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鉴往知来，以史为镜。往昔岁月，有法不依、罔顾纲纪，浮夸粉饰、虚报虚功，乱治理、误决策、损公信、殃民生，积弊沉疴，贻害深远。虚浮政绩欺世惑众，法纪松弛纲常失序，终致根基虚浮、前路多艰，教训昭然青史，警醒世代后人。

岁月迭代，法治昌明。今法度森严、纪纲严明，求真务实蔚然成风，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依法治事、依规履职，祛数字泡沫、禁弄虚作假、严追责问责，涤荡沉疴旧弊，匡正为政初心。

过往荒诞虚妄、徇私枉法、浮夸冒进的旧时代，已然尘封远去；依规治世、实事求是、笃行实干、清正务实的新风正气，浩荡长存。以法为尺衡是非，以实为基谋长远，秉赤诚守正道，踏坦途向新程，不负岁月、不负苍生、不负时代。

有法不依和浮夸虚报的历史将一去不复返

曾鸿

1957年的那个年代，由于我们国家才建国不久，一些地方的工作缺失监督机制，工作中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失误，有法不依和“个人说了算的人治”现象，特别是“反右运动中的大鸣大放”给领导提意见，个别的领导听不得反面的意见，至而扩大为“领导就是党的化身”，给领导提意见就是反对党的错误理论，出现了领导一言堂，以人代法的严重错误现象。

反右运动大会，动员发动群众给单位领导提意见，同时大会还宣布给领导提意见，将实行三不原则；即“对提意见的人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棒子”，和“不记本子”。但结果是，凡是给领导提了意见的人，相对地都受到了各种不同的处分，有的被划为“有右派言论”，有的被划为“有反党、反领导、反社会主义建设”言行，有的被划为“极右、右派、极先锋、或有包庇右派份子的嫌疑”，等等罪名。

他们分别遭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工作，遣送农村劳动，由单位管制教育，送劳教队劳动改造，劳动教养”等等处分。

为了不让历史淹没在逝去的那个年代，根据一些同志提供的情况和一些老同志生前的讲述，仅几件事整理成文，记住历史，以警示后人。

1957年5月，大关县整风反右的会场地点，原大关县解放初期的老大礼堂。

雷仲山，原昭通地区大关县滇东北酒厂党支部书记、厂长、财贸党总支委员。大会发言向经工局领导提意见说：“领导官僚主义思想严重，不关心工人的身体健康，为了多出酒，连续昼夜叫工人加班，不懂生产瞎指挥，100斤苞谷叫烤100斤酒，好的领导要多下基层，多学多问，少开黄啌”。半个月后，给雷仲山戴上“反对领导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被开除党籍，开除工作，鉴于本人在解放战争中立过大功和一等功，决定不给戴帽子，作劝返原籍老家农村劳动”（后甄别落实政策为经贸局干部、离休）。

罗元章，原大关县第五区豆沙区中心完小校长，由于学校食堂缺水，罗叫工友用竹杆接当时与区政府同一水源的水吃，因天干缺水，造成区政府食堂用水困难，当时的区领导认为：“抢区政府的水源，有影响政府领导的生产、生活，属变相地反对党的领导，决定革除罗元章豆沙区中心完小校长职务，并建议当时的教育局长张凤锡给罗元章相应处分”。张凤锡觉得理由不够充分，只将罗元章调离豆沙小学，到当时的二区黄葛小学任教，后因罗元章无政治定性，改调悦乐区任完小校长。

张良举，1954年大关县第七区柿子区副点长，大会发言认为罗元章仅为饮水问题被撤职处理过重不当，应以解处甄别和向罗元章同志道歉。根据张良举的发言，加上张良举老婆的家庭成份不好，被戴上“立场不坚定，有包庇行为，阶级斗争方向不明”的帽子，给予张良举劝解回家处分（后落实政策分配到检察院任监所检查科科长）。

潘治安，1957年时19岁，时任大关县计委主任，财贸书记。潘治安与当时的公安局长杨华为好朋，此时杨华已被划为右派，杨华怕潘治安发言出问题，故写了一张纸条“谨言慎行”请人代给潘治安，后被告发两人有窜通抵触运动行为，与右派一鼻孔出气，潘被免职下放到大关县养护段劳动（后被甄别纠错免除处分，任养护段会计，继后被选举为大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陈本祥，1953年时任大关县总工会主席，后调任城关镇党委书记，当时县委指定城关镇代管县城驻地机关的民事事务，陈本祥不瞒工作管的太多太杂，属于超范围职能，故在大会发言说：“他是含血喷天”，意思是要被累死。后陈本祥被定为：“不接受党的领导，自高自大，狂言乱语，属右派言论，下放到大关养护段劳动改造（后甄别落实在养护段任工会主席，病故）。”

