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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起兮云飞扬。
这风，从秦汉雄关刮来，卷过长城青砖、都江堰之波，吹醒国博与省博青铜的千年回响;这风，掠过黄土高原，裹挟着秦腔裂帛的吼声，激荡着楚魂不灭的血脉;这风，吹过长征的雪山草地，吹过五四的青春火炬，吹亮信仰的万丈光芒;这风，托起三峡大坝的雄姿、港珠澳的长虹，正呼啸着奔向人类AI的星辰大海。
这风里，有“我们"平凡的坚守，有音乐武器的雷霆之力，有热穹顶下不屈的呐喊，有东湖明月的温柔，有霍尔木兹波涛里中国的立场。每一首诗，都是大风掠过山河的印记;每一声诵，都是猛士守土的铿锵。今天，让我们以诗为号角，以声为战鼓，唱响属于新时代的《大风歌》!
《昆曲》（组章）
作者：欧阳贞冰 主编主播：杨建松
昆曲，发轫于元末明初昆山一带，经魏良辅十年研磨成“水磨（读二声）调”，由梁辰鱼《浣纱记》搬上舞台，遂由清曲蜕变为剧种。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雄踞剧坛两百余年，催生汤显祖《牡丹亭》、洪昇《长生殿》、孔尚任《桃花扇》等传奇巅峰，以“曲牌联套”铸音乐骨骼，以“四功五法”立表演范式，被誉为“百戏之祖”，直接滋养京剧及众多地方剧种。清中叶“花雅之争”后渐衰，幸赖1921年“传字辈”薪火相传，1956年《十五贯》更“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列为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之首，从江南一隅的声腔流变至全人类共守的精神瑰宝，六百余年文脉不绝。
我总在夜半听见那声笛。
它不是吹给我听的，是吹给万历三十三年的月亮，吹给虎丘千人石上密密匝匝的脚印，吹给那些散了场的、入了土的、改了行的、不肯瞑目的魂灵听的。
我这半生，以记者的身份采访过不少人，以诗人的身份写下过不少句子，可只有在侧幕条边、在空荡荡的观众席最后一排、在后台弥漫着油彩和水粉气息的化妆间里，我才真正觉得自己活着。一个骨灰级票友的疯魔，是旁人无法理解的！为了听一句【皂罗袍】的擞腔，可以驱车三百公里；为了一折冷到几乎失传的《思凡》过门，可以翻烂三册工尺谱。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痴？是美到了极致便成了一种病，还是我们在病的深处才能触碰到最真切的健康?
昆曲把我变成了一个收集声音的人。我收集水袖破空的细响，收集笛膜震动的余颤，收集老艺人教戏时喉咙深处发出的、那些不在谱上的叹息。这些声音汇聚在一起，不是别的，是一条倒淌的河流，从我的耳蜗出发，逆流而上，穿过虎丘、穿过玉山草堂、穿过已然消失的无数个雕梁画栋的厅堂，最终抵达一个我听清了却永远说不出的源头。
我站在台上做什么？我站在台下看什么？我写下的这些文字又算什么？不过是一个迟到的人在时光的河床上捡拾碎瓷，妄图用掌心的温度，拼凑出那盏早已打碎的、盛过六百年前月色与水声的盏。
那么，就从这一声笛开始吧！允许我以诗的血肉，喂养一个不肯老去的魂魄。
我必须先让自己相信，我曾到过那座山。
它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在苏州东面不过数十里的那座土丘。我是说元末明初的在暮色里冒着炊烟与水汽的那座昆山。我要看见顾阿瑛的玉山草堂里还未燃尽的烛火，听见杨铁笛的酒壶碰翻在琴弦上的嗡鸣。而那个叫顾坚的人，正俯下身去，从一滩流淌的酒液里，捞起一枚湿漉漉的、南戏遗落的音符。他善作古赋，精于南词。可“赋”是什么？赋是铺陈，是排比，是把一颗心掰碎了揉进万事万物里去。他是不是在某一个春夜忽然厌倦了赋的铺张，而想要一种更轻、更软、更缠绵的东西？于是他开始唱。不是北方那种铁骑突出刀枪鸣的唱，是用吴语，用舌尖抵住牙齿最柔软的角落吐出的一声叹息般的旋律。那是初生的昆山腔吗？还是仅仅是一个文人在酒后，对于故乡水土的一次漫不经心的摹写？
