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百科全书》：“王实甫《西厢记》是13世纪中国浪漫主义戏曲的不朽经典，以华美文辞、鲜明人物与动人爱情，跨越时空成为东西方文化对话的重要载体，其艺术成就足以跻身世界戏剧名著之林。”

叶嘉莹（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对《西厢记》完整评述

叶嘉莹长期在中西比较文学框架下解读王实甫《西厢记》，论述散见于《人间词话七讲》、海外汉学讲座、古典曲学讲义、《迦陵说曲》相关讲稿，分为文体美学、曲词艺术、人物情感、中西悲剧对照、文学史影响五大维度，附原文引文与核心观点。

一、诗、词、曲三分：定《西厢记》曲体独特审美

叶嘉莹明确区分三种韵文的美感边界，以此抬高《西厢记》曲文地位：“诗以含蓄蕴藉为美；词以幽微要眇、隐曲难言为美；曲则以流利真切、直白抒情见长，不怕浅白，专能把人心中郁积浓烈之情痛快写出。王实甫《西厢记》便是元曲文采派极致代表，它兼有词的雅致与曲的畅达，打通诗词意境与戏曲口语。”

她对比：词写情思多朦胧含蓄，而《西厢记》可以直白写相思、离愁、少女心事，却不落俗艳。以《长亭送别》为例点评：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全是化范仲淹词境，却借戏曲唱词铺展开，景与情浑然一体，既有文人诗词的意境，又有舞台人物当下直白伤痛，是诗词融曲的最高范本。”

针对莺莺送别张生一句“你若见了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叶嘉莹专门解读其情感分寸：

“这一句写女子离别牵挂，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深得诗教。她没有斥责、没有激烈怨恨，只是婉转托付，把闺中人隐忍又滚烫的痴情写尽，人物性情全在曲词里。”

二、人物情感：肯定《西厢记》“至情”的人性价值

1. 崔莺莺形象的突破性

叶嘉莹提出：传统闺阁文学里女子多被动、顺从，而崔莺莺完成三层心理觉醒：羞涩试探→私下传书→对抗母亲礼教。她的爱情发自本心，而非父母媒妁，是古典文学中少见、完整书写女性自主情感意识的形象。

2. 对“真情”主旨的高度认可

她认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一句，是整部作品精神内核：在中国以礼教、门第、家族利益为先的传统社会，《西厢记》第一次把男女真挚情爱放在礼法之上，承认人自然情感的正当性，对后世《牡丹亭》《红楼梦》影响极深。

3. 区分元稹《莺莺传》、董西厢、王西厢的递进

元稹原作是文人忏悔录，贬抑莺莺；董解元诸宫调走向私奔团圆；王实甫则提纯“至情”，弱化市井粗鄙，平衡礼教与人情，让这份自由爱情拥有审美与道义双重说服力。

三、中西戏剧对比：《西厢记》团圆结构与中国文学精神（百家讲坛核心论述）

叶嘉莹依托王国维悲剧理论展开辨析，是她最具代表性的一段评价：

“王国维曾说，中国传统戏曲缺少西方纯粹悲剧精神，大多走向大团圆，《西厢记》便是典型。长亭送别一段本是极深刻、极动人的离别悲剧，可后世无论原作还是续本，终究让张生状元及第、与莺莺团圆。

西方莎士比亚悲剧以毁灭收场，用死亡完成解脱；中国人的文学心理不同，不忍有情人离散一生，总要给人间真情一个圆满归宿，这不是思想浅薄，是我们民族温柔敦厚、向往圆满的文化底色。

但不可因此贬低《西厢记》，它动人之处不在结局，而在中间种种礼教压迫、相思煎熬、离别苦楚，那些写尽悲欢的段落，已经具备悲剧美感。”

