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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来处鲜活起来了
——《给阿嬷的情书》观影后联想
作者: 张 凌
一、观影
从小常听家人讲祖辈下南洋的事,总觉模糊。看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下南洋一词,顿时鲜活起来。
一部小制作,素人出演的电影,竟比很多大导演、大明星、大场面、巨资堆砌出来的所谓巨片更能赢得观众的口碑。
二、我的祖辈
我们老家在粤东揭西县,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演年轻的谢南枝的演员李思潼也是揭西人。揭西分潮汕语系和客家语系两个区域,李思潼生长的棉湖镇和她原籍的大溪镇都属于潮汕语系区域,我们则属于客家语系区域。我的曾祖母娘家也在大溪镇,是鱼梁村人。曾祖母出生才40天就被抱到我曾祖父家当童养媳,一辈子都在客家语系区域生活。我们老家离大溪镇并不算远,但曾祖母回一趟娘家也不容易,回去也就住一、两天,所以她不会讲潮汕话。
揭西人多地少,为了生活,在清末民初就有很多人下南洋。我的曾曾祖父的两个弟弟下南洋讨生活,我的曾祖父的三个弟弟也下南洋讨生活。我的曾祖母生了五男一女,除我的祖父作为长子需留在乡下侍奉父母外,其余四男一女均下南洋。曾祖母1920年生下女儿不久,就将襁褓中的女儿送给别人当童养媳,并从另一户人家抱来还要吃奶的女婴当自己家的童养媳,将原应哺育女儿的母乳喂养这个童养媳。当年这种将女儿给别人家当童养媳的现象非常普遍,不单是穷苦人家将女儿给别人当童养媳,我祖母娘家有金铺、田产,算是富裕家庭,也将我祖母给了我曾祖母当童养媳。


二叔公、五叔公在抗日战争前都下南洋去了印尼。曾祖母将喝她的奶长大的童养媳与四叔公圆房。三叔公其实是堂叔公,因未分家,所以参加排行成老三,四叔公是曾祖母的三儿,五叔公是曾祖母的四儿,曾祖母的五儿过继给了曾叔公,按排行成了七叔公。
四叔婆圆房后,1937年临产时难产,接生婆将一簸箕黄豆泼到地下,让四叔婆蹲在地上一粒粒捡黄豆,说这样孩子就能快生下来。孩子生下来了,四叔婆也因失血过多死了。当时我祖母也生下一个叫赛花的女儿不久,就将乳汁喂养这个失去母亲的侄子。四叔公不久后也下南洋,他这个儿子就成了我祖父第三个儿子,我们叫他三叔。之后那个叫赛花的我的大姑,也被送到彭姓人家当童养媳,未及成年就夭折了。彭家后来再娶儿媳,这个儿媳还要认我祖父母家为娘家。我们家人称这个彭家新媳妇为“驳脚阿姑”。




二叔公、五叔公在南洋都做糖果作坊为生,二叔公在乡下娶妻,然后带二叔婆去南洋,五叔公娶了原籍潮阳的当地华侨女儿为妻。二叔公和五叔公都在南洋生了多个儿女,开枝散叶。我三叔的生父四叔公下南洋后,不久后就得病,直至病故。被过继的七叔公在乡下娶妻生下一子后,也下了南洋。
三、姑婆
被送人当童养媳的姑婆到老年仍对曾祖母耿耿于怀:唯一的女儿,也送人当童养媳。其实在当时,这也是曾祖母的无奈之举。姑婆的公公和丈夫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都参加了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农民运动失败后,姑婆未圆房的丈夫父子俩为躲避国民党追捕于1928年下南洋。当时的姑婆只有八岁,姑婆的婆婆将襁褓中的姑婆拉扯大,待之如亲生女儿,所以她们婆媳亲如母女。姑婆对她婆婆的感情胜于对她母亲的感情,这也是能理解的。十年后,十八岁的姑婆下南洋与她丈夫团聚了,姑婆的婆婆一人留在乡下。姑婆从南洋寄回的钱、物也由我祖父、叔叔们代收再转交她婆婆。1981年,姑婆的婆婆九十多岁,寿终正寝,也由我们家人代姑婆尽孝,安葬姑婆的婆婆。以后每年清明,也代姑婆给她的婆婆扫墓。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近七十岁的姑婆和她近五十岁的女儿一起回乡探亲,之后到韶关探望我们一家。到家后父亲给姑婆介绍家人,介绍到我丈夫时说:这个女婿姓费。姑婆的女儿很惊奇:没听过有这个姓啊。姑婆即说:怎么没听说过?有个歌星不是姓费吗?我们都笑姑婆比她女儿时尚,还熟悉歌星。