可我凭什么认定那是昆曲？凭什么要在六百多年后，把一个夜晚的即兴指认为一切辉煌的开端？我们总是需要起源的神话，需要在漫漫长途中竖起第一块界碑，好让后来的跋涉显得有意义。可是山知道吗？山不知道。它只是沉默地站在那里，任凭一代又一代人把自己的乡音，像播种一样撒进它的泥土里。那些种子有些烂掉了，有些长成了稻谷被收割，只有一粒，只此一粒，在无人看见的角落，长成了一棵声音的巨树。而那个种树的人，或许从未想过，他的手指拂过的那些寻常字音，有一天会变成人类口述遗产的桂冠上最璀璨的珍珠。他不知道。他只是在那个暮色深浓的时刻，觉得有一句词，用家乡话念出来还不够，非得唱，唱出来才对得起窗外那座山的轮廓。
魏良辅是个什么人？我翻遍史料，只得到一个模糊的背影。他喉咙音声绝不类常人。这是一句赞美还是贬损？一个唱不好北曲的人，一个对南曲“平直无意致”恨之入骨的人，在太仓的某个角落，把自己关了十年。
十年。磨（读二声）什么？磨声音。把粗糙的磨成光滑的，把直白的磨成婉转的，把声音本身当作一块紫檀木，用一种看不见的木贼草蘸着月光与水，细细地、反反复复地、近乎偏执地打磨。我试图在脑海中拼凑那个画面：张野塘的北曲刚劲，被他一点一点掰碎了，融进南曲的柔曼；洞箫张梅谷的箫声，被他一寸一寸抽成丝，织进唱腔的纹理；笛师谢林泉的那口气，被他一呼一吸地驯服，变成所谓“肉竹相和”的魂魄。
什么是“水磨”？你去问苏州做红木的匠人，他会告诉你，用木贼草蘸水反复打磨，直到木质纤维细如婴肤、光可鉴人。你去问一个蒸粉果的厨子，他会告诉你，米浆要用石磨一遍遍研磨，直到毫无颗粒，蒸出来的皮才透、才滑、才韧。可你去问一个唱昆曲的老先生,他不会回答你，他只会闭上眼睛，从丹田深处推出一缕气息，那气息经过喉咙、经过舌尖、经过齿缝，千回百转地流淌出来，像春蚕吐丝，像檐雨滴阶，像午后的光线穿过雕花窗棂落在青砖上。你忽然就懂了：水磨是把声音磨成了光，磨成了可以流淌、可以缠绕、可以渗透进每一个毛孔的液体。
我有时想，这十年他寂寞吗？把一辈子的赌注押在一枚声音上值得吗？我们如今唱他的《曲律》，字清、腔纯、板正，条条框框，似乎冰冷无情，可那些规则，是他从无数个失眠的夜里打捞出来的啊！他不是一个立法者，他是一个发现了美之律令的苦行僧。他磨的哪里是声音？他磨的是自己的命！他把命磨成了粉，撒进那条干涸已久的声腔的河道，于是,水磨调汨汨地流出来，流了六百年，流到了我的耳畔。
而我，作为一个听过无数遍水磨（读二声）调的人，敢不敢问自己一句：我磨过什么？我们这一代人，磨过什么？
梁辰鱼，身长八尺，虬须虎颧。
这八个字读起来像是武侠小说的人物出场。可他不是侠客，他是一个把水磨调从清唱搬上舞台的赌徒。
《浣纱记》。范蠡与西施。家国与爱情。这本是多么宏大的题材，多么容易被写成忠奸斗争的道德说教，可梁辰鱼偏偏在宏大的缝隙里，塞进了人的温度。西施不是工具，不是祸水，是一个在溪边浣纱的、活生生的女子。当她被选中献吴，当她跪别故土，那些唱词里有多少是戏文的程式，又有多少是梁辰鱼自己的心痛？
“吴中子弟皆歌之”，这七个字让我嫉妒。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一出新戏问世，不是发表在报刊上，不是上传到流量媒体平台，而是靠口口相传，靠一个个喉咙的接力，从苏州蔓延到扬州，从扬州蔓延到北京。你唱一段，我接一段，唱错了就改，唱好了就传。昆曲在这一刻真正活了过来！它不再是魏良辅书斋里的清供，不再是雅集上的余兴，它走到了大众面前，有了生旦净末丑，有了爱恨情仇，有了生离死别。
我在博物馆里见过一幅明代的戏曲版画，台上的人在做戏，台下的人仰着脸，神情专注如朝圣。我想象那个场景：演到西施与范蠡在太湖烟波中相忘江湖，台下会不会有人落泪？会不会有人忽然握紧了身边人的手？戏是假的，情是真的。我们这些票友，一遍遍地唱“采莲径里，那一日”，唱的是古人吗？不是，我们唱的是自己！我们借着古人的喉咙流自己的眼泪。
梁辰鱼或许没想到，他的这一笔，不仅开创了一个剧种的历史，更划下了一道永恒的美学法则：再雅的音乐，也要叙事；再高的腔调，也要人情。《浣纱记》之后，昆曲活了。可活，就意味着开始走向死亡。这世上有什么是只活不死的呢？
我承认，《牡丹亭·惊梦》是我听过无数遍却始终不敢说自己听懂了的曲子。