农村情况

张仕涛，因1958年食品供应紧张，买不到食品过年写了一幅对联：“半斤腊肉辞旧岁，四两红糖迎新春”，被当时大关县法院干部张甲美看见，认为张仕涛对社会不瞒，即召集吉利铺全街居民大会，“我代表大关县法院宣布，张的行为已构成对社会不瞒罪，决定给予张戴上坏份子帽子，交由广大群众监督劳动改造，坏份子的帽子一直带到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才自然免除”。（注：张仕涛说：“对联是他抄来的，不是他作的”）。

郝凤岗，吉利铺街上农民，当时吉利公社的党委书记曹绿和下乡回来路过郝凤岗家时，使进屋叫：“老郝烧点开水来吃”，郝正忙着推磨说：“搞不赢，缸子里有冷水”，曹认为对他不尊重，晚上召开了全体村民大会说：“郝凤岗一贯对党不瞒，不尊重党的领导，大家都缺粮，唯独他家还有苞谷推，实属稳瞒粮食不报，有资本主义尾巴，属漏化了阶级成份，从现在开始，宣布戴上地主份子帽子，接受群众监督劳动改造，参加四类份子开会”。该帽子直戴到1980年5月8日，全国摘掉四类份子帽子为止。

1958年的另一种情况是：“假话、空话、浮夸虚报、大话空话”。吉利铺的利和队，为了应付检查追求生产进度，竞将半个月才能薅完的稻田一天就薅完，其做法是在几十亩稻田的总水口处用背箩装上黄泥巴，将泥放在水口处，三、四个人轮翻用木棒冲泥，浑水流到每块田里，检查组的一看田水是浑的，认为是刚薅除完田草（等检查组的人一走，不久水清亮了，田中的草仍站立在田里，没有起到薅除的作用），此情得检查组的表扬，获生产进度先进奖。

人工火畜堆肥，为了瞒过检查组的检查，将一个有房子大的石头外面用泥糊上，石头顶部放些从地里捡来的牛糞和杂草，检查组的一来，马上将石头顶部的杂草点燃，检查组的因不知下面是个大石包，看着这么大的一堆肥料，一估计约几万斤肥料，认为冬季肥料备的足，足够来年春耕，通过了检查肯定。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对庄稼的种植就有稀株密植技术，为了追求高产，不惜违反生产种植规律，用风箱四面钻起洞孔，装上几十斤麦子，用人拉着在地里滚动，一亩地本来3-4斤种籽就够了，其结果用风箱滚动，一亩地撤下几十斤麦种，来年确是麦苗长的绿油油的一片，由于苗太密不通风，全部旱死，不仅一斤不收，亩产万斤的大话也变成了空话。这些现象群众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谁也不敢说，就是说了也没有用，如果你的话讲多了，遇着“经节”时还会 给你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揹一辈子的“黑锅”。

所以群众在暗底下编了一套顺口溜：“得罪队长要安排重活，得罪会计他会笔尖夺（意思是少给你记工分），得罪保管员他要麻称砣（意思是称口粮时少称给你），得罪领导要揹管枷砣（意思是要挨整，要给你戴上坏份子的帽子）。”

大会发言浮夸虚报的情况更是家常便饭，一个比一个会吹，例：下高桥公社的办公室主任陈啟伦的发言：“洋芋老大哥叫你上山坡，长的比牛大，要用汽车拖”，“台地山连山，这山接到那座山，台上种苞谷，台下种水田，一亩千斤粮，谷物堆成山”，“油菜种一山，黄花上云端，菜杆头碗大，可以做樑杆”。

吹虚的口号也是处处皆见，如：大关县城的标语：“北京有什么，大关就有什么，苦战半年把飞机降落在草坪子！”“人定胜天，敢把河底打穿，石头上种苞谷，房顶上种稻田，亩产万斤粮，不愁吃来不愁穿”，“标语口号坟山上插，吓得鬼都倒起爬！”等等。

法制不建全，个人说了算，以个人的意志代替法律，故而就出现了不少的冤假错案，土地中种不出粮食，还高喊亩产千斤粮，人们都没有了饭吃，农村中出现了很多悲惨的社会现象，现在只要有人提起那段往事，只要是亲身经历过的人，都会心惊胆战，泪水湿眼。

党的九大以后，对过去的那段工作实行了平反纠错，从此使我们党的工作进入了法制化的道路。

毛泽东主席说：“一个团休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充分利用宪法的保障功能，维护人民的利益，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邓小平同志说：“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解决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现象，一个是教育，一个法律”。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的进步，有赖于文明的成长。”

“民不畏法、国之无秩。法无威严，国之无尊。国法严明，民之所福，法严民福，国之所安。”

党的九大报告指出：“党的各级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克服工作中出现的不‘左’就‘右’，或一风吹，一边倒的倾向，使我们党的政策、路线完全体现人民的意愿，真正起到带领人民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在工作中克服“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错误作法。”毛泽东主席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让广大的人民群众都知道。”

注：有关反右斗争的材料由张良举同志提供，农村生产队的虚报浮夸材料由陈一品同志提供，特以致谢。

 作者曾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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