四、庆叔
曾祖母最小的儿子,被过继的七叔公在乡下娶妻生一子后也下了南洋。他这个儿子名字中有个庆字,我们就叫他庆叔。庆叔的父亲下南洋后,庆叔就与他母亲两人相依为命。 1963年庆叔考上华南工学院,同年我外婆家最大的外孙我的大表哥也考上华南师范学院。次年我的小叔叔赛龙也考上华南工学院,赛龙叔毕业后在多地工作过,最后回到老家,在县环保局任局长,直至退休。
庆叔大学毕业后,曾在位于仁化县的韶关利业制药厂工作,后工厂迁到韶关,改名为韶关利民制药厂,后又改名为丽珠利民制药厂。庆叔的职称从技术员到工程师到高级工程师,直至退休。庆叔爱读书,我常在市图书馆借书,常遇到也在借书的庆叔。
1995年,我父亲家搬家,那时还没有搬家公司,大件家具请人帮搬,小件家具、衣物就自己搬。我和妹妹、庆叔都去帮忙搬家。有些旧家具用不上了,问庆叔家用不用得上?庆叔说他们家用得上,还有半罐蜂蜜也给庆叔了。要搬到新房子的东西都收拾搬完,庆叔下楼叫了一辆揽活的人力三轮车,车夫是湖南人。旧家具装满一车,庆叔骑自行车在前面带路,三轮车夫在后面跟着。等庆叔骑自行车过了西河立交桥,回头一看,三轮车不见了,庆叔在立交桥四个出口都转了一圈,还是没见到三轮车。庆叔很沮丧地回来说:丢了,旧家具丢了也就罢了,可惜了那半罐蜂蜜,本来可以给他母亲,我的七叔婆冲水喝好久。我们安慰庆叔:旧家具、蜂蜜都不值多少钱,算了。当时我们心想,应该是车夫趁庆叔不留意溜了,卖旧家具的钱,也比庆叔和他约好的搬运费高。等我和妹妹在父亲新房子大致收拾完,就回自己家了。回家有好几条路可走,我们不知怎么就走了经过旧房子那条路,还未到旧房子楼下,就听到有人“哇哇”地大叫,一看,正是那个三轮车夫,和一车的旧家具。车夫说他过了立交桥就见不到庆叔了,又在哪里等了很久,还是等不到庆叔,就回来,上六楼敲门,没人。就一直在楼下等到现在。从他与庆叔走失,大概有四个小时了,他真将这车旧家具卖了抵运费也无可指责了。我们掏出十元钱,让他先去吃个快餐,然后打电话让庆叔再来带这个三轮车夫回去。在广东不时听到有人对湖南人歧视地指责,我倒觉得湖南人坚韧、刻苦、聪慧。这个三轮车夫的诚信,让我对湖南人的敬重又添一分。
庆叔的父亲,我的七叔公在南洋后来又娶了一个非华裔的当地人,没再生育,领养了一个女儿。七叔公并没有赚到多少钱,那边又要养妻女,所以资助庆叔他们并不多,上世纪八十年代,七叔公也曾回过故乡,并到韶关探望庆叔一家。庆叔、庆婶靠两双手,侍奉老母,养大三个儿女。
五、三叔父子
出生就失去生母的三叔,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也曾在我们家居住过一段时间,父亲曾介绍他到公社饭堂当炊事员,但三叔还是留恋故土,最终还是回到乡下。三叔后来娶妻生子,生了二女一男。儿子排行最小,更得三叔、三婶疼爱。父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未回老家,看到三叔、三婶对他们儿子绍光的疼爱,认为那是溺爱,就决定将五岁绍光带到我们家“教育、教育”。我想当时三叔、三婶是非常不舍的,但惧于他们这个大哥的威严、说一不二,无奈交出这个儿子。
绍光刚到我们家,每餐吃两碗饭后还未饱,怕他吃撑了,不敢再给他盛饭,就让他多吃点菜。再过一段时间,他一餐吃两碗饭甚至一碗半米饭就饱了。我妹妹跟他开玩笑说:你怎么跑到大伯家吃饭了?绍光抬起头,望着比他高很多,上高中的三姐,想了想说:“那你比我还早来大伯家呢。”颇有五十步笑百步之意。
送绍光插班进入幼儿园中班,几个月后,绍光就能听懂小朋友和老师说的粤语了,但他还不会说粤语。有一天傍晚我下班回家即烧火做饭,那时还未烧煤,更未用煤气炉,还是烧木柴做饭。我蹲在灶前烧火,绍光站在我身后说:二姐,今天老师问:“猪和狗两种动物,哪个动物吃得多?”这个问题对于从农村来的绍光就太简单了,他于是在课堂站起来,大声用客家话回答:猪吃得多。听完我蹲在地上大笑,绍光在我身后用双手摇着我双肩,他很奇怪我为什么会大笑。他一面摇我双肩一面不解地问:“姐,不是吗?不是猪吃得多些吗?”我没想到老师会问小朋友这个问题,又想象在课堂上,在全班讲粤语的小朋友中,绍光大胆地用客家话回答老师的提问,实在滑稽好笑,才大笑不止。也为绍光这个农村娃在这些城镇孩子面前不怯场,不自卑而欣慰。
一年后,父亲因要到北京中央政法学院学习半年,遂决定由我送绍光回老家。一路舟车劳顿,还要在广州住一晚,第二天再坐客车回揭西。才回到村口,绍光撒腿就跑,回到家,三叔正好在家,父子紧紧抱在一起。我觉得我父亲一年前将绍光带走有点武断,我们家条件固然比三叔家好些,但让绍光自己选,他未必选我们家。而这一年,不知三叔、三婶是怎样揪着心熬过来的?那时没有家用电话,更没有手机,没有微信视频。幸亏绍光在这一年里没得大病,没出事故,除了长高了、长胖了,我们将全须全尾的绍光送回给三叔、三婶。
绍光没被三叔、三婶宠坏,长大后到广州,先在老乡开的五金店打工,几年后自己租店也做五金生意。有老人家里水龙头坏了,在绍光这里买水龙头,没力气换水龙头,绍光就带上工具,跟老人回家,免费给换水龙头。绍光就这样慢慢迎来回头客,赚钱后回老家给父母盖了一栋小楼,自己也在广州娶妻生子。现在,绍光的大儿子已大学毕业,在广州工作了。


