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廷彦

朱海燕

一

我要悼念一位报人。

这位报人叫王廷彦，他是《铁道兵》报的老报人，《人民铁道》报的老报人。我要兑现当初我们之间定下的承诺：如果他先离世，我要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这个话题，是由我写的《深秋挥泪送穆青》一文引起的。2003年，新华社原社长、著名记者穆青先生去世，我写了《深秋挥泪送穆青》一文，此文获当年度全国副刊金奖、中国新闻奖。文章发表后的一天傍晚，我与廷彦散步于雕塑公园。廷彦对我说：“怀念穆青这类文章，你若写上四五十篇，出一部散文集很有意义。”

我答：“此主意甚好，操作起来太难，逝者虽多，但能入文者甚少。”

廷彦扳着手指细数：“你可以写谁，写谁。”

我说：“你不能这样点名，这些人还活着，这样点名，不是咒人家死吗？”

他说：“我死了，你会写我吗？”

我说：“那当然。”

他说：“你先写出来给我看看。”

我说：“不行！你还活着，怎么能写你的悼文呢！”

他说：“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人都有死的时候。在我没死之前，你把文章写出来让我看看，哪个地方写的不像我，不是我，我可以提修改意见嘛。”

文章终究没写，我祝愿他长命百岁。而那些文字，在我心中慢慢长大。今天它们面向廷彦驾鹤西去的地方，无端的泪水，无辜地闪亮，为廷彦的远行而哭……

二

自廷彦搬回中铁建西院新盖的26楼，因身体有恙，他就很少下楼了，我去他家看过他两次，由于耳聋，与他交流很是困难。一天上午，他打电话给我，说：“海燕，我想你啦。”我放下电话急忙奔他家。敲门他不开。打电话他不接。我只好离去。不一会，他又打电话给我：“海燕，我耳聋，没听见你敲门，没听见你打电话，看摄像头我才知道你来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说：“我有机会再去看你。”

不久，廷彦住院了。问他儿子其曾在哪里住院？儿子不说。每逢其曾去医院探视时，我都嘱咐他：“向你爸问好啊！”这种嘱托不下十几次。5月25日那天，我又见其曾，问：“这段时间怎么没见你去看你爸？”其曾说：“我爸5月9日去世了。除了家人外，没告诉任何人。”

91岁的廷彦，在今年这个夏天，走入燕山脚下这片绿色如海的大地。

我与廷彦相识于1983年，那年7月我调入铁道兵工程指挥部报社，他是报社通联科科长，个头不高，微胖、脸黑，不善言辞，不像报人，一副工农干部的样子。这期间我和他接触并不多。1984年初，我调《人民铁道》做记者，1985年他调《人民铁道》做副总编辑，我们的接触才逐渐多了起来。廷彦是山东苍山人，作为沂蒙山的儿子，身上蕴藏着一种山的厚重与沂水的深情。后来，在从军路上，他与山为伍，在精神深处，山石为他铸就了光明磊落的胸怀。他不是那种才华横溢的人，他一生宁下绿色“愚蠢”的山谷，不去登攀荒芜“聪明”的高峰。作为报人，廷彦有了地位和声望后，不去营造自己傲慢的大厦。他懂得这样一个道理：拆毁傲慢的大厦，是一件艰难无比的事情。他不会玩弄深埋心底的东西，一尊老实形象，就是他人生的广告牌。

《人民铁道》一位从工务段来的编辑，见廷彦那副“土包子”相，来给他上课。他告诉廷彦：“工农干部不可怕，只要虚心学习，肯定会有进步的。”他给廷彦送来了几本编采方面的书。廷彦微笑接纳：“我一定认真学习，尽快熟悉编采业务。”

其实，廷彦是个地地道道的“士”子，他的谦虚是真诚的，体现了他的智慧。他的处世哲学、应事方式和生活态度决定了他必然会这样回答。他与人交往，讲求原则，不伤和气，不扯破脸皮，既能在不动声色中坚持，又能在不动声色中妥协，在不伤和气的氛围中达成解决和谅解。

