中不同的个人命运组合而成的集体记忆作为写作对象。获得诺奖的理由则充分肯定了她对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改革开放以来，以“伤痕文学”为代表的作品触及伤痕，呼唤人性，提出问题，进行社会启蒙，并积极批判“四人帮”的罪恶，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可是“伤痕文学”文学作品很快受到打压。这一方面使五四以来的思想启蒙再次中断，另一方面也导致文学自身发育不良。而在诗歌界，对诗歌前辈的“弑父情节”更为严重（包括洋洋得意），因此，打倒权威，消解意义，回避政治，逃离现实成为风潮。新起诗人更多的从西方诗歌中偷偷“瓦油”，技术虽然提高，语言更为丰富，个性更为张扬，但是诗歌涂上了形形色色的口红，诗歌的主流成了“娘娘腔”，还有“伪文人腔”及“伪历史腔”。文学是社会变革和社会心理结构变化的一面镜子。中国的现代化转换不仅在政治层面遭遇挫折，在文学方面也同样如此。因此，王继往事记忆三部曲具有回归正途，发展真正有意义的新文学之意。

王继的往事记忆三部曲之发端为《八月欲望》。这部小说叙述的时间从1964年至1968年，贯穿了主人公黄双林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毕业的经历与那个特殊的时代。从《八月欲望》中，我们可以读到特殊时代里少年男女的朴素与单纯，狂热与盲从，斗争与暴力，自省与反思。《六月悲风》（往事记忆三部曲之二）则是黄双林们响应伟大号召上山下乡的故事。其中叙述描写的阳石和印子石，马彪和鸡冠蛇，巫术与“革术”等真实之物与隐喻之意杂糅一体，使小说充满了诡异、神秘和阴郁的氛围。如果我们说《八月欲望》是清白之调，那么《六月悲风》则是诡异之音。而书中让我触目惊心的有端公谭老汉对黄双林说的一句话：“恶呀，端公也怕恶。端公凶，又不恶的嘛。这世上最凶险的就是恶，没得啥子没哪个能搞赢恶。”端公是画符持剑捉鬼的，然而却怕恶，其中的恐怖及诡异可见一斑。然而，王继“不服周”，他始终持剑向恶，暴露恶，审判恶，以刮骨疗伤，这是大的悲天悯人——这也可以说是贯穿往事记忆三部曲的一个重要主题。

《九月残阳》既不是清白之调，也不是诡异之音，而是红色幽默。虽然《六月悲风》带有强烈的民间巫术智慧和民间滑稽趣向，但是还不足以论为红色幽默，因为在红彤彤的武钢题材中才更能展示和表现红色幽默。关于红色幽默，我在《历史记叙与红色幽默》（写于2015年）一文中写道：“红色幽默”与“黑色幽默”是不同的。“黑色幽默”出现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其经典作品为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的长篇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等。“黑色幽默”的作家突出描写人物与周围世界的荒谬关系及社会对个人看以理性的无理压迫，通过扭曲、变形、夸张等方法、手段，显示出人类在现实面前某种莫名其妙的无奈和绝望。我所提出的“红色幽默”，有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它来源于人类的乌托邦理想，特别是来源于前苏联乌托邦美学与创作范式；第二、它根植于现当代中国特别是1949年至1978年的社会运动及实践；第三、它是真实出现和发生的，虽然艺术需要虚构，但是许多精心的虚构远不如真实的现实。这里我想再补充一点新的观察和想法。第一，乌托邦是人类进入思想阶段最初的、天真的童话，也是之后的东西方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们梦想、期待和追求的终极神话。第二，从已知的历史的阶段和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来看，乌托邦的追求与社会实践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在J权情况下（如前苏联等），在国家或社会管理者出现巨大偏执与错误导向的实践中，往往想跨进这个房间却跨入了另一个房间，其结果则是悲剧性和灾难性的。非理性的乌托邦运动（包括群众运动）往往成为乌托邦魔性畸形生长的至暗时刻。第三，黑色幽默出现的背景是西方社会，是哲学观念多元、物质相对丰富、科技高速发展之后出现的观念定义，是西方作家用文学的独特形式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深刻反思和批判。红色幽默出现的背景则是社会主义传统国家，来源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化及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之间产生出来的种种现实形态和莫名状况。红色幽默在观念和表现方法等方面显然受黑色幽默的很大影响，但前者肯定是非常值得研究和表现的独立存在（在某些历史阶段，红色幽默已成为文化及亚文化现象，此不赘言）。

王继跟他三部曲中的主人公一样，从学生、知青转为工人身份，但与一般的工人不同，他是武钢工人（也是武钢出来的作家）。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里，工人群体在官方通过阶级分析的阶层中处于社会顶端，钢铁工人更不得了，属顶上之顶。且举一二例。一是，在那个提倡革命恋爱的年代，一般非组织介绍的谈恋爱和耍朋友属于被监督甚至管制范畴；而钢铁工人的待遇则不同，有关组织曾经专门组织钢铁工人（男性多）与纺织工人（女性多）的相亲群体活动，以促进正统血缘之强强结合，繁衍其光辉事业接班人；二是，在饥饿年代，钢铁工人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其工资收入，肉油粮食定量及补贴，劳保补贴（包括劳保服、乘车月票、月经纸）等都令人无比羡慕。因此，在中国，除石油工人之外，钢铁工人在重工业体系中犹如塔尖自带光环。但是，我们稍微梳理一下文学史就会发现，中国的工业题材的作品乏善可陈，相比而言，远不如农村题材。其原因：一是题材“太硬”，观念太旧，框框太多，塑造太难；二是很多作家不熟悉工业、工厂及工人生活，走马观花难窥堂奥，纵然写写也难成模样。1978年以来，虽然有《乔厂长上任记》之类改革题材的作品风光乍现，但是工业题材的好作品却没能“上任”。