六、父亲、母亲
父亲在县城上中学时,偶尔会去他外祖母家,但富裕的表兄弟们看不起他这个穷小子表亲。没想到多年后,在朝鲜抗美援朝的父亲,娶了他外祖母家隔一条街的街坊家的女儿。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外祖母家实在没有口粮了,到了我曾祖母家,我曾祖母将仅存的红薯、芋头分一半给她的亲家。


父亲是1958年最后一批从朝鲜撤军回国的,回国后到四川驻军。等母亲从北京转业到四川,父亲又接到命令到西藏参加平叛,我就在那时出生在四川。


母亲中学毕业后,被征兵到长春一所军校学药剂专业,药剂专业还要学拉丁文。抗美援朝期间,部队缺人手,于是他们提前毕业。母亲被分配到北京丰台区的一个军用药品仓库。这里面积很大,除了营房、仓库,还有大片的草地,不时有野兔在草地蹦哒。1958年4月,母亲在北京301医院生姐姐时难产,一个教授给她接生,检查出母亲有风湿性心脏病,教授交待母亲以后不能再生孩子了,有危险。母亲没有人伺候坐月子,生下姐姐后,在营房里靠战友从饭堂打饭回来给她吃,没有月子餐一说。姐姐满月后,母亲的一个战友带齐资料,骑着自行车从丰台区到城里给姐姐上户口。户籍民警收齐资料,问孩子叫什么名字?母亲的战友蒙了,忘记问这孩子叫什么名字了。她又骑自行车回到丰台区,第二次进城才帮姐姐上了户口。北京古代是燕国,李白有一首诗《春思》:“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这是一首边塞诗,写独处秦地的思妇触景生情,终日思念远在燕地卫戍 的夫君,盼望他早日归来。父亲给姐姐取名用这首诗的头两个字:燕草。以后姐姐读书时,父亲又给她改了学名,但家里人、亲戚、发小还叫她燕草。


父亲是曾祖母的长孙,深得曾祖母的疼爱。父亲在朝鲜有探亲假都回家探望他的祖母、父母,积攒的津贴都花在路上了。有一年回家探亲,父亲对他的祖母说:以后打算减少回家次数,将路费寄回家,祖母可以用这些钱多买几次肉吃。他祖母说:宁可少吃肉、不吃肉,也愿意见到她的大孙子回家。曾祖母可能还担心,哪天子弹不长眼,她就见不到她的大孙子了。姐姐出生后,父亲告诉曾祖母:给她添了一个曾孙女,问她满意吗?曾祖母回答:“十分满意!”片刻又说:“如果生个曾孙子,就十二分满意了。”
父亲在西藏算着我出生的日子,担心母亲的身体,而我出生却很顺利。父亲信件、电报问安危,母亲可能是照顾两个孩子自顾不暇,一直没回复。父亲更急了,他有个同学兼战友正好休假回四川驻地,父亲交待他回去看看我母亲,是生是死,给个准信。他这个同学兼战友回到四川,看到母亲和我母女平安,也就放心不回复我父亲了,在西藏的父亲更是急死了。当时藏民不吃鱼肉,河里的鱼又多又不怕人,父亲他们在河里捞鱼,扔上岸就冻住了,到父亲轮休了,父亲准备带鲜鱼回四川,炊事班长对我父亲说:“鲜鱼带回去就不新鲜了,炊事班每天用做饭后的炭火烤鱼,你带鱼干回去吧。”父亲就扛着一子弹箱的鱼干加一条牦牛腿从西藏回到四川,才看到母亲、姐姐和我都安然无恙。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这一箱鱼干和一条牦牛腿,真给母亲和姐姐补了营养。
父亲转业回广东后,在粮食、农业、林业、公安系统工作几十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有叔公回国探亲,父亲到广州华侨宾馆见叔公,叔公问父亲月薪多少?父亲回答几十元。叔公再问:几十元日薪?父亲笑答:是月薪。叔公慨叹。
七、尾声
如今祖辈皆已故去,父辈也西去好几位,我们这一辈,也进入老年了。
(2026.6.19)


(图文来源于诗的红三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