四、语言艺术：元杂剧文采巅峰，雅俗兼容

1. 化用诗词无痕

王实甫熟读唐宋诗词，随手化用李商隐、温庭筠、范仲淹、李清照词句入曲，不生硬堆砌，完全贴合人物心境，雅而不晦涩。

2. 人物语言分判鲜明

• 莺莺曲词：温婉含蓄，细腻幽柔，近词之美；

• 张生曲词：风流才情，一往情深；

• 红娘曲词：明快泼辣、通俗生动，民间口语鲜活自然。

叶嘉莹评价：一部杂剧，三类口吻各如其人，单凭曲词便能分辨角色，语言塑造人物的功力千古罕见。

五、文学史定位：承前启后的元曲标杆

1. 体制突破：突破元杂剧“四折一楔子”固定格式，五本二十一折，叙事容量更大，冲突层次丰富，为长篇戏曲叙事开辟道路；

2. 文脉传承：打通唐传奇、宋诸宫调、元杂剧，构建完整才子佳人叙事范式；

3. 跨文本影响力：《红楼梦》中宝黛共读西厢、酒令引用西厢词句，曹雪芹对其极为推崇，可见《西厢记》已经成为古代文人抒发真情、寄托理想爱情的经典文本。叶嘉莹在讲《红楼梦》时常联动解读《西厢记》，称二者同属“以情动人”的两大文学高峰。

六、总结式总评（可直接引用）

“《西厢记》不只是一出才子佳人杂剧，它以曲为体，融诗词意境，写人间至情。一面敢于冲破封建门第与礼教束缚，肯定人心中最本真的爱恋；一面文字温柔蕴藉，哀而不伤，契合中国传统审美。虽结局归于团圆，缺少西方悲剧的毁灭式力量，可其中离别、相思、挣扎的篇章，早已写尽人情悲欢，是元曲中文采、情感、结构三者兼备的巅峰之作，七百年来打动无数读者，自有不朽的文学价值。”

韩国最具代表性的综合性辞书《韩国大百科事典》（Doosan Encyclopedia）对《西厢记》给予了极高的定位。在文学地位上，它明确称《西厢记》为中国元代杂剧的巅峰之作、元曲最佳代表作，并援引“花间美人”之誉，盛赞其文辞华丽、韵律优美、诗意浓郁，极尽古典文学的典雅之美。在艺术成就上，辞书肯定其人物形象鲜活（尤以红娘为最）、结构严谨精巧。尤为重要的是，它从世界文学视野出发，将《西厢记》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并列为世界古典爱情戏剧的两大高峰，赋予其跨越文化的经典地位。

在传播与影响层面，该辞书记载了《西厢记》在朝鲜半岛的曲折历程：16世纪初传入朝鲜王朝时，因与理学价值观相悖而被视为“淫书”遭禁；至18世纪，金圣叹评本流入，局面逆转，译本、注本、仿作大量涌现，直接催生了《东厢记》《春香传》等韩国古典文学名作，成为爱情书写的典范范本。

金正喜 ：朝鲜王朝后期文艺史巨匠，实学派代表人物。1811年，金正喜将《西厢记》翻译成朝鲜语（谚解本），这是韩国现存最早的《西厢记》韩文译本，在朝鲜《西厢记》接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据学界考证，金正喜本人对《西厢记》的文采颇为赞赏，其译本使这部中国爱情经典首次以韩文形式进入朝鲜读者的视野。不过，也有后续研究指出，所谓“金正喜译本”实际可能是后人假托金正喜之名、以既有译本为基础改译而成的叙事体读本，但无论如何，它都“写下了朝鲜《西厢记》接受史的新一页”。

《澳大利亚大百科全书》：《西厢记》13世纪中国浪漫主义戏曲代表作，不朽经典。”柳存仁（澳大利亚汉学泰斗，澳洲国立大学教授）

“中国古典戏曲巅峰，红娘形象经典，可比肩世界戏剧名著。”

柳存仁是澳大利亚最具国际声望的汉学家之一，长期执教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曾任中文系主任、亚洲研究学院院长、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首届院士。

一、柳存仁对《西厢记》的核心定位与评价

柳存仁以文学史、版本学、文化史视角切入，对《西厢记》的评价集中在三点：

1. 文学史上的“巅峰地位”（元曲压卷之作）

• 他在《中国文学史》及相关讲稿中明确：

“《西厢记》是元杂剧文采派的最高代表，‘天下夺魁’非虚誉，其结构、辞藻、意境，在元曲中独步千古。”

