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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来处鲜活起来了
——《给阿嬷的情书》观影后联想
作者： 张 凌
一、观影
从小常听家人讲祖辈下南洋的事，总觉模糊。看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下南洋一词，顿时鲜活起来。
一部小制作，素人出演的电影，竟比很多大导演、大明星、大场面、巨资堆砌出来的所谓巨片更能赢得观众的口碑。
二、我的祖辈
我们老家在粤东揭西县，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演年轻的谢南枝的演员李思潼也是揭西人。揭西分潮汕语系和客家语系两个区域，李思潼生长的棉湖镇和她原籍的大溪镇都属于潮汕语系区域，我们则属于客家语系区域。我的曾祖母娘家也在大溪镇，是鱼梁村人。曾祖母出生才40天就被抱到我曾祖父家当童养媳，一辈子都在客家语系区域生活。我们老家离大溪镇并不算远，但曾祖母回一趟娘家也不容易，回去也就住一、两天，所以她不会讲潮汕话。
揭西人多地少，为了生活，在清末民初就有很多人下南洋。我的曾曾祖父的两个弟弟下南洋讨生活，我的曾祖父的三个弟弟也下南洋讨生活。我的曾祖母生了五男一女，除我的祖父作为长子需留在乡下侍奉父母外，其余四男一女均下南洋。曾祖母1920年生下女儿不久，就将襁褓中的女儿送给别人当童养媳，并从另一户人家抱来还要吃奶的女婴当自己家的童养媳，将原应哺育女儿的母乳喂养这个童养媳。当年这种将女儿给别人家当童养媳的现象非常普遍，不单是穷苦人家将女儿给别人当童养媳，我祖母娘家有金铺、田产，算是富裕家庭，也将我祖母给了我曾祖母当童养媳。
二叔公、五叔公在抗日战争前都下南洋去了印尼。曾祖母将喝她的奶长大的童养媳与四叔公圆房。三叔公其实是堂叔公，因未分家，所以参加排行成老三，四叔公是曾祖母的三儿，五叔公是曾祖母的四儿，曾祖母的五儿过继给了曾叔公，按排行成了七叔公。
四叔婆圆房后，1937年临产时难产，接生婆将一簸箕黄豆泼到地下，让四叔婆蹲在地上一粒粒捡黄豆，说这样孩子就能快生下来。孩子生下来了，四叔婆也因失血过多死了。当时我祖母也生下一个叫赛花的女儿不久，就将乳汁喂养这个失去母亲的侄子。四叔公不久后也下南洋，他这个儿子就成了我祖父第三个儿子，我们叫他三叔。之后那个叫赛花的我的大姑，也被送到彭姓人家当童养媳，未及成年就夭折了。彭家后来再娶儿媳，这个儿媳还要认我祖父母家为娘家。我们家人称这个彭家新媳妇为“驳脚阿姑”。
二叔公、五叔公在南洋都做糖果作坊为生，二叔公在乡下娶妻，然后带二叔婆去南洋，五叔公娶了原籍潮阳的当地华侨女儿为妻。二叔公和五叔公都在南洋生了多个儿女，开枝散叶。我三叔的生父四叔公下南洋后，不久后就得病，直至病故。被过继的七叔公在乡下娶妻生下一子后，也下了南洋。
三、姑婆
被送人当童养媳的姑婆到老年仍对曾祖母耿耿于怀：唯一的女儿，也送人当童养媳。其实在当时，这也是曾祖母的无奈之举。姑婆的公公和丈夫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都参加了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农民运动失败后，姑婆未圆房的丈夫父子俩为躲避国民党追捕于1928年下南洋。当时的姑婆只有八岁，姑婆的婆婆将襁褓中的姑婆拉扯大，待之如亲生女儿，所以她们婆媳亲如母女。姑婆对她婆婆的感情胜于对她母亲的感情，这也是能理解的。十年后，十八岁的姑婆下南洋与她丈夫团聚了，姑婆的婆婆一人留在乡下。姑婆从南洋寄回的钱、物也由我祖父、叔叔们代收再转交她婆婆。1981年，姑婆的婆婆九十多岁，寿终正寝，也由我们家人代姑婆尽孝，安葬姑婆的婆婆。以后每年清明，也代姑婆给她的婆婆扫墓。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近七十岁的姑婆和她近五十岁的女儿一起回乡探亲，之后到韶关探望我们一家。到家后父亲给姑婆介绍家人，介绍到我丈夫时说：这个女婿姓费。姑婆的女儿很惊奇：没听过有这个姓啊。姑婆即说：怎么没听说过？有个歌星不是姓费吗？我们都笑姑婆比她女儿时尚，还熟悉歌星。
四、庆叔