杜丽娘游园，看见“姹紫嫣红开遍”，旋即就想到“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这是怎样的敏感与早慧？一个养在深闺的少女，第一次真正注视春天，就在繁花的绚烂中看见了凋零的结局。这可不是伤春，这是对生命有限性的根本洞察！而这种洞察，竟然是以最华美的辞藻、最悠扬的曲调唱出来的。美与死，在这里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分不出彼此。
我曾以记者的身份采访过一位前辈闺门旦演员，她年逾古稀，再也不能登台，只能在自家的客厅里，对着窗外的一方天井，轻声哼唱【皂罗袍】。唱到“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时，她忽然停住了，看着我说：“你知道吗，年轻时候唱这句，觉得是在埋怨别人不懂珍惜春光。老了再唱，才明白，她怨的不是别人，是春光本身。春光那么美，却那么短。美就是短，短才更美，这是昆曲最狠的一刀。”
那一刻我哑口无言。我们这些票友，天天琢磨擞腔、橄榄腔，争论南曲北曲，可曾静下来想一想，我们在唱的究竟是什么？是旋律？是身段？是技巧？不，是一个四百年前的女子，用她的死亡为我们写下的一封关于生命的情书。她死了，又活了，因为爱。可现实中，我们死了就是死了。那些再也无法在舞台上绽放的老艺人，他们的韶光，谁来偿还？汤显祖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情起于何处？大概就是起于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拗！明知春光易逝，偏要游园；明知好梦易醒，偏要入梦；明知人死不能复生，偏要还魂。昆曲把这种执拗唱了出来，演了出来，让我们这些台下的凡夫俗子，在黑暗的观众席里，借着柳梦梅和杜丽娘的身影，做了一场关于爱的、不计后果的梦。可是，散场之后呢？
灯亮了，我们走出去，面对的依然是那个不会因为爱情而复活的坚硬的现实。我们到底是在逃避现实，还是在用这种方式，治疗现实留下的伤口？
在上海昆剧团的后台，我见过一只旧得不能再旧的衣箱，箱盖内侧贴满了泛黄的纸条，上面是蝇头小楷写着的剧目名称、角色名字、穿戴规矩。有些字已经模糊了，被汗渍、雨水、或者某个已故艺人最后一次叠放戏服时留下的指印晕开了。
我伸手去触摸那些字迹，冰凉的！可我分明感觉到一种灼热从指尖直窜到心脏。这些字是谁写的？是“传字辈”的老先生们，还是更早的连名字都没能留下的箱倌？他们用笔记下的是一代代人的穿戴记忆，也是一部昆曲的兴衰史。这口箱子从苏州运到上海，从民国运到新中国，从动荡运到平静，它沉默地收纳过《长生殿》里杨贵妃的凤冠，收纳过《夜奔》里林冲的剑，收纳过无数个深夜散场后被汗水浸透又被体温烘干的褶子。
这就是寻梦！不是杜丽娘那种形而上的在花园里寻找梦中人的浪漫，而是我们这些后死者在废墟中寻找残砖碎瓦的执拗。全本《牡丹亭》五十五出,有多少出已经彻底失传？《桃花扇》那部“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绝唱，有多少折我们只能从文字记载中想象它的舞台风貌？我们寻寻觅觅，在故纸堆里翻找，在老艺人模糊的记忆里挖掘，可找到的往往只是一个名字、一句曲词、一个身段的片段描述，就像捡到了一片龙鳞，却再也看不见那条龙。
我采访过一位恢复传统剧目的中年演员，她为了复原一出几乎失传的折子戏，跑遍了苏州、南京、北京的图书馆，最后在一个私人藏家的手抄本里找到了残缺的工尺谱。她含着泪告诉我：“谱子是找到了，可怎么唱？有些腔口，没有老师一句一句教，光看谱是唱不出来的！就像你拿到了一张藏宝图，却发现读懂地图的口令已经随最后一个知道口令的人一起埋进了土里。
什么是断壁残垣？这就是断壁残垣。
什么是灰烬中的余温？这就是灰烬中的余温。
我们以为自己是在重建一座宫殿，其实不过是在瓦砾堆里，用仅存的几根柱子搭起一座供人凭吊的凉亭。那些永远找不回来的，是不是就注定要消亡了？还是说它们的消亡，恰恰构成了昆曲之美的一部分，一种建立在丧失之上的带刺的美?