廷彦被那位编辑上课之后，《人民铁道》报连发几篇署名“鲁南仁”的文章，引起社内同志的赞场，人们问：“这是谁写的？”经过打听，知道是廷彦所为。作为报社领导，他不会因发迹而踌躇满志，意态骄人，因为他有山林之志，无为官抱负。

廷彦“土气”的外表下，装着一肚子学问，上世纪50年代，他常常出席铁道部文化部举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他创作的山东快板书以大半版的篇幅发表在《解放军报》上。他做过铁道兵四师的文化干事，被科长逼得钻进图书室，几年啃了几百部中外名著。他能走能跑的时候，西天灿烂晚霞之际，他总约我去雕塑公园散步，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坚持十多年。我们谈人生事业，谈理想未来，谈唐宋八大家的美文，谈唐诗宋词，谈美术书法，说梨园春秋。有道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就是心缘再投，有多少话，10多年说不尽道不完呢？然，我们还是有说不完的话，语言是一条激情的大海，我们在大海上相互鼓励、相互加油，划动着文字之船，向彼岸挺进。

儒学在廷彦的故乡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源远流长，累世不绝。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廷彦，在文化性格的养成上，深深打上儒家思想与文化的烙印。他重视文化传统的继承与传递，讲求正统、保持正直、尊重传统、任劳任怨、通情达理、顾全大局。山东人尊重整体利益，所以几十年，廷彦总把自己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一员，积极肯干，不计利钝。因是报人，儒家文化塑造了他知识分子的人格与一种儒生性格，表现出忧国忧民的责任感，与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自律觉悟和君子固家的节操。他不搞团团伙伙，《人民铁道》有几位是铁道兵去的编辑记者，廷彦从来没拉巴过谁，提拔不提拔，全凭组织决定，他从不搞亲信圈子。

廷彦读过四书五经，儒家经典，执笔为文，用其精髓，使文章愈加思深虑远，老成练达。至于文字之粹美，说理之简要，犹其余事。

廷彦心地善良，好让不争，与人为善，己所不欲，不施于人；他质直怀义，宽缓阔达，性情敦厚。孔夫子曾曰：“知我者其春秋乎，罪我者其春秋乎！”此话非常有趣地在廷彦身上演出了矛盾的一幕：由于他敦厚实在，性格内向，缺乏风度，不少人认为他是“大老粗”、“土包子”，而埋没了他才华的外表，看来，才华这东西有时也学会了“潜伏”。

三

廷彦办报几十年，繁杂的事务夺去了宝贵的时间，消耗掉大量精力，无法静下来从事写作。但他还是见缝插针地写着，写得很少也很慢，却写得十分认真，他要唱出心底的歌，生命的歌。由于工作的捆绑与时间的限制，后来职场的20多年，他没有写过新闻，而是写些杂文、言论、随笔之类的文章，并结集于《五味集》一书，他执意让我为其作序。他长我20多岁，论职务是我的领导，论学识是我的师长，《人民铁道》的领导都是笔杆子，编采人员不乏名编辑、名记者。我说：“让我班门弄斧不妥。序，这类文字，代表着作者的文化、资历、知名度，我何人斯，岂敢妄加评议？岂敢执笔献丑？”但廷彦其诚可感，非让我执笔不可。对于廷彦的作品，我虽不敢妄赞一辞，但既已受命不得不勉力为之。这是我第一次为他人作序，这个他人竟是我的领导与师长。我想，哪怕自己对其文章理解不够，能对他的治学精神与方法略加介绍，对青年新闻工作者也是有益的。

成书之后，有人问他，为何找那个“狂小子”作序？廷彦笑曰：“他了解我。”

此书出版之后，廷彦语我：这是他写作生涯的收官之作，之后不再执笔为文。但他自己不曾料到，退休之后，他的写作却进入輝煌的阶段。如嵇康诗云：“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他多取文人姿态，登山临水，亲近自然，借以发抒性情。他借江山之助，转变了阅读姿态，拓宽了思考范围，延长了写作视线，培植了湿绿心境。人生百态、世事浮沉、春花秋月、壮丽山河、残垣断壁，皆激发出他无限情致。这一时期，他以洒脱的心境，没有顾忌地干脆利落地和盘托出读者喜爱的小品、散文，与近似“语丝文体”的放言随笔。无官一身轻，他告别了刻板枯燥的生活，以理智的情感的双重笔墨，写出没有期世之嫌的属于自己的生命体验，写出含英咀华、沉潜数载的人间情怀。

