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昆明印象
张兴源
2025年8月，我收拾了简单的行囊，从延安出发，一路向西南而去，目的地是昆明。
说来也怪，在陕北黄土高原上待了大半辈子，看惯了千沟万壑的褶皱，听惯了延河水在峡谷间低沉的流淌声，忽然有一天，心里就萌生了一个念头：要去那个四季如春的地方看一看。人到了我这个岁数，六十有六，早已过了走马观花、看山是山的年纪。但恰恰是到了这个岁数，才更懂得“旅行”二字的重量——不是去验证什么，也不是去征服什么，只是单纯地想去感受另一种山水，另一种天地。妻子说：“咱去吧，憋了大半辈子，也该出去透透气了。”于是，2025年农历六月末，我们便启动了这趟云南之行。
从西安出发，坐了将近十二个小时的火车，一路穿过巍峨秦岭，穿过四川盆地，穿过乌蒙山的层层叠叠，终于在第二日的早上抵达了昆明。车窗外的景色在不知不觉中变了——在陕西境内还是黄土的枯黄和干涩，过了一道隧道，忽然就铺满了南方的浓绿。那种绿是浓得化不开的，漫山遍野地泼洒着。千百万年的日月星辰，世世代代的草木生发，成就了这一方天地，哪一样不是造化的功业？
走出昆明站的那一刻，迎面而来的风让我愣住了。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啊——轻柔，温润，像江南丝绸一般贴着皮肤滑过来，带着草木的清香和隐隐的花香。八月，北方的暑气正盛，西安城里热浪滚滚，延安的日头也毒辣得很。可昆明的风却凉得恰到好处，不是那种冷冽的凉，而是一种通透的、令人神清气爽的凉。当地人说，这里年平均气温不过十五摄氏度左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我当时还不信，以为不过是旅游宣传的话术。但站在街头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穿着短袖从容地走着，额头不见一丝汗渍，我才信了——这哪里是八月，分明是人间四月天啊。
后来我才知道，昆明地处低纬度、高海拔，城区平均海拔一千八百九十一米，三面环山，南濒滇池。滇池这个高原湖泊像一只巨大的空调，调解着城市的温湿度。这番造化，可谓得天独厚。
来到昆明，第一件事自然是去看滇池。
“滇池”这个名字，听在陕北人的耳朵里，总有些说不清的滋味。陕北是缺水的地方。延安的延河水，一年四季枯枯荣荣，到了旱季，河床上的石头都晒得发白。我写过很多陕北的山川河流，写过杏子河，写过保安塔，写过统万城的残垣断壁，也写过塞北榆林的一年四季，那些文字里浸透着黄土高原的干渴与坚韧。可滇池不一样。当我站在大观楼上，极目远眺，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的那一刻，孙髯翁的长联便不由自主地涌上了心头：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
我站在这位陕西同乡——孙髯翁是陕西三原人——曾经登临凭栏的地方，读着他两百多年前写下的长联，一时间竟有些恍惚。三原与我家乡志丹都在陕西，同饮一河水，同顶一片天。可髯翁一生不问科举，终身布衣，以布衣之身而作天下第一长联，这番气魄，令人肃然起敬。我虽不敢攀附先贤，但此刻登楼远眺的心境，想来与当年的髯翁是有几分相通的：都是异乡客，都对着这一方山水生发出万千感慨。只是髯翁写的是天下兴亡、历史沧桑，而我此刻想的，更多是这方土地的性格与气质。
从大观楼下来，沿着湖边走了许久。滇池的水面开阔得像海，波光粼粼，远处的西山如一道屏障，横亘在天际线处。西山，当地人也称“睡美人山”，远远望去，峰峦起伏，确像一个仰卧的女子，安详而舒展。山上有升庵祠，是明代才子杨慎谪居昆明时的旧居。杨慎二十四岁中状元，才华横溢，却因“大礼议”之争被贬云南，三十八年不得北归，最终客死昆明，终年七十二岁。史书上说，杨慎初到昆明，碧鸡山中的“文章杨状元，地理徐霞客”，滇地士人争相迎纳。他在高峣一住就是三十多年，与乡民农人说书弹词，留下无数传说，还雅称昆明为“春城”。即便在最困顿的岁月里，他依然吟诗著书，笔耕不辍。这种在困境中不改其志的风骨，不正与那髯翁的布衣傲骨遥相呼应么？
此后几日，我走访了昆明城中的几处胜迹。
篆新农贸市场是当地人推荐我去的。那里可谓热气腾腾，人声鼎沸，一派南国市井的烟火气。卖菌子的摊位一个挨着一个，松茸、牛肝菌、鸡枞、干巴菌，形形色色，琳琅满目，看得人眼花缭乱。我随便挑了一家，要了一碗野生菌米线。汤头鲜美，菌子爽滑，入口的一刹那，我竟想起《诗经》里那句“我有旨蓄，亦以御冬”，虽然这比喻不太贴切，但那份充实与满足是相通的。吃饭的时候，邻桌一位老者与我攀谈起来。他听说我是从延安来的，眼睛一亮，拉着我说了一通当年他在延安当兵的经历。末了，他指着碗里的菌子，笑着说：“你们陕北有句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云南的菌子，就是这块水土给这里百姓的恩赐。出了云南，就不是这个味儿了。”
这话说得朴素，却蕴含着很深的人生哲理。一个人与他生长的土地之间，存在着一层微妙而深刻的联系，那是岁月也无法磨灭的印记。我深以为然。