那一夜，我在北方昆曲剧院的排练厅看侯少奎先生的《宝剑记·夜奔》。灯光惨白，地板斑驳，只有他一人站在空旷的厅中央，没有乐队，没有观众，甚至没有完整的行头。他就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练功褂，脚上一双旧得起了毛边的靴子。
然后，他起范了。“按龙泉血泪洒征袍。”一句念白，气息沉入丹田，再爆发出来，整个排练厅的空气都在震动。我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汗毛倒竖。接下来是一大段独角戏，唱念做打，半点偷懒不得。他时而大步圆场如疾风掠过，时而鹞子翻身如孤鹰盘旋，手中的那杆虚拟的枪，在空气中划出凌厉的弧线。我看见的不是一个年过花甲的演员在排练，而是林冲本人，在风雪夜，在绝望与愤怒的夹缝中，向着一个未知的命运狂奔。
什么是孤独？这就是孤独。一个人，一支曲，一盏灯，与整个世界对峙。林冲逼上梁山是孤独的，一个演员用一生打磨一折戏也是孤独的。这一折《夜奔》，据说有“男怕夜奔，女怕思凡”的说法，因为它太吃功，太难演，太容易暴露一个演员的全部底细。
没有对手给你搭戏，没有道具给你遮掩，你自己的身体就是全部的舞台。你的气口、你的尺寸、你的寸劲、你眼神里那一闪而过的犹疑或决绝，一切都被无限放大，诚实得近乎残忍。
我忽然理解了，为什么老一辈说昆曲是“活见鬼”的艺术。台上一个人，却要让观众看到风雪，看到山神庙，看到追兵的火把，看到一颗在胸腔里狂跳的、却无处安放的心。这不是现实主义，这是比现实更真的魔幻！而我们这些在台下看着的人，何尝不也是在“夜奔”？谁的人生不是一场漫长的、无人同行的夜奔？我们扛着自己那把生锈的剑，在各自的风雪里跌跌撞撞，不知道前方是梁山，还是深渊。
侯先生跑完最后一个圆场，收住脚步，气息丝毫不乱，只是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他站在那里，像一棵历经雷火的老松。我问自己：这出戏，我看懂了吗？没有，我看到的只是皮毛。那深藏在每一个动作背后的、一个男人对于命运的全部理解和抵抗，我恐怕穷尽一生也参不透。
参不透又怎样？我们依然在跑，在唱，在用身体丈量黑暗的长度。
这就是人。
很多年前，我在苏州的一个雨夜里迷了路。巷子又窄又深，青石板被雨水浸得油亮，路灯昏黄如隔世的灯笼。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忽然听见不知哪一扇雕花木窗后面，传来断断续续的笛声。吹的是《长生殿·埋玉》。
“百年离别在须臾，一代红颜为君尽。”唐明皇与杨玉环，在仓皇西狩的马嵬坡，被命运逼到了死角。一个是一国之君却保不住心爱的妃子，一个是倾国倾城却敌不过六军不发。那双曾经在长生殿里盟过誓的手，在泥土与血污中被迫分开。昆曲里有多少生离死别？太多了。可《埋玉》的痛，是权力的痛，是软弱的痛，是一个男人眼睁睁看着爱人被带走却只能转过脸去的痛。这种痛，不是撕心裂肺的哭嚎，而是沉默的、向内坍塌的毁灭。
那夜的笛声吹得并不好，有些音准飘忽，有些气口犹豫，一听就是业余的，可我却站在雨里挪不动脚步。雨水顺着我的头发淌进衣领，冰凉彻骨，我却感到一种奇异的温暖。这世间，还有人在这样的深夜，这样的老巷里，用一支笛子，凭吊一段距今千年的爱情。他在吹给谁听？吹给雨听？吹给自己听？还是吹给那些已经消失的、住在这条巷子里的、听过无数遍堂会的幽灵们听？
昆曲最好的观众，或许就是这些幽灵。他们在最辉煌的年代听过最好的角儿，在最落魄的年代也听过最凄凉的清唱。他们见证了昆曲从厅堂走到庙台，从庙台跌入尘埃。他们不说话，不鼓掌，不叫好，只是安静地盘桓在每一根栋柱之间，等着某一个雨夜，某一支不成调的笛声，把他们从深沉的睡眠中唤醒。
我后来做了记者，采访过无数个这样的幽灵般的守夜人，他们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有退休的教师，有下岗的工人，有年轻的程序员，也有古董店的老板。他们白天各自谋生，夜晚聚在一起，在公园的凉亭里、在社区的活动室里、在某个人家的客厅里，支起鼓板，吹响曲笛，咿咿呀呀地唱起来。唱得好坏参差，却个个虔诚。他们是昆曲的守夜人，用自己微弱的光亮，抵挡着漫漫长夜。