廷彦的文章，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在知性与感性、思想与情怀、厚重与轻灵之间，保持一种十分恰当的张力。

2001年，他受到致命一击。那年秋天，他被诊断为肾癌。之后两年中，七次住院。他消沉过、悲伤过，沮丧过。住院期间，他写了一篇死神敲门的伤感文章，让我给以发表。我否定了这篇文章。我语廷彦：“春天的繁花和夏日的茂林固然灿烂夺目，秋天的红叶与冬天的白雪不也是有一番景色吗？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衰老，不能单看他的肢体，更重要的应该是他的心灵，他的意志与信念。”我让他写英雄气的文章，把写作作为一种调节精神的补氧器。

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很快平息了起落动荡的心态，培育了宁静达观的身心。于是，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场责任与生命的竞走。我们一同迎着朝阳与夕阳散步，保持着原有的执拗，去赢取这场竞走的胜利。他保持着豁达的心态。豁达不是与世浮沉、随波逐流，不是宿命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热爱生活，同疾病斗争，在泰山压顶的命运之战中，抓住转机，泰然自若；或者掌握时机，保持主动，展示一派哲人风骨。他握笔在手，文章写得又多又好，一发而不可收。他宛如参天的桑榆，愈是苍老愈显生命的挺拔与旺盛；他宛如向晚的彩霞，愈是逼近黄昏愈显得灿烂而夺目。古人将文章当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廷彦不敢也不会将自己的作品同那经典名句妄加比附，但他的作品起码是他个人精神的加油站，晚年生活的俱乐部，同疾病斗争的竞技场。能达到这些，廷彦足矣，家人足矣，朋友足矣。

廷彦想将退休后所写多篇随笔，连同已出版的《五味集》重编一次，删除一些，增加一些，使《五味集》更随笔化，这不仅是他人生段落的一次总结，也是对笔墨生涯的一次检阅。廷彦再次嘱我为他的新版《五味集》再序一篇短文，我欣然听命。既是对其文章作出适当的评价，也是向读者推荐廷彦从容入暮年，百劫归来，豪迈洒脱，无异旧时，秉笔写作的一种精神。

四

2009年初冬的一个晚上，我出差归来，接到廷彦的电话。他约我去公园散步，说有事情商量。那天，廷彦对我说，他要把患癌症之后所写的东西结集出版，定题为《旧事拾录》，嘱我为此书作序。我爽快答应下来。之所以答应，不是说我有爽健的笔触、如泉的文思，而是因为我了解廷彦。《旧事拾录》这部书的孕育起源，深远虚实的层次，以及它对廷彦的激励与折磨，我十分清楚。他与我商量写作时，常常将我带入一个独特的艺术境界。作为旁观者与谋事者，我不说又有谁说？给廷彦的第三部书作序，会引起我对他写作的甜蜜回忆与崇敬之情。那时，廷彦七十有五，正向八十高龄挺进，作为退休多年的老报人，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写作激情强烈，奋发笔耕不辍，让人感叹佩服。他是一位无功利主义写作者，即使不写一字一文，无人说他不务正业；即便日发万言，月写一部书稿，无人给他奖励，亦无人赋予什么头衔。但是，他还是一篇篇地写下来了，日月星辰化成他纸上的文字。当他第三部作品付梓之际，为此作序，我岂敢犹豫。作为部下，三次为其作品写序，恐怕世间少有，我害怕手中的秃笔难以表现他胸怀境界之万一，辜负了廷彦的一片苦心。若是如此，只求海涵谅解了。