昆明的老街也是一定要去的。光华街、文明街、景星街，这些名字散发着旧时光的韵味，像一坛封存多年的老酒，一打开，岁月的醇香便四溢开来。街两旁的老建筑，以砖木结构为主，檐角翘起，雕花门窗，处处透着明清时期的建筑神韵。我特意寻访了甬道街七十三号聂耳故居——一座土木结构的老屋，坐东朝西，门楣上依稀可见半截浮雕图案。聂耳，这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就出生在这座小院里。走入故居，墙上挂着聂耳各个时期的照片，橱窗里陈列着他的遗物和乐谱手稿。有一架旧钢琴静静地立在屋角，琴盖微启，仿佛主人刚刚离开，随时都会回来弹奏。看着它，我的耳畔似乎又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那激昂的旋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那一刻，作为一个从革命圣地延安走出来的作家，我对眼前这位英年早逝的音乐家，对这片曾经支撑起全民族抗战的神圣土地，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意。我知道，抗战期间，这里是中国的“大后方”，西南联大在战火中弦歌不辍、风骨永存，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等一大批国之栋梁。在那段山河破碎的日子里，正是像昆明这样的城市，用自己温暖的怀抱接纳了流亡的师生，保存了中华文明的火种。后来我去了云南师范大学内的西南联大旧址，那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默然伫立，碑文中“刚毅坚卓”四个大字，至今读来仍令人血脉偾张。
在昆明盘桓了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让这座城市具有一种与别处迥然不同的气质？
思来想去，我觉得答案在“交融”二字。
昆明地处祖国西南边陲，自古就是连接中原与东南亚、南亚的交通要冲。楚将庄蹻“变服称王”，将荆楚文化与滇池地区的原生文化相融合，开启了昆明两千多年的建城史。南诏、大理国将拓东城定为“东京”，作为五百多年的副都。郑和下西洋，这位出生于昆明晋宁的航海家率领庞大船队纵横万里，将中华文明播向远方。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成千上万的文化精英汇聚于此。这种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又不丢失自身特色的包容性，这种身处边疆又心向中原的文化认同，造就了昆明开放、多元的城市品格。它既是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的家园，又是一个连接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重要枢纽，还是一座让无数外来者得以安身立命的“第二故乡”。
难怪有人说，昆明是一座“适合发呆”（是“发呆”，而不是“发展”）的城市。不是因为它慵懒，而是因为它的气质里有一种天高地远的通透，让人不自觉地放慢脚步，去感受生活本身的美好。正如昆明有句俗话所说：“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这话里透着的，是一种从容不迫、安步当车的人生态度。
离开昆明那天，天蓝得近乎透明，白云像棉花糖一样浮在空中。我最后去了一趟翠湖，湖边的垂柳依依，荷花尚未开败，有几只白鹭在湖面上掠过，留下一道优美的弧线。翠湖公园里，有老人打太极，有年轻人跑步，有孩子在放风筝，一切都是那么安详、有序。
我转身走向车站。身后，春城仍在一派祥和的阳光里。
陕北是我的根，那片黄土高原上的千沟万壑早已融入我的血脉。但昆明——这座遥远的南方之城，以它独有的春城气象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我心底开辟出了一方新天地。从此，我的陕北乡愁里，多了一抹南方的葱茏绿意。
此刻，我坐在延安我的十二万卷楼中，望向窗外。窗外秋意渐浓，黄土高原上刮起了干燥的风。但我一闭上眼睛，滇池的波光、翠湖的垂柳、篆新市场的野生菌米线、聂耳故居的旧钢琴、大观楼上髯翁的同乡情怀、升庵祠前杨慎的谪居身影——这一切便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我甚至能想起那位滇池畔老者说的话：“我们云南的菌子，就是这块水土给这里的百姓的恩赐。”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恩赐，而昆明最大的恩赐，大概就是这份在天地之间从容舒展的气度罢。
2025年秋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