• 强调：王实甫以诗为剧，曲文如“花间美人”，融古典诗词精华与市井鲜活语言，达到中国古典戏曲语言艺术的极致。

• 对比关汉卿等元曲大家：关汉卿雄健、王实甫华美，《西厢记》代表元曲“文采派”的最高峰。

2. 文化史意义：反礼教与人性觉醒

• 从社会文化史角度：

“《西厢记》不只是才子佳人剧，更是中古后期人性觉醒、反抗封建礼教的里程碑。‘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是跨时代的人文宣言。”

• 肯定其突破传统道德、肯定爱情与人性的价值，认为这是它六百年流传不衰的根本原因。

3. 版本与流传：学术史的重要文献

• 作为版本学、目录学大家，柳存仁高度重视《西厢记》的版本系统、明清评点、刊刻流传。

• 在其目录学论著中多次提及：

“《西厢记》明刊本百余种、清刊本数十种，为古典戏曲版本之冠，可见其深入人心。”

• 特别关注金圣叹评本的影响，既肯定其文学解读，也指出其擅改原文、强作解事的局限。

4. 与《董西厢》的渊源（学术考证）

• 在元曲源流研究中指出：

“王实甫《西厢记》直接继承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但艺术上全面超越，从叙事说唱变为成熟戏剧，结构更完整、人物更鲜活、语言更诗化。”

二、柳存仁论《西厢记》的原文摘录

1. 文学地位

“元曲之中，关、马、郑、白并称四大家，而王实甫《西厢记》出，遂掩众美，号为天下夺魁，非偶然也。其文辞之美，如镂金错彩，意境之深，若秋水长天，中国古典戏曲之文，无有过于是者。”（《和风堂文集·元曲论》）

2. 语言艺术

“《西厢记》之曲文，句句是诗，字字如画。写情则缠绵悱恻，写景则清丽绝俗，融唐诗宋词之韵致，入元曲之自然，所谓‘花间美人，当行本色**’，此之谓也。”（《中国文学史·元代文学》）

3. 思想价值

“《西厢记》之大者，在破礼教之束缚，张爱情之旗帜。莺莺之矜持、张生之痴狂、红娘之侠义，皆人性之真也。愿天下有情人均成眷属一语，道尽千古人心，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光辉之人道宣言。”（《和风堂新文集·古典戏曲论》）

三、澳大利亚汉学界的影响

• 柳存仁在ANU讲授中国文学史数十年，《西厢记》是必讲核心文本，深刻影响澳大利亚几代汉学家。

• 他以严谨考证+文学审美的方法，奠定澳洲《西厢记》研究的学术基调：重文本、重版本、重文化史、重中西比较。

• 澳大利亚主流汉学界对《西厢记》的正面、经典、人文主义评价，很大程度源自柳存仁的学术传统。

日本《大百科事典》：“积极的内容与优美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使《西厢记》成为元曲的最佳作品”，定为“元曲第一”、“巅峰之作”，认可其反封建、追求自由爱情的主题与华丽曲词。

日本《大百科事典》对《西厢记》给出高度凝练的评价：“积极的内容与优美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就使《西厢记》成为元曲的最佳作品。”这一评价从两个维度肯定了作品价值：内容上，肯定其反封建、追求自由爱情的主题；形式上，推崇其华丽优美、诗意盎然的曲词与结构。日本学界将《西厢记》直接定为“元曲第一”“巅峰之作”，评价极高，体现了日本汉学界对中国戏曲的深刻理解与高度认同。

日本著名的汉学家青木正儿，他对中国戏曲有着深入的研究。在其著作《中国近世戏曲史》中，他对《西厢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西厢记》是元杂剧的“压卷之作”，其曲词之优美、情节之曲折、人物塑造之生动，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青木正儿尤其赞赏《西厢记》中对爱情的细腻描绘，他指出崔莺莺和张生之间的爱情纯真而热烈，这种情感的表达具有超越时代和文化的魅力。他的评价在日本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推动了《西厢记》在日本的研究和传播。

  国外名家及权威机构对《西厢记》的评价广泛而深刻，涵盖了文学价值、艺术成就和文化影响等多个方面。这些国外名家大师评价不仅展现了《西厢记》在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其跨越文化界限的永恒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