廷彦退休后，我们在一起的机会多了。他更多是谈我文章的进步与成功、角度与结构、行文与意蕴等等，给我不少赞扬与鼓励。同时，我也鼓励他：拿起笔来，开始第二次青春的行程。当官是写作的杀手，你若不做报社领导，可能成为一位成功的时评家或记者。但是，你为官半生，没实现这个愿望。现在卸下职务，应该向写作高地发起冲锋。

他以“我还行吗“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是真的，但行动打倒了怀疑。从那时起，廷彦进入了写作状态。他虽然办报几十年，毕竟不同于始终挥笔的记者，他能不能达到一种情感浓度与技巧纯度的写作？使自己的作品达到一定的高度，遇到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再者，他已退休，不可能像职场的记者那样深入到火热的生活当中。写现实的火热生活，已失去优势。他如何用笔去拓宽写作的世界呢？

廷彦语我：他要学晚年的巴金与孙犁。没有生活可记，能不能写文化，写思考，写感受，写感悟？他放弃了其他追求，当然，他也没有其他追求，而是一门心思地投入写作的苦苦求索之中。他历尽为官时所没经历的艰辛，在对社会、人生的体验中，在对文章本真的狂热追求、感同身受中，以获取写作的喜悦与欢欣。

廷彦常常笑称自己是一个物质的贫乏者。那时，论住房，在这个大院里，他不如科级干部的住房。但从精神层面而论，他又是一个精神的富有者。这可能也是文化人所坚守的一种理念，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人是不可能在物质这一维度一直走下去的；精神维度的追求，也是人类社会的重要使命。所以，一个写作者往往把写作理想作为自己精神的归宿地，将生命的原动力化入信仰。我想，廷彦肯定理解了生活本身、人的本身、生存本身与社会本身之后，已经感悟到这一点，他要追求那些能够获得的部分，不去追求那些追求不到的东西。他把写作当成追求，并在追求中获得满足。丰子恺曾用三层楼来比喻人生。第一层是物质生活，第二层是精神生活，第三层是灵魂生活。廷彦尽管住在一楼，但他所享受的绝不是富有化的物质生活，由于他对二、三楼生活的心向往之，他才能历经坎坷而不改初衷，愉快地写作着。尽管出自他笔下的东西，与他的政绩无关，但毕竟是他生命里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有人说，人老了，便没有了激情。此言对廷彦而言是不适用的。对于他，才华加上热情与固有的执着，利用可驾驭的时间，开始冶炼自己的激情。随着时间的浸泡与磨洗，激情凝聚起来。不带有功利主义，葆有一分恒持的真诚与朴素，带有坚硬的质地与深邃的思悟。

在这一时期，廷彦写了120多篇杂感、随笔和散文，也是他一生写作的丰收期。他写得自由，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皆是真话之作。因为是真话，读者才愿意看。人类历史规律的总奥秘在于人自身，历史的规律即是人性不断趋于完善的规律。历史决定论的历史观，其实质也在于人自身，在于人类对自己的本性相应于不同的历史形态、历史阶段的特征认识。历史的意义更在于人自身，人类要从事新的创造，更追求更真、更善、更美的生活，必须要赋予人类的历史以鲜明的意义。在历史的大范畴中，说真话是必须的勇气、义务和责任。而晚年的廷彦的文章，肩负起这份义务和责任。退休后，他在中国铁路记协任副主席，利用工作之便探访过不少名胜山水，他将那里的一山一石，一木一水纳入笔底，吐纳着大自然的浑圆之气，感受着宇宙与人、与万物相息的律动脉搏，仿佛自己化为山水，形动于中，心物交融，内心充满艺术创造的张力，幻化成文字，在电脑中一行一行敲出……

住院期间，他提着电脑住院，写下200多篇《病房杂记》。他的心飞出病房，飞进无所不包的大千世界。人世万象、社会大千，尽涌笔端。有如说，这是杂记，不如说，是他喝下了一副灵丹妙药与治癌的汤药。如果不是以这种方式与病魔抗争，他不可能活到91岁。由此看来，文章不一定是文章，对于特定的人，特定的环境，它可能是斩病的利剑。廷彦凭借他的文章，在癌症世界里游玩一番后，又回到东风阳光之下，走到春花秋月之中。

