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把磨亮的老算盘
藏着父亲最硬的脊梁
——父亲节抒怀
文/老兵
六月的风穿过窗棂,带着初夏的温热。我坐在书桌前,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抽屉里那把老旧的算盘。木框已经被岁月磨得油亮,算珠拨动时,依然能发出清脆的“噼啪”声。这声音,总能轻易地将我的思绪拉回几十年前,拉回那个属于父亲的、沉默而坚韧的年代。
父亲是个从苦难里蹚出来的人。他常提起,自己从小就在郑州一家私人开的酿菜厂当学徒。那时候的他,是个肯干实干、极能吃苦的少年,每天起早贪黑地干着繁重的体力活。正是那段浸透了汗水的岁月,让他不仅练就了吃苦耐劳的品性,还顺带学了一手好算盘。这门手艺,成了他一辈子都受用不尽的底气。
他本是在郑州安身立命的,若不是当年日本人的飞机轰炸郑州,把家园炸得满目疮痍,他也不会带着全家老小逃荒要饭,一路颠沛流离地来到西安。战火与苦难,在他身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也让他对来之不易的安稳生活倍加珍惜。
上世纪五十年代,家中八口人的生活重担,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父亲一个人肩上。为了养活我们,他每天清晨六点就推着一辆独轮的板车出门。车上堆满了批发来的成捆布匹,他沿街叫卖,直到黄昏时分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那辆吱呀作响的板车,承载的是一个父亲对家庭的全部担当。
然而,命运并不因一个人的善良与勤勉就对他格外眷顾。解放后,因父亲被定为小业主,属私方人员,在唯成分论的年代,他在单位受到了冷眼与歧视。尤其在那场席卷而来的运动中,父亲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隔离审查。家中的顶梁柱轰然倒塌,母亲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坐在煤油灯下纳鞋底,针扎破了手指也不吭声。
那年我十三岁,刚上初中。有一天傍晚,母亲突然对我说:“你爸有消息了,在东郊那边关着,咱们去看看他。”
第二天天没亮,母亲揣了几个窝头,用蓝布包袱包了一件夹袄,拉着我的手出了门。从城里到东郊三十多里路,盛夏的日头毒辣,热浪烤得人喘不过气。走了将近四个钟头,才找到那个临时关押的地方——那是电厂门市部后院一排破烂的简易房,四周杂草丛生,闷热潮湿,条件极差。
简易房里像个大蒸笼,一股霉味和汗酸味扑鼻而来。我看见一个人慢慢站起来,身形瘦削,穿着灰扑扑的中山装,领口的扣子掉了两颗。是父亲。我几乎认不出他了,他的头发全白了,像落了一层霜;胡子乱蓬蓬的,足足有一寸长。最让人揪心的是,当时正值盛夏,屋里连一顶蚊帐都没有,成群结队的蚊虫肆无忌惮地叮咬着他。他裸露在外的胳膊和脖颈上,密密麻麻全是包,红一块紫一块的,有些地方甚至被抓破了皮,渗着血丝。
母亲愣在那里,眼泪刷地就下来了。父亲弯下腰,用粗糙滚烫的手掌擦我的脸,声音沙哑却尽力平静:“别哭,心正不怕影斜,我的事早晚会解决,我也会早点回家的。”
几个月后,父亲终于被放了出来。尽管长期的折磨让他的身体严重透支,连走路都微微喘着粗气,但他骨子里的那份坚韧与不屈,却从未被苦难碾碎。面对周遭依旧存在的冷眼与偏见,父亲选择了忍辱负重。他不争辩、不抱怨,只是将所有的委屈咽下,硬生生地撑起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出狱后,父亲被发配到了东郊长乐坡的养猪场。在那里的整整三年,他每天与猪粪和泥泞为伴,干着全场最脏最累的活。天还没亮,他就得挑起两只装满猪粪的沉重木桶,踩着湿滑泥泞的猪圈小道,一步步挪到几里外的田里去倒粪。
到了饭点,他又要抡起粗重的木棍,在热气腾腾、散发着刺鼻酸臭味的泔水桶里拼命搅拌猪食。那味道直冲脑门,连苍蝇都围着打转,可父亲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只是默默地用力搅动。
那三年里,他身上总带着一股洗不掉的酸臭味,无论母亲怎么用皂角搓洗,那股味道依然渗进了他的皮肤和粗布衣服里。但他从未喊过一声苦,只是用那双沾满泥污的手,死死撑起了我们这个家。
三年后,他才重新回到门市部干起了商业工作。起初,他被安排去打酱油、打醋,他每天把那些油腻腻的酱油桶和醋坛子擦得干干净净,分量给得足足的;后来,他专门负责卖鞋,不管多繁琐的款式,他都能如数家珍地给顾客介绍;再后来,凭着过硬的业务能力和吃苦耐劳的劲头,他被提拔为采购员,经常背着帆布包,亲自跑到外地的厂家直接进鞋。无论在哪一个岗位上,他都勤勤恳恳,将“精益求精”刻进了骨子里。
其实,父亲对“精准”与“规矩”的执着,早就融进了他对我们的家教里。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小时候他教我打算盘的情景。那时候,家里有一把老算盘,父亲总是坐在灯下,握着我的小手,让我把算珠拨得“噼啪”作响。他要求我从珠算的“一规”到“九规”,把那些晦涩难懂的规法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年幼的我哪里背得全?一卡壳,父亲就会拿起手边的那把竹戒尺,毫不留情地打我的手心。
“啪”的一声脆响,手背瞬间浮起一道红印,火辣辣地疼。我曾委屈得直掉眼泪,心里甚至埋怨过父亲的严厉。可正是在父亲这般近乎严苛的要求下,那些规法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也练就了一手好算盘。如今想来,那戒尺打出的,哪里是疼痛,分明是他希望我们后辈能踏实做人、严谨做事的良苦用心。
为了弥补落下的工作,也为了向组织证明自己的清白与担当,父亲将这种“精准”发挥到了极致。白天,他在门市部里忙碌穿梭;到了夜晚,当全家人都已熟睡,他便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戴上老花镜,开始通宵达旦地做账。我常常在半夜醒来,看到他佝偻着背坐在桌前,手里捏着铅笔,在一本本账册上反复核对。有时候为了查平一分钱的账目差异,他能熬到东方泛白。灯光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那微微颤抖的笔尖,写下的不仅是数字,更是一个父亲在逆境中不屈的脊梁。
他常对我们说:“人活一世,就像这做账,哪怕再难,也得一分一厘算得清清楚楚、干干净净,对得起良心,对得起饭碗。”
父亲用他的一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丰厚的家产,却留下了面对困难时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这种精神,是他在绝境中挺直腰杆的傲骨,是他在深夜里精益求精的执着,更是他无论遭遇何种不公,都始终坚守本分、清白做人的底线。
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我想对他说:爸,您的清白,历史还给您了。您那深夜灯下做账的背影,和您那句“心正不怕影斜”的嘱托,我们后辈都记着呢。我们会带着您这份坚韧与拼搏,堂堂正正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作者简介
王乃仁,一位老兵,退伍后先后在西安某企业担任党办主任、工会主席,高级政工师等职。从事政工工作三十余年,先后在陕西社科院《经济改革》《全国总工会》《全国日杂行业协会》等刊物发表数十篇论文,百余篇工作信息和文章。退休后,先后在《三秦欢乐颂》、《三秦雅颂》发表诗歌、散文等文章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