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儒家元圣周公旦——儒家儒教儒学研究之二
李千树
昔孔子有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尝慨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寥寥数语，足见夫子对周公之仰慕，已至魂牵梦萦之境。周公旦者，何许人也？竟能令万世师表如此倾倒？后世儒家尊其为“元圣”，列其为儒学之奠基人与先驱。汉初大儒贾谊《新书·礼容》有言：“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清末民初史家夏曾佑亦云：“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周公之于华夏文明、之于儒家学派，其功其德，何以至此？本文试为剖析。
一、摄政七年，奠定周室基业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因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其一生功业，以武王崩后摄政七年最为卓著。《尚书大传》概括之曰：“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武王克商未久而崩，成王年幼，天下未定。管叔、蔡叔、霍叔挟殷商遗民武庚举兵反叛。周公临危受命，率师东征，平定内乱，克殷践奄。乱平之后，周公大举分封诸侯，营建成周洛邑，使周之统治根基由西土拓展至中原。七年之后，天下大定，周公还政于成王，归位人臣。此等功业，非唯军事之能、政治之才，更见其胸怀之广、气度之大——权倾天下而不恋位，功高盖主而能退让，后世儒家“忠公体国”之理想人格，于此已见端倪。
二、制礼作乐，创千古文明范式
周公于思想文化史上最伟大之贡献，首推“制礼作乐”。礼乐之制，非自周公始，殷商甲骨文中已有“礼”字。然周公之制礼作乐，乃是对前代礼乐传统的一次系统性整理与革命性提升。其礼乐制度的改革，涉及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诸方面，标志着古代中国礼乐文化的正式形成。
礼者何？非仅祭祀之仪节，实乃别尊卑、序长幼、定亲疏之国家大法。周公制“五礼”——吉、凶、军、宾、嘉，包罗祭祀、丧葬、军旅、盟会、朝觐、婚冠诸端，“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形成了一套涵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典章制度，世称“周礼”或“周公之典”。乐者何？非徒娱乐之声，乃以乐舞歌咏配合礼仪，以陶冶人心、教化民众。周公制作武舞《象》以颂武王武功，文舞《酌》以表文德之治，自此开启了国家意义上功能性用乐分类之先河。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对此有精辟论断：“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三者，乃周之所以纲纪天下者，“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殷商之世，王位继承行“兄终弟及”之制，嫡庶无别，储贰不定，以致王室屡生祸乱。周公创“立子立嫡”之制，定宗法、立丧服，使王位传承有章可循；行分封、建诸侯，使天子之命下达四方；定庙数、别亲疏，使祭祀之礼等级分明；禁同姓通婚，使族外联姻成为定制。此数端，奠定了周王朝延续八百余年之社会根基。而尤为关键者，在于周公将“道德”作为礼乐制度之内核——礼不仅是外在的规范，更是内在德性的彰显。此一制度创新，使华夏文明从此走上了一条以道德伦理为社会根基的独特道路。
三、以德配天，启理性主义之先河
周公于思想史上另一革命性贡献，在于其天命观的根本变革。殷商之世，崇信天命之绝对权威，以为天命恒常、不可移易。周公目睹殷亡周兴之变局，深感“天命靡常”，遂独具大智大勇地提出“以德配天”之崭新理念。其核心主张，即“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周公训诫康叔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又于《召诰》中告诫：“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蔡仲之命》更明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此一思想变革，意义至为深远。周公以“德”为天命转移之枢纽——有德则得天命，失德则失天命。他将君主的道德行为视为获得天命、进行统治的根本依据。由此，天命的绝对权威被削弱，而人的主观力量、尤其是统治者的道德修养被空前强调。周公进而提出“敬德保民”，将“保民”作为“敬德”的最终归宿，主张勤政爱民、“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这便构建了一个“天—王—民”相互制衡的三角结构：天以德为据，王以德配天，民以德为归。
周公“重德”之思想，对孔子及儒家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孔子继承周公“德”与“礼”的思想，进而提出“仁”说；继承周公“以德配天”的天命观，发展出“为政以德”的德治主张。周公的“明德慎罚”说，经孔子之阐发，演化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儒家治道理想。儒家的德治理论，实由周公开其端。周公还政成王后，作《无逸》以诫成王，告诫“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此种忧患意识与勤政精神，亦成为后世儒家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之思想源头。
四、元圣之尊，实至名归
周公之所以被儒家尊奉为“元圣”，非仅因其政治功业之卓著，更因其思想创见之深邃，制度奠基之宏远。孔子终其一生，孜孜以求者，便是行周公之道、复周公之礼；其“吾从周”之叹，正是对周公礼乐文明的高度认同。孟子继承周公的民本思想，发展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政学说；荀子承继周公的礼学传统，作《礼论》以彰明礼之义理；董仲舒吸收周公“以德配天”的天命观，建构“天人感应”的儒学体系。周公的思想，如一条潜流，贯穿于整个儒学发展的脉络之中。
周公制礼作乐，为华夏文明确立了此后数千年之基本范式；其“以德配天”、“敬德保民”之思想，为儒家提供了“德治”、“民本”的核心理念；其宗法、封建、礼乐之制度设计，塑造了中国传统社会之基本结构。后世儒家尊周公为“元圣”——“元”者，始也、大也。其为儒学的“元”，正在于他为儒家提供了最为根本的思想资源与制度范型；其为儒家的“圣”，正在于他以一人之功业与思想，开启了一个文明的新纪元。无怪乎曹操《短歌行》亦盛赞：“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其求贤若渴之诚、鞠躬尽瘁之勤，已成为千古美谈。
五、余论
回望三千年前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周公旦以一人之身，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体。他平叛乱而定天下，制礼乐而创文明，革天命而开理性，还朝政而昭忠节。其功业之隆、思想之深、影响之远，在孔子之前、黄帝之后，诚如贾谊、夏曾佑所言——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公所开创之礼乐文明，正是那“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文化的灵魂所在。后世儒家虽以孔子为“至圣”，然若无周公之奠基，则孔学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周公之于儒家，犹树之根、河之源——“元圣”之尊，良有以也。当吾辈今日重读《尚书》诸诰，尚能想见周公当年“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之勤勉身影，不禁肃然起敬，追慕不已。故曹操方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是也。
2026年6月22日诞日晚于济南善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