廷彦上世纪60年代，曾赴云南文山地区搞四清运动，他留下几本厚厚的笔记。他将这些笔记整理出几十篇散文，将留在历史远方的资料，以笔墨的形式，编织出珍藏40多年的情愫与心愿。一座座在别人看来也许是普通的山峦、普通的村庄，在他笔下便成了富于浓郁情感的笔墨交织的乐章。廷彦之所以能着笔40多年的生活，是因为他对生活的热爱，他是在生活中，在情感中，在人民群众中找回自己独有的感受。感情与生活，永远是艺术赖以发展的基础。

五

廷彦作为领导，他在《人民铁道》工作了11年，我作为记者在那里工作了14年。在我的职务与职称的晋升上，丝毫不见廷彦相助的痕迹，但我们的友谊友情是牢不可破的，他经常提醒敲打我：“别翘尾巴。尾巴高了，叫人抓住可不得了。”一次，他找我说：“有人告你，说你骂记者部了。”我说：“我是记者部的记者，我骂记者部干啥？”

廷彦提示我：“你说记者部是什么部没有？”

我纠正他说：“我不是那样说的，有人贪污了一个字。”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人民铁道》编辑部有8个部门，记者部的记者嫌报社对记者部不够重视，记者部没有话语权，八个部门排在最后一个，成为记者八部。有人报告社长时，把“记者八部”的“者”字贪污了，四个字变成了三个字。我说明情况后，廷彦说：“我向社长解释。”

廷彦退休后任中国铁路记协的副主席，中国产业报协会的副会长，这时，我已回到《中国铁道建筑报》任总编辑，对我新闻事业的发展，他展示出巨大的能量。首先，他以中国铁路记协的名义，上报我参评第三届范长江新闻奖，由于我刚到《中国铁道建筑报》，没有拿出手的作品，廷彦让我呈报三篇发在《人民铁道》报的作品。这样1998年，我获得第三届范长江新闻奖的提名奖。这是全国3000多家企业报中的唯一。

其次，是廷彦做工作，让《中国铁道建筑报》参加了中国产业报协会，使得这张报纸登上全国大报之林，有了参评中国新闻奖的平台与机遇。在这个平台上《中国铁道建筑报》表现不俗，产业报新闻一等奖与副刊一等奖，是100多家产业报中夺冠最多的报纸之一，获中国新闻奖的密度，没有出其右者。

在廷彦及产业报协会领导的运筹、推荐之下，2004年推荐我参评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一举斩获桂冠。并推荐我为中央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获得中宣部的批准。

我感谢廷彦，在我漫长的新闻之途上，他勉励我要长久地走下去，不要管那些短暂的、耀眼的小小光明。在倒置的名与利面前，要保住重心。在中国铁路的发展中，要用真实的词根，写出大动脉凸显历史的文本。他告诉我：“人生之梦必迎着醒来的写作，要在历史激励的高度上，迈开记者的脚步。他告诉我，记者永远紧跟新生的事物，要敢于在火焰、生活与纸张间历险，词语要在火阵中闪耀出真相与事实的光芒。

回到《中国铁道建筑报》以后，我策划的每一次重大报道，如“西康线巡礼”“内昆线巡礼”“渝怀线巡礼”，青藏铁路以及汶川抗震救灾的报道，廷彦总执笔著文，给予高度赞扬。我永远不会忘记，为了青藏铁路全线铺通的新闻标题，每晚我们抱着夕阳，冥思苦想了两个多月；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把130万字的京沪高铁长篇报告文学呈送给他时，他拖着病体用一个月的时间看完。他说：“读这部书，就是读半部中国铁路史”。

他最后人生的几年，由于旧楼拆迁，他搬到远洋山水居住，这期间我多次看他。他总问李丹怎么样啊？果情怎么样啊？对《人民铁道》报他总有那么多的眷恋与怀念。

廷彦，你走了，我含泪写下对你的悼念，你满意不满意都无法修改这篇文章了。

你是一位知性的老人，这流泪的墨迹，我怕引起你持久的阵痛。

2026年6月22日，草于素心山坊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就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协会员。

责编：槛外人 2026-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