曾祖母最小的儿子，被过继的七叔公在乡下娶妻生一子后也下了南洋。他这个儿子名字中有个庆字，我们就叫他庆叔。庆叔的父亲下南洋后，庆叔就与他母亲两人相依为命。 1963年庆叔考上华南工学院，同年我外婆家最大的外孙我的大表哥也考上华南师范学院。次年我的小叔叔赛龙也考上华南工学院，赛龙叔毕业后在多地工作过，最后回到老家，在县环保局任局长，直至退休。
庆叔大学毕业后，曾在位于仁化县的韶关利业制药厂工作，后工厂迁到韶关，改名为韶关利民制药厂，后又改名为丽珠利民制药厂。庆叔的职称从技术员到工程师到高级工程师，直至退休。庆叔爱读书，我常在市图书馆借书，常遇到也在借书的庆叔。
1995年，我父亲家搬家，那时还没有搬家公司，大件家具请人帮搬，小件家具、衣物就自己搬。我和妹妹、庆叔都去帮忙搬家。有些旧家具用不上了，问庆叔家用不用得上？庆叔说他们家用得上，还有半罐蜂蜜也给庆叔了。要搬到新房子的东西都收拾搬完，庆叔下楼叫了一辆揽活的人力三轮车，车夫是湖南人。旧家具装满一车，庆叔骑自行车在前面带路，三轮车夫在后面跟着。等庆叔骑自行车过了西河立交桥，回头一看，三轮车不见了，庆叔在立交桥四个出口都转了一圈，还是没见到三轮车。庆叔很沮丧地回来说：丢了，旧家具丢了也就罢了，可惜了那半罐蜂蜜，本来可以给他母亲，我的七叔婆冲水喝好久。我们安慰庆叔：旧家具、蜂蜜都不值多少钱，算了。当时我们心想，应该是车夫趁庆叔不留意溜了，卖旧家具的钱，也比庆叔和他约好的搬运费高。等我和妹妹在父亲新房子大致收拾完，就回自己家了。回家有好几条路可走，我们不知怎么就走了经过旧房子那条路，还未到旧房子楼下，就听到有人“哇哇”地大叫，一看，正是那个三轮车夫，和一车的旧家具。车夫说他过了立交桥就见不到庆叔了，又在哪里等了很久，还是等不到庆叔，就回来，上六楼敲门，没人。就一直在楼下等到现在。从他与庆叔走失，大概有四个小时了，他真将这车旧家具卖了抵运费也无可指责了。我们掏出十元钱，让他先去吃个快餐，然后打电话让庆叔再来带这个三轮车夫回去。在广东不时听到有人对湖南人歧视地指责，我倒觉得湖南人坚韧、刻苦、聪慧。这个三轮车夫的诚信，让我对湖南人的敬重又添一分。
庆叔的父亲，我的七叔公在南洋后来又娶了一个非华裔的当地人，没再生育，领养了一个女儿。七叔公并没有赚到多少钱，那边又要养妻女，所以资助庆叔他们并不多，上世纪八十年代，七叔公也曾回过故乡，并到韶关探望庆叔一家。庆叔、庆婶靠两双手，侍奉老母，养大三个儿女。
五、三叔父子
出生就失去生母的三叔，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也曾在我们家居住过一段时间，父亲曾介绍他到公社饭堂当炊事员，但三叔还是留恋故土，最终还是回到乡下。三叔后来娶妻生子，生了二女一男。儿子排行最小，更得三叔、三婶疼爱。父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未回老家，看到三叔、三婶对他们儿子绍光的疼爱，认为那是溺爱，就决定将五岁绍光带到我们家“教育、教育”。我想当时三叔、三婶是非常不舍的，但惧于他们这个大哥的威严、说一不二，无奈交出这个儿子。
绍光刚到我们家，每餐吃两碗饭后还未饱，怕他吃撑了，不敢再给他盛饭，就让他多吃点菜。再过一段时间，他一餐吃两碗饭甚至一碗半米饭就饱了。我妹妹跟他开玩笑说：你怎么跑到大伯家吃饭了？绍光抬起头，望着比他高很多，上高中的三姐，想了想说：“那你比我还早来大伯家呢。”颇有五十步笑百步之意。
送绍光插班进入幼儿园中班，几个月后，绍光就能听懂小朋友和老师说的粤语了，但他还不会说粤语。有一天傍晚我下班回家即烧火做饭，那时还未烧煤，更未用煤气炉，还是烧木柴做饭。我蹲在灶前烧火，绍光站在我身后说：二姐，今天老师问：“猪和狗两种动物，哪个动物吃得多？”这个问题对于从农村来的绍光就太简单了，他于是在课堂站起来，大声用客家话回答：猪吃得多。听完我蹲在地上大笑，绍光在我身后用双手摇着我双肩，他很奇怪我为什么会大笑。他一面摇我双肩一面不解地问：“姐，不是吗？不是猪吃得多些吗？”我没想到老师会问小朋友这个问题，又想象在课堂上，在全班讲粤语的小朋友中，绍光大胆地用客家话回答老师的提问，实在滑稽好笑，才大笑不止。也为绍光这个农村娃在这些城镇孩子面前不怯场，不自卑而欣慰。