那一晚，我站了很久，直到笛声歇了，窗里的灯也灭了。我转身离开，巷子依然深长。可我知道，在某扇门后面，有一个我永远不会认识的人，和我共享着同一份无可救药的痴。这份痴，像埋在地底的玉，不见天日，却温润如初。
究竟是我们守护了昆曲，还是昆曲在守护着我们疲惫而荒凉的内心？
一柄素白的宫扇，几点殷红的血痕，被一支画笔点染成折枝桃花。这是《桃花扇》最核心的意象，也是我见过的最凄艳的美学符号。
李香君血溅诗扇，不是殉情，是殉节。在那个南明小朝廷醉生梦死的年代，一个秦淮歌妓的血，竟比满朝文武的骨头还要硬。孔尚任用这把扇子串起了整部史诗，从秦淮风月写到扬州十日，从侯方域的柔情写到史可法的孤忠。最后，当历尽劫波的侯李二人在栖霞山重逢，以为可以再续前缘，却被张道士一声断喝：“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扇子被撕碎，桃花飘零，双双入道。
这是昆曲里最残酷的结局。没有大团圆，没有金榜题名，没有洞房花烛，只有一把碎了的扇子和一片白茫茫的大地。我每次读到这里，都感到一种透骨的寒意。这不是戏剧，这是一声追问了三百多年仍未有答案的质问：在破碎的山河面前，个人的爱情还有没有意义？在巨大的历史暴力之下，美到底能做什么？是抵抗，是逃避，还是成为暴力的同谋？
我采访过一位研究《桃花扇》一辈子的老学者，他晚年得了帕金森，手抖得握不住笔，可提起这部戏，眼神依然锐利。他说：“你知道吗，孔尚任写完《桃花扇》第二年就被罢官了。这部戏是昆曲的顶峰，也是昆曲的挽歌。它写的是南明灭亡，可它自己也成了昆曲黄金时代最后的辉煌。之后，昆曲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一把扇子，串起了一代兴亡，也串起了一个剧种的命运。历史有时候比戏文更巧妙，也更残忍。”
老学者说这话的时候，窗外的梧桐叶正一片片往下掉。我忽然想，《桃花扇》最后的那一幕，撕碎的究竟是扇子，还是一个时代对于美的最后幻想？当张道士大喝的时候，他撕毁的不仅是侯李的爱情，也是昆曲作为士大夫雅文化最后的精神支柱。从此以后，雅部衰落，花部勃兴，昆曲逐渐从主流退居边缘，成为少数守夜人掌心里的余烬。
可那余烬，至今未冷。多少年了，每逢《桃花扇》上演，演到《余韵》一折，那曲【哀江南】响起，台上台下，总有人眼含热泪。我们哭什么？哭三百年前的亡国恨，还是哭自己身处一个美正在不断退却的时代？桃花年年开，扇子早已碎了。我们捧在手里的，不过是几瓣捡拾而来的、早已干枯的落英。
我认识一个唱旦角的男孩，十八岁，刚进戏校没多久，被分派学《孽海记·思凡》。他跟我诉苦：“哥哥，我一个男孩子，演小尼姑，太难为情了。那些动作，那些眼神，我做不出来。”我问他：“你读过剧本吗？”他摇头。我说：“你去读一读，不要当戏文读，当一个少女的日记读。”
过了几天，他给我发来一条很长的信息。他说他读懂了，小尼姑不是淫荡，是孤独。“夜深沉，独自卧，起来时，独自坐。有谁人孤凄似我？”一个被关在庵堂里的少女，终年见不到几个人，听不见几句人话，那种窒息感，那种对自由和爱的渴望，不是罪过，是最基本的人性。
我忽然想起佛经里的一个故事：阿难被摩登伽女迷惑，差点破了戒体。佛陀问阿难：“你为何出家？”阿难答：“见佛相好，心生欢喜。”佛陀说：“你的心，就是最大的魔。”同样，小尼姑的“凡心”，真的需要“思”吗？她本来就是凡人，硬要把她按在蒲团上，念那些她自己都不信的真经，这才是最大的荒谬。昆曲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没有站在道德的高地去审判她，而是用最细腻的唱腔、最曼妙的身段，去呈现她的挣扎、她的恐惧、她的渴望。当她唱“火烧眉毛且顾眼下”时，那是一种近乎哲学的生命态度：神佛太远，因果太慢，我只想在此刻，活得像一个人。
“奴把袈裟扯破，埋了藏经，弃了木鱼，丢了铙钹。”这四句排比，是昆曲里最痛快的反叛。什么东西都可以丢掉，袈裟、经书、法器，这些禁锢她的符号，统统踩在脚下。可丢掉之后呢？下山的路，就一定通向幸福吗?戏里没演，也不必演。重要的是，她跨出了那一步。
