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杖

卓越诗人：罗耀明

文学总监:   阿紫

执行部长：张明 冷雪 武立群

执行总编：玫   瑰

        那是一根铜质的拐杖，在记忆深处闪着金晃晃的光。

        一九七四年冬，我弃文从武，西出阳关，去守那片遥远的天山。那时父亲的身体已经垮了——家乡长江护岸洪水港采石场的鼓风机出了一场爆炸事故，他被气浪抛上屋顶，摔断了好几根肋骨。人是救过来了，元气却再没能恢复，早早地便拄上了拐杖。

        我没有赶上那场事故。等我得知消息时，父亲已经出院，佝偻着腰，扶着根粗糙的木棍，在院子里慢慢挪步。那根木棍我见过，是在屋后随手砍的杂木，连树皮都没有削干净。我站在院子里看了很久，没有说话，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了。

        到部队后，我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我们团驻守在天山深处，营房四周除了戈壁就是雪峰，连一棵像样的树都难找。但我有别的办法——我们团高射机枪连，射击训练后都有成箱的铜弹壳。那些弹壳，黄澄澄的，沉甸甸的，握在手里有种踏实的份量。

        我托团修理所的老战友帮忙，用铜弹壳拼接一根拐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费了不少功夫。弹壳要一个个穿孔、打磨、焊接，拐杖的高度要合父亲的身量，杖头子弹壳的弧度要正好称手，杖脚还要包上胶皮防滑。修理所的战友老周是四川人，手巧得很，用了好几个晚上的业余时间，才把这根拐杖做成。

        我记得第一次把它握在手里的感觉——沉，比木头的沉得多，但也稳得多。铜弹壳被擦得锃亮，在阳光下泛着金黄色的光，每一个弹壳的底座都保留着原来的印痕，那些圈圈点点的标记，像是某种沉默的密码，记录着一枚子弹从出厂到击发的全部履历。而现在，它们安静地排列在一起，从杀伐之器变成了一件扶持之物。

        我托探家的战友把拐杖捎了回去，大妹妹后来在信里说，父亲高兴坏了，当天就拄着它去村里转了一圈，逢人便说：“这是我崽在部队给我做的，铜的！”那语气里的骄傲，几乎要从信纸上溢出来。从那以后，那根铜拐杖便再没离开过父亲的手。他拄着它去赶集，拄着它去串门，拄着它站在村口等我探亲归来。有时候他坐在堂屋里，也要把拐杖靠在椅子扶手上，伸手就能够到的地方。

        后来我每次探家，只要看到漂亮的拐杖，总要买上一根带回去。有雕花的，有漆金的，有藤编的，有红木的。父亲总是笑眯眯地收下，把新拐杖在手里掂一掂，靠墙放好，然后第二天出门，手里拄着的还是那根铜弹壳的。那些新拐杖就一根根地立在墙角，落了一层薄薄的灰。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爹，我给你买了这么多根，你咋不用？”父亲看了我一眼，拍了拍手里的铜拐杖，只说了三个字：“这个好。”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好，我也没追问，但我心里明白——那些买来的拐杖再好，也只是拐杖；这一根不一样，这是儿子从五千里外的天山上带回来的，每一颗弹壳都沾着儿子手上的温度，每一次打磨都刻着儿子心里的话。那些话，我们父子之间从来不说出口，但那根金晃晃的拐杖，替我们都说了。

        父亲走的那年，我不在身边。等我赶回湘北老家时，堂屋里只剩下一张遗像和一根铜拐杖。那根拐杖被摩挲得光滑发亮，杖头的那颗弹壳，已经被握得微微变了形。我跪在灵前，把那根拐杖抱在怀里，它还是那样沉，那样凉，那样稳。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根拐杖，父亲拄了那么多年，它撑住的，不只是他摔伤后羸弱的身子，还有一个父亲对远方儿子的全部牵挂和思念。

        父亲走了，这根拐杖便又回到了我手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安置它。它是一个信物，是一段见证，是一句无声的承诺。可我把它放在哪里呢？挂在墙上，它只是一件旧物；立在墙角，它只是一根铜棍。它应该在父亲手里，在那只布满老茧、微微颤抖的手里，敲在故乡的青石板路上，发出清脆而沉稳的回响。

         我今年也古稀了。儿孙们孝顺，逢年过节总要给我准备些礼物，有时也会有拐杖。我笑着收下，靠墙放好，就像当年父亲那样。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的心里，早就有一根拐杖了——金晃晃的，沉甸甸的，从天山的雪峰下，一直伸到湘北的老屋里，伸到父亲温热的手掌中。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偶尔会想起父亲拄着那根拐杖的样子。他站在村口华容运河的水闸旁，佝偻着背，手搭在杖头，向着我回来的方向张望。那时我从部队回家，要坐四天汽车，再坐三天三夜的火车，再转半天的汽车。父亲算不准我到底哪天到，便每天黄昏都拄着拐杖去村口等。等到了，他便咧开缺了牙的嘴笑一笑，转过身，拐杖一下一下地点着地，领着我往家走。他不说什么“想你了”，也不说什么“路上辛苦”，他只是走在我前面，把那根铜拐杖敲得清脆地响，像是一种只有我们父子俩才能听懂的对话。

        父亲本是沉默少言的人。

        如今，我再也听不到那声音了。

        父亲节又到了。街上的花店里摆满了鲜花，朋友圈里满是祝福，孩子们给我打了电话，说了许多暖心的话。我却只是坐在窗前，看着西边的天空发呆。天山的雪线还是一样的白，戈壁的风还是一样的烈，只是那个在村口拄着铜拐杖等我的老人，已经不在了。

        父亲节我孝顺谁？重阳节我祝福谁？

        五十多年来，我总以戍边人忠孝不能两全为自己辩解。这话说得没有错，却也说得有些心虚。忠与孝，在家与国之间，从来都不是一道可以做得圆满的题目。我选择了戍守边关，便注定了不能在父母膝前尽孝；我守住了天山的雪，便守不住父亲的暮年。那些年我带回的新疆特产，伊犁特酒、战友们种的葵花籽，部队的皮大衣和大头皮鞋，不过是心里那点亏欠的一点补偿罢了。父亲从不计较这些，他总是说：“你在部队好好干，家里不用你操心。”可我怎么能不操心？我怎么能不愧疚？

        那根铜拐杖，父亲用了半辈子。它替他撑住了衰老的身体，也替我撑住了那份无法陪伴的遗憾。现在它静静地立在我的书房角落里，铜色已经有些暗了，不再那么金晃晃的，但依然沉实，依然温润。有时候我会走过去摸一摸它，杖头上那些细密的划痕，像是父亲留下的指纹，隔了这么多年的光阴，还隐隐地发着热。

        我想，总有一天，我也会拄起一根拐杖。到那时候，我会选哪一根呢？是孩子们买给我的那些精致的木杖，还是这根已经老旧发暗的铜杖？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父亲还在，他大概会说：“用这个，这个好。”

        这根拐杖，从我的手到父亲的手，再从父亲的手回到我的手。它走过了八千里的路，跨越了五十年的岁月，撑住了两代人的身躯。它早就不只是一根拐杖了。它是……

        它是一根沉默的脊梁。一头挑着天山的雪，一头挑着湘北的老屋。中间那弯弯的一道弧，便是我们父子之间，说了一辈子也说不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