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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杖
卓越诗人:罗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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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根铜质的拐杖,在记忆深处闪着金晃晃的光。
一九七四年冬,我弃文从武,西出阳关,去守那片遥远的天山。那时父亲的身体已经垮了——家乡长江护岸洪水港采石场的鼓风机出了一场爆炸事故,他被气浪抛上屋顶,摔断了好几根肋骨。人是救过来了,元气却再没能恢复,早早地便拄上了拐杖。
我没有赶上那场事故。等我得知消息时,父亲已经出院,佝偻着腰,扶着根粗糙的木棍,在院子里慢慢挪步。那根木棍我见过,是在屋后随手砍的杂木,连树皮都没有削干净。我站在院子里看了很久,没有说话,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了。
到部队后,我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我们团驻守在天山深处,营房四周除了戈壁就是雪峰,连一棵像样的树都难找。但我有别的办法——我们团高射机枪连,射击训练后都有成箱的铜弹壳。那些弹壳,黄澄澄的,沉甸甸的,握在手里有种踏实的份量。
我托团修理所的老战友帮忙,用铜弹壳拼接一根拐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费了不少功夫。弹壳要一个个穿孔、打磨、焊接,拐杖的高度要合父亲的身量,杖头子弹壳的弧度要正好称手,杖脚还要包上胶皮防滑。修理所的战友老周是四川人,手巧得很,用了好几个晚上的业余时间,才把这根拐杖做成。
我记得第一次把它握在手里的感觉——沉,比木头的沉得多,但也稳得多。铜弹壳被擦得锃亮,在阳光下泛着金黄色的光,每一个弹壳的底座都保留着原来的印痕,那些圈圈点点的标记,像是某种沉默的密码,记录着一枚子弹从出厂到击发的全部履历。而现在,它们安静地排列在一起,从杀伐之器变成了一件扶持之物。

我托探家的战友把拐杖捎了回去,大妹妹后来在信里说,父亲高兴坏了,当天就拄着它去村里转了一圈,逢人便说:“这是我崽在部队给我做的,铜的!”那语气里的骄傲,几乎要从信纸上溢出来。从那以后,那根铜拐杖便再没离开过父亲的手。他拄着它去赶集,拄着它去串门,拄着它站在村口等我探亲归来。有时候他坐在堂屋里,也要把拐杖靠在椅子扶手上,伸手就能够到的地方。
后来我每次探家,只要看到漂亮的拐杖,总要买上一根带回去。有雕花的,有漆金的,有藤编的,有红木的。父亲总是笑眯眯地收下,把新拐杖在手里掂一掂,靠墙放好,然后第二天出门,手里拄着的还是那根铜弹壳的。那些新拐杖就一根根地立在墙角,落了一层薄薄的灰。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爹,我给你买了这么多根,你咋不用?”父亲看了我一眼,拍了拍手里的铜拐杖,只说了三个字:“这个好。”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好,我也没追问,但我心里明白——那些买来的拐杖再好,也只是拐杖;这一根不一样,这是儿子从五千里外的天山上带回来的,每一颗弹壳都沾着儿子手上的温度,每一次打磨都刻着儿子心里的话。那些话,我们父子之间从来不说出口,但那根金晃晃的拐杖,替我们都说了。
父亲走的那年,我不在身边。等我赶回湘北老家时,堂屋里只剩下一张遗像和一根铜拐杖。那根拐杖被摩挲得光滑发亮,杖头的那颗弹壳,已经被握得微微变了形。我跪在灵前,把那根拐杖抱在怀里,它还是那样沉,那样凉,那样稳。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根拐杖,父亲拄了那么多年,它撑住的,不只是他摔伤后羸弱的身子,还有一个父亲对远方儿子的全部牵挂和思念。
父亲走了,这根拐杖便又回到了我手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安置它。它是一个信物,是一段见证,是一句无声的承诺。可我把它放在哪里呢?挂在墙上,它只是一件旧物;立在墙角,它只是一根铜棍。它应该在父亲手里,在那只布满老茧、微微颤抖的手里,敲在故乡的青石板路上,发出清脆而沉稳的回响。

我今年也古稀了。儿孙们孝顺,逢年过节总要给我准备些礼物,有时也会有拐杖。我笑着收下,靠墙放好,就像当年父亲那样。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的心里,早就有一根拐杖了——金晃晃的,沉甸甸的,从天山的雪峰下,一直伸到湘北的老屋里,伸到父亲温热的手掌中。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偶尔会想起父亲拄着那根拐杖的样子。他站在村口华容运河的水闸旁,佝偻着背,手搭在杖头,向着我回来的方向张望。那时我从部队回家,要坐四天汽车,再坐三天三夜的火车,再转半天的汽车。父亲算不准我到底哪天到,便每天黄昏都拄着拐杖去村口等。等到了,他便咧开缺了牙的嘴笑一笑,转过身,拐杖一下一下地点着地,领着我往家走。他不说什么“想你了”,也不说什么“路上辛苦”,他只是走在我前面,把那根铜拐杖敲得清脆地响,像是一种只有我们父子俩才能听懂的对话。
父亲本是沉默少言的人。
如今,我再也听不到那声音了。
父亲节又到了。街上的花店里摆满了鲜花,朋友圈里满是祝福,孩子们给我打了电话,说了许多暖心的话。我却只是坐在窗前,看着西边的天空发呆。天山的雪线还是一样的白,戈壁的风还是一样的烈,只是那个在村口拄着铜拐杖等我的老人,已经不在了。

父亲节我孝顺谁?重阳节我祝福谁?
五十多年来,我总以戍边人忠孝不能两全为自己辩解。这话说得没有错,却也说得有些心虚。忠与孝,在家与国之间,从来都不是一道可以做得圆满的题目。我选择了戍守边关,便注定了不能在父母膝前尽孝;我守住了天山的雪,便守不住父亲的暮年。那些年我带回的新疆特产,伊犁特酒、战友们种的葵花籽,部队的皮大衣和大头皮鞋,不过是心里那点亏欠的一点补偿罢了。父亲从不计较这些,他总是说:“你在部队好好干,家里不用你操心。”可我怎么能不操心?我怎么能不愧疚?
那根铜拐杖,父亲用了半辈子。它替他撑住了衰老的身体,也替我撑住了那份无法陪伴的遗憾。现在它静静地立在我的书房角落里,铜色已经有些暗了,不再那么金晃晃的,但依然沉实,依然温润。有时候我会走过去摸一摸它,杖头上那些细密的划痕,像是父亲留下的指纹,隔了这么多年的光阴,还隐隐地发着热。
我想,总有一天,我也会拄起一根拐杖。到那时候,我会选哪一根呢?是孩子们买给我的那些精致的木杖,还是这根已经老旧发暗的铜杖?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父亲还在,他大概会说:“用这个,这个好。”
这根拐杖,从我的手到父亲的手,再从父亲的手回到我的手。它走过了八千里的路,跨越了五十年的岁月,撑住了两代人的身躯。它早就不只是一根拐杖了。它是……
它是一根沉默的脊梁。一头挑着天山的雪,一头挑着湘北的老屋。中间那弯弯的一道弧,便是我们父子之间,说了一辈子也说不完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