那个男孩后来告诉我，他在排练厅里对着镜子，一遍遍练“数罗汉”的身段，忽然就哭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哭，”他说，“可能是我觉得，她下山以后，不一定会遇到好人，她可能会后悔，可能会受苦。可她还是要下山。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劲儿，让我心里特别难过。”我听完，沉默了很久。一个十八岁的男孩，理解了三百年前一个虚构的小尼姑，这就是昆曲的力量。它穿透时空，把我们所有人的孤独，缝在一起。
我们谁不是那个小尼姑?谁不曾被困在某个看不见的庵堂里，渴望扯破什么、丢掉什么，赤着脚奔下山去？我们奔出去之后，找到的又是什么？是另一座山，还是那片我们想象中的、也许根本不存在的地平线？
我在拍卖行的预展上见过一册清代的工尺谱残本，纸页脆得一碰就要碎成粉末，墨迹却依然清晰，一个个“上尺工凡六五乙”像黑色的蚂蚁，整齐地排列在朱红的板眼旁边。旁边标着《拾画叫画》的曲牌名。
我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翻看。那一页正是【千秋岁】，“小嵯峨，压的这旃檀合，便做了好相观音俏楼阁。”柳梦梅在太湖石边拾到了杜丽娘的画像，他不知道这画中女子是谁，却已经痴了。他对着画叫，对着画说话,仿佛那画上的人能听见。这是一种近乎癫狂的爱，也是一种最纯粹的艺术状态，当你面对一件美好的事物，你忍不住要与它对话，即便你知道它永远不会回应。
这册残谱，不就是我拾到的画吗？它曾经在某个曲家的案头被翻得起了毛边，被手指上的汗渍浸得微微发黄，被一代代人的目光摩挲得温润如玉。如今它躺在玻璃柜里，沉默如谜。那些曾经唱过这些谱子的人，都去了哪里？他们的声音还在不在某个地方飘荡？如果我能找到那个频率，是不是就能听见三百年前的一场堂会，听见某个名角儿正用他穿透力极强的嗓音，把【集贤宾】唱得绕梁三日？
我忽然产生了一个荒诞的念头：我要把这册谱子里的曲牌，一首一首唱出来，不是还原，是复活。哪怕我的嗓音嘶哑，哪怕我咬字不准，哪怕我只能唱出那些古老旋律万分之一的魂魄。我要让它在我这个活人的喉咙里，再活一次。哪怕是极其短暂的一次，哪怕活完了就再次死去！就像柳梦梅对着画像痴痴地叫，他叫不醒画中人，却叫醒了观众心底对美的全部信仰。
拍卖最后我没有举牌。那册谱子被一个电话委托买走了，成交价高得离谱。我站在拍卖厅外面，看着玻璃幕墙外的城市车水马龙，心里空落落的。我问自己：你遗憾吗？遗憾。可你买回去又能怎样？它在你手里，依然是沉默的。那些音符，只有被唱出来，被听见，才拥有生命。否则，它们只是纸上的墨迹，是美的木乃伊，而不是美的本身。
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或许不是收藏，不是保存，而是一—歌唱。用我们还不算太坏的嗓子，用我们还能感知美的心灵，把那些沉睡在谱子里的灵魂，一个一个唤醒。哪怕我们的声音微弱如萤火，千千万万的萤火，也能照亮通往那座古老花园的路径。
你，愿意成为一只萤火虫吗？
朱传茗先生晚年的寓所里，有一盏旧台灯。
灯罩是绿玻璃的，边缘磕掉了一小块，是他年轻时在上海新乐府演出时一个戏迷送的。他教了一辈子戏，晚年眼睛花了，还戴着老花镜，凑在这盏灯下给学生抄谱子。一边抄，一边哼，哼到某处，忽然停住，目光越过镜框看着对面那个正在压腿的徒弟，轻声说：“这个擞腔，不是这样唱的，你听——”
然后他唱一句，气息已经不稳了，高音上不去，低音发虚，可是那种韵味，那种把每一个字都像剥荔枝一样细细剥开、露出晶莹果肉的功夫，让在场的所有人屏住了呼吸。他唱完，咳嗽了一阵，摆摆手说:“我这不行了，你要记住这个味道。谱子上没有的，只有耳朵听，心里记，喉咙里磨。”
这是“传字辈”的日常。他们把自己活成一座桥，桥这边是几百年的昆曲传统，桥那边是一片白茫茫的未知。他们不知道这座桥还能撑多久，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人愿意过桥，但他们依然站在那里，站成一座座风雨不动的雕像。
传字辈的名字本身就是悲壮的：朱传茗、顾传玠、周传瑛、王传淞、沈传芷、邵传镛….每一个人名字中间的那个“传”字，既是艺术的传承，也是命运的传递，更是血脉的延续。他们用自己的一生，完成了这个“传”字的全部重量。可他们传的究竟是什么？是技艺吗？是曲谱吗？是，又不全是。他们传的是一种执念，一种“即使所有人都散了，我还要唱”的孤勇。