王继的《九月残阳》创造性地改变了中国工业题材的文学模样，其文学成就足以称道。可以肯定地说，首先，《九月残阳》的故事讲述精彩，堪称“可读”。一般作家，笔墨一碰流水线和机器之类就自动僵死，而王继《九月残阳》“硬写”的工业生产流水线和机器的部分毫无死板僵化之感，反而生动细腻，栩栩如生，让人开眼。同时，其写法上一些快进快出、自由转换的方法也吸收了美剧特点，符合当下年轻人的阅读心理。这些都不错。但我探寻其作品的核心价值也许不在这里。让我触目惊心的，是作品表现出来的大工业生长和发展过程中的赤裸性与残酷性（以前我们看到的是壮丽光鲜的一面），以及在特殊年代里全社会对革命事业的高热度关注而对人特别是对生命本体的忽略与漠视。作品中，一次次的死亡使人颤栗——往事记忆三部曲都有莫名的死亡！而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工厂与整个社会一样非常热衷于喊口号、抓坏人，搞批判，塑典型，造运动，即投身于什么上层建筑。在如此这般的时代背景下，天空中飘满了镀金的倒影（北岛诗意）。由此可见，红色幽默根本上关注的是整个社会某个时代的颠倒，错置，荒谬，紊乱，虚幻，喧嚣，自嗨，特别是高烧不退、人性灭失、人心诳谵、啼笑皆非之症。这决定了王继观察、思考、切入和表现的基本视角。由此，他不按常理出牌，选材使用了一般作家想也不敢想（当然也想不出来）的材料。依我的了解，他作品中的材料基本上是真实存在的，但以红色幽默之法，使这些材料变得主观了、突出了、夸张了、变形了，甚至匪夷所思了。这样，作品就从一般意义的超越了真实存在，而成为有形式、有价值、有魅力的文学作品。例如，编日记。主人公黄双林帮阶级意识、斗争性强的曾丁丁回溯以往逐日编造日记以参选典型，果然曾丁丁大红大紫了起来。编日记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模型并具深层隐喻。又例如，冰糕对赌。黄双林与邵墩厚赌五张保健加两包游泳烟，看谁吃冰棒吃得多。黄双林一口气吃了四十八根，邵墩厚吃了五十一根。黄输了。两人拖出烂棉袄，铺地下趴在暖气包上取暖，然后又赌。“我赌他不敢把避孕套套在冰棒上，给车间领导送去。”为了增大了的赌注，邵墩厚豁了出去，真干了，干部气坏了，想开批判大会又羞于张扬开去。再例如，验证和尚。和尚是原料车间的清扫队队长，管着十几个四十来岁的妇女，全是临时工。平时这群妇女就喜欢疯闹，一天，她们要扒和尚的裤子，以验证和尚是不是真和尚。和尚和她们打了起来，没想到“猛虎也架不住群狼，何况也发了威的妇女们，就是群母老虎。十几个妇女一拥而上，终于把和尚摁在地上，扒了和尚的裤子，抓了一坨厂里随处可见的沥青，不分青红皂白，一下子糊在了和尚的生殖器上”。这些妇女的老公要么是干部，要么是老资格工人。和尚申述无门，反被耻笑，于是冲进澡堂，随机夹走两个裸女，一路狂奔，厂区要道，放下就跑。后和尚被捕。这类具有红色幽默的材料及合理运用使小说形成了独有格调，揶揄、讽刺、自嘲、隐喻、变形、倒转等手法的运用增加了小说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喜剧色彩，也大大提高了可看度。

另外，我还想提到，黄双林与温宁静的爱恋在“钢铁里没有温情”的篇什里颇为动人。温宁静这个“坏女人”其实从另一面映照出那个特殊时代人性之虚伪，特别是映照出某些革命口号挂口上之人内心深处的卑鄙丑陋淫荡。我以为，温宁静的艺术形象可以进入文学的“坏女人”之列。王继这老哥特别喜欢看足球，半夜三更也爬起来看欧冠之类，一个人嘶吼。我不知道他看最近中国对叙利亚那场没有？如果他再看到世界上著名教练里皮开完誓师大会、手臂紧紧夹着一套《红星照我去战斗》走出会场又会贡献怎样的表情包？在如此这般的氛围里，如果不写出红色幽默的伟大作品则真愧对这个伟大时代。

               2019年11月25日草稿，28日再

吕岱 藉贯北京 1956年生于重庆 在巴县 当过知青 在西政任过教 在重庆广电集团担任过电视制片人并从事媒体经营管理工作 写过散文、文艺评论、小说及学术专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