一年后，父亲因要到北京中央政法学院学习半年，遂决定由我送绍光回老家。一路舟车劳顿，还要在广州住一晚，第二天再坐客车回揭西。才回到村口，绍光撒腿就跑，回到家，三叔正好在家，父子紧紧抱在一起。我觉得我父亲一年前将绍光带走有点武断，我们家条件固然比三叔家好些，但让绍光自己选，他未必选我们家。而这一年，不知三叔、三婶是怎样揪着心熬过来的？那时没有家用电话，更没有手机，没有微信视频。幸亏绍光在这一年里没得大病，没出事故，除了长高了、长胖了，我们将全须全尾的绍光送回给三叔、三婶。
绍光没被三叔、三婶宠坏，长大后到广州，先在老乡开的五金店打工，几年后自己租店也做五金生意。有老人家里水龙头坏了，在绍光这里买水龙头，没力气换水龙头，绍光就带上工具，跟老人回家，免费给换水龙头。绍光就这样慢慢迎来回头客，赚钱后回老家给父母盖了一栋小楼，自己也在广州娶妻生子。现在，绍光的大儿子已大学毕业，在广州工作了。
六、父亲、母亲
父亲在县城上中学时，偶尔会去他外祖母家，但富裕的表兄弟们看不起他这个穷小子表亲。没想到多年后，在朝鲜抗美援朝的父亲，娶了他外祖母家隔一条街的街坊家的女儿。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外祖母家实在没有口粮了，到了我曾祖母家，我曾祖母将仅存的红薯、芋头分一半给她的亲家。
父亲是1958年最后一批从朝鲜撤军回国的，回国后到四川驻军。等母亲从北京转业到四川，父亲又接到命令到西藏参加平叛，我就在那时出生在四川。
母亲中学毕业后，被征兵到长春一所军校学药剂专业，药剂专业还要学拉丁文。抗美援朝期间，部队缺人手，于是他们提前毕业。母亲被分配到北京丰台区的一个军用药品仓库。这里面积很大，除了营房、仓库，还有大片的草地，不时有野兔在草地蹦哒。1958年4月，母亲在北京301医院生姐姐时难产，一个教授给她接生，检查出母亲有风湿性心脏病，教授交待母亲以后不能再生孩子了，有危险。母亲没有人伺候坐月子，生下姐姐后，在营房里靠战友从饭堂打饭回来给她吃，没有月子餐一说。姐姐满月后，母亲的一个战友带齐资料，骑着自行车从丰台区到城里给姐姐上户口。户籍民警收齐资料，问孩子叫什么名字？母亲的战友蒙了，忘记问这孩子叫什么名字了。她又骑自行车回到丰台区，第二次进城才帮姐姐上了户口。北京古代是燕国，李白有一首诗《春思》：“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这是一首边塞诗，写独处秦地的思妇触景生情，终日思念远在燕地卫戍 的夫君，盼望他早日归来。父亲给姐姐取名用这首诗的头两个字：燕草。以后姐姐读书时，父亲又给她改了学名，但家里人、亲戚、发小还叫她燕草。
父亲是曾祖母的长孙，深得曾祖母的疼爱。父亲在朝鲜有探亲假都回家探望他的祖母、父母，积攒的津贴都花在路上了。有一年回家探亲，父亲对他的祖母说：以后打算减少回家次数，将路费寄回家，祖母可以用这些钱多买几次肉吃。他祖母说：宁可少吃肉、不吃肉，也愿意见到她的大孙子回家。曾祖母可能还担心，哪天子弹不长眼，她就见不到她的大孙子了。姐姐出生后，父亲告诉曾祖母：给她添了一个曾孙女，问她满意吗？曾祖母回答：“十分满意！”片刻又说：“如果生个曾孙子，就十二分满意了。”
父亲在西藏算着我出生的日子，担心母亲的身体，而我出生却很顺利。父亲信件、电报问安危，母亲可能是照顾两个孩子自顾不暇，一直没回复。父亲更急了，他有个同学兼战友正好休假回四川驻地，父亲交待他回去看看我母亲，是生是死，给个准信。他这个同学兼战友回到四川，看到母亲和我母女平安，也就放心不回复我父亲了，在西藏的父亲更是急死了。当时藏民不吃鱼肉，河里的鱼又多又不怕人，父亲他们在河里捞鱼，扔上岸就冻住了，到父亲轮休了，父亲准备带鲜鱼回四川，炊事班长对我父亲说：“鲜鱼带回去就不新鲜了，炊事班每天用做饭后的炭火烤鱼，你带鱼干回去吧。”父亲就扛着一子弹箱的鱼干加一条牦牛腿从西藏回到四川，才看到母亲、姐姐和我都安然无恙。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这一箱鱼干和一条牦牛腿，真给母亲和姐姐补了营养。
父亲转业回广东后，在粮食、农业、林业、公安系统工作几十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有叔公回国探亲，父亲到广州华侨宾馆见叔公，叔公问父亲月薪多少？父亲回答几十元。叔公再问：几十元日薪？父亲笑答：是月薪。叔公慨叹。
七、尾声
如今祖辈皆已故去，父辈也西去好几位，我们这一辈，也进入老年了。
（2026.6.19）
（图文来源于诗的红三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