我有时深夜看老录像带，看传字辈八十年代的一次聚会演出。台上几位老先生加起来几百岁，嗓子都塌了，动作也慢了，可那气场，那分量，压得屏幕前的我喘不过气。演完谢幕，他们互相搀扶着走到台前，颤巍巍地向观众鞠躬。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他们鞠躬的对象不是台下的我们，而是身后那些看不见的、教过他们的师父们，以及更远处的、早已化作云烟的历代先贤。
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灯从一只手递到另一只手,有些灯在传递中灭了，有些灯被风吹得摇摇欲坠，可总有人用脊背挡住风，用双手拢住火，把那一粒微光，传递给下一个奔跑的人。我们这些后来者，是接灯的人，也是传灯的人。灯总有一天会在我们手中熄灭，但在此之前，我们能跑多远，就让它照亮多远的路。
昆曲能不能回生？
杜丽娘回生了，因为柳梦梅的痴情。可昆曲不是杜丽娘，我们这些爱它的人，也没有柳梦梅那份起死回生的法力。它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贴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金色标签，被各级政府拨专款保护，被各大院团当作文化名片精心打造。它安全了吗？安全了。安全得像博物馆恒温恒湿展柜里的一具木乃伊。
青春版《牡丹亭》满世界巡演，漂亮，精致，年轻的面孔，唯美的舞台。我坐在观众席里，周围是无数张被感动的年轻的脸。可我内心为什么隐隐不安？那种不安是什么？是担心昆曲变成了一种“高级的古装角色扮演"吗？是担心那些被简化了的唱腔、被电声扩音器放大了的丝竹、被现代舞美切割过的空间，正在悄悄改变昆曲的基因吗？我不敢下结论。我只知道，那些挤在后台门口等签名的年轻人，他们爱的是昆曲吗？还是爱一个被时尚重新包装过的符合他们审美预期的精致符号?
真正的回生，不是把一件文物擦得锃亮供人参观。是让它重新呼吸，重新在泥土里扎根，重新在每一个平凡人的喉咙里长出新的叶子。它需要的不只是国家大剧院的聚光灯，更是老公园凉亭里的那一盏孤灯；它需要的不只是音乐学院的硕士博士论文，更是老艺人嘴里那些永远进不了学术规范的口耳相传的“私房货”；它需要的不只是那些能够一掷千金买最贵戏票的名流，更是那个在出租屋里对着手机视频，一字一句学唱【懒画眉】的外卖骑手。他才是回生的真正土壤。
我的一位朋友在互联网公司做程序员，业余时间在自家阳台上唱曲。隔音不好，邻居投诉过几次，他就关了窗唱，夏天热得满头大汗，依然唱得如痴如醉。我问他，你图什么？他想了想说：“你知道吗，写代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台机器，可唱昆曲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我听了，差点落泪。这就是回生的秘密！它不是宏大的叙事，不是巨额的拨款，不是流量的狂欢。它是一个人，在深夜的阳台上，找到了一种让自己重新成为人的方式。
我们为什么要让昆曲回生？不是因为它是遗产，需要我们怜悯，是因为它曾经是我们这个民族最精致的心灵形式，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用来理解世界和自我的一把钥匙。那么，昆曲到底是什么呢？它是一滴水，从六百年前的虎丘千人石上滚落，穿过魏良辅十年磨一调的指尖，穿过汤显祖笔下杜丽娘的一场春梦，跌进今日的耳蜗，依然温润；是笛声追着人声，人声追着字音，字音追着心尖的那一颤，追上了便是一句绕梁三日的【皂罗袍】，追不上便是所有演员闭眼时咽下去的那口气；是水袖扬起，抖开一座看不见的花园；是扇子开合,扇出满台虚拟的山水；是手指一点，便有一轮明月从指尖升起，三五步走遍千里，六七人即是百万雄兵；是慢的哲学，一个擞腔能拐九道弯，一个台步能走一辈子，它不急着告诉你结局，它让你在过程里慢慢老去；是雅到骨子里的孤傲，也是暖到心窝子的人情；它曾是文人的书房清供，而今是阳台上的汗流浃背，是老公园凉亭里那盏不灭的孤灯。昆曲，是中国人用喉咙养了六百年的一口真气！吐出来是水磨腔，咽下去是余韵。你问它有什么用？它既不能果腹，又不能消渴，却能让你在姹紫嫣红开遍处，一眼认出自己。当然，失去它，我们不会饿死，但我们会变成一群无法理解“姹紫嫣红开遍”与“断井颓垣”之间辩证关系的灵魂贫瘠的后代！
