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笑眯眯地看着罗股长，觉得他真做得出来。罗股长扭头对陈排长说："别受他干扰。今天倒有正事，上级来通知，收缴大学生行李中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明天就办。"
这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下乡，知道是一辈子的事，都带了一些书，防止自己真的成了农民。这些书，有哪一本符合当时的政治标准呢？第二天，两只装满书的水泥船离开农场要到县城去焚毁的时候，大家都在水边默站着，就像送别自己的灵柩。
后来知道，每个人都想方设法为自己留下了一两本。我看到陈排长嗜烟如命，就向一位抽烟的同学借了一包烟，塞给他，顺便也就留下了一部丁福保编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和一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这两本书，正是那天我到废品回收站去卖书前，按照祖母的指令留下来的。
陈排长把那包香烟塞进口袋，紧张地拿起这两部书胡乱地翻看了一会儿，便问："里边有没有反对毛主席的话？"
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林彪副主席的？"
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解放军的？"
我说，没有。
"你保证？"
我说，我保证。
农活，没有一个季节有空闲。我的肩，一直血肉模糊，因为天天有重担在磨，愈合不了。
但是农活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一旦下手就牵肠挂肚。天天去看秧芽活了没有，禾苗站住没有，水沟渗漏没有。过一阵，又去看稻子抽穗没有，穗子饱了没有……为了这个，还要朝朝观云，夜夜听风，像是着了魔，差一点把外面的政治运动忘了。有时，把家里的伤心事也忘了。
终于到了潮汛季节，农场的堤坝受到了严重威胁。那天傍晚传来警报，东北段的堤坝已经出现险情。我一听大事不好，立即招呼二十几个伙伴飞速跑去，到了那儿正遇到决口。这一决口，整个农场都会淹水，我们所有的劳动全泡了汤。
我二话不说就纵身跳进水里，二十几个伙伴一起跟着跳了下来，我们紧紧地挽着肩膀，用身体堵坝，不让决口扩大，一直等到部队和农民赶来。我们被拉上岸来的时候已经冻僵，被送到宿舍后，一个叫沈立民的盲人伙伴，用双手把我们的身子-﹣按摩回暖。
我在身子暖过来之后躺在床上，突然对于自己纵身堵坝的行为产生了后怕。倒不是怕死，灾难年月大家对生命看得不重。我怕的是，一旦自己出事，爸爸、妈妈、祖母和弟弟怎么办？
由于这件事，农场认为我们是"英雄"，正逐级上报，准备颁奖。与报纸上经常宣传的英雄相比，我们的动机、动作和效果都与他们差不多。唯一的区别是我们还活着。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