那么，回生了吗？
还没有，正在回。
正在，就是全部的希望。
让我回到那支笛。
不是序章里那支在夜半响起的笛，而是另一支——它在所有曲子唱完之后，在所有帷幕落下之后，在所有观众散去之后，依然还在响着的那支笛。
它没有旋律，或者说，它的旋律就是余韵本身。一个音，从笛孔里吐出来，慢慢地在空无一人的剧场里扩散，触碰到红氍毹（读瞿苏音）上残留的体温，触碰到椅背上尚未散尽的呼吸，触碰到空气中那些悬浮着的、看不见的情绪微粒，然后，极其缓慢地恋恋不舍地消失在黑暗里。
我坐在空空荡荡的观众席正中央，成为这个剧场的最后一个在场者。刚才这里还演过什么？《游园》还是《夜奔》？《琴挑》还是《埋玉》？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个消失的笛音，已经不在空气里，而在了我的血液里。它将随着我的脉搏，持续地微弱地不可遏止地在我身体的剧场里回荡，直到我也成为余韵的一部分。
我站起来了。
我走出去了。
外面是深夜的街道，有晚归的出租车驶过,有便利店的灯光在闪烁。世界还在运转，和六百年前、和六百年后，没什么两样。可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不一样了。我是一个文化记者,一个诗人,一个骨灰级的票友。我是无数个曾经为昆曲哭过、笑过、痴过、疯过的人中的一个。我不特殊，我只是那支长长队列里最末尾的一个兵,手里捧着一盏快要熄灭的灯，站在夜风里，等着下一个天亮，或者，等着下一个愿意接过这盏灯的人。
你来吗？
风吹过来了。
我拢了拢手指，微光一跳，亮了。
丙午马年芒种时节写于江城武汉江夏
丙午马年芒种时节诵于江城武汉沌口
【大风歌·中国音乐】专题
1、《昆曲》（组章） 杨建松朗诵
2、《秦腔》（组章）
3、《吼秦腔》
4、《京剧》（组章）
5、《豫剧》（组章）
6、《豫剧大师常香玉》（组章）
7、《黄梅戏》（组章）
8、《中国乐器》（组章）
9、《有一种武器叫音乐》（组章）
10、《灵魂之门》（组章）
11、《大风歌·中国音乐》综合评述
作者：欧阳贞冰:记者、诗人、作家、摄影家。系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员、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员、湖北省朗诵艺术家协会文学顾问、湖北省朗诵艺术家协会创作与评论部主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书画家协会会员、湖北省陆羽茶文化研究会会员。出版诗集三部、摄影集一部、电视专题作品集一部(拟出版散文集《慢生活》，散文诗集《大高原》，长诗集《绝唱》，词集《贞冰词选》三卷，剧作集《欧阳贞冰话剧作品选》，手机摄影作品集《长方形的乡愁》，书法作品集《斗方矩阵》)。曾制片30分钟大型电视综艺专栏节目220集，录制贞冰有声诗歌作品百期万行，播发于《都市头条》《今日头条》《华人头条》和湖北省朗诵艺术家协会官方平台等，阅读收听人次近5000万。其中，百万以上现象级作品有《在高原:致罗友明》《大高原》《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李白》《杜甫》《巨流:致苏东坡》《绝唱:致八大山人》《信仰之光》《长征之歌》等十几首。诗歌作品获全国诗赛大奖30多次，摄影作品、书法作品分别获全国省市各级各类奖项百余次。
朗诵和音画：杨建松，网名铁马豪歌，湖北省朗诵艺术家协会监事长，省朗协融媒体工作专业委员会原主任，武汉市老干部朗诵艺术团副团长兼艺术总监，“第三届荆楚朗诵之星”荣誉称号。《都市头条》铁马豪歌平台创始人，五年阅读量逾两亿两千多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