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淄川城南,般河之阴,普照寺天王殿前香烟袅袅。两通青灰色的石灰石古碑分峙左右,碑身砖楼护持,碑文在三百余年的风雨里磨去了锋芒,却依旧骨力清晰。拂去碑面浮尘,顺治七年碑上“国子监祭酒 高珩”六字赫然居于乡贤题名之首,笔锋沉稳,一如当年那位坐镇朝堂、心系桑梓的淄川大儒。
两通古碑,一立清初兵燹之后,一立国安承平之时;一面刻着一座古刹的劫后重生,一面藏着一个世家的数代坚守。碑石无言,却串联起谢迁起义的烽烟、淄川高氏的族脉,乃至一场跨越三百余年的空间轮回。
一、劫后重光:顺治七年碑中的兵火与名望
淄城劫火:谢迁起义后的普照寺残迹
清顺治四年(1647),谢迁起义军攻破淄川城,千年古城在兵燹中损失惨重。始建于南朝陈光大元年(567)的普照寺未能幸免——这座曾是唐代唯识宗三祖慧昭大师弘法圣地、被县志列为邑中名胜的古刹,殿宇焚毁,梁柱倾颓,那尊 “高数寻,围数丈,台座窍空,浑成一片” 的巨型石佛,就此暴露于风霜雨雪之中。
顺治七年《重修古淄州普照寺正殿妆金大石佛碑赞》中,对彼时的惨状有着直白记述:“旧来大殿,高入青云,仅覆佛顶,前厅颓废,风雨尝沾白足,四壁檀罗泥金剥蚀,龙像告哀。”佛身金漆剥落,殿宇难避风雨,曾为 “淄八景之一” 的宝塔早已于明万历年间焚毁,只剩八棱石幢湮没于僧厨尘土之间。
此时距淄川入清不过三年,地方秩序初定,民心尚在动荡。对饱经战乱的百姓而言,重修佛寺不止是宗教事务,更是战后重建的精神象征——修复一尊石佛,便是修复一方人心;重兴一座古刹,便是重建一方安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任淄川县知县陈其善 “自辽海来莅我淄,敬礼神人,悦安百姓”,在任上发起了普照寺重修工程。
题名之首:国子监祭酒的名望背书
细读顺治七年碑的题名序列,其排序暗藏着清初地方社会的权力秩序:碑文后先列现任地方官员——文林郎知淄川县事陈其善、迪功县丞惠光荣、典史惠世隆、儒学教谕刘芳勋,是为工程的官方发起者与主持者;其后单列乡贤宦迹,首行便是“国子监祭酒 高珩”,其下依次为内府工科给事中孙珀龄、北直督学御史王昌荫等在外为官的淄川籍官员。
高珩能位列乡贤题名之首,原因在于其当时的身份与声望:顺治七年(1650)的高珩,时任国子监祭酒,执掌全国最高学府,是当时在任淄川籍官员中在朝品级最高、声望最隆者。他并未直接参与工程的督造与捐资核算,碑文中也明确记载工程由知县陈其善捐俸倡修,县丞惠光荣“鸠督匠役,掌簿支度”。但高珩的名字,本身就是工程最重要的“名望资本”。

在传统地方公共事务的运作过程中,朝廷大员的领衔题名,本质是一种信用背书:其一,以朝堂大员的认可为工程赋予合法性,消除民间对“苛派募资” 的疑虑;其二,以其儒林名士的社会影响力,撬动地方士绅与民众的捐资热情,形成“缙绅居士,善信慈门,共计出资数千百缗” 的募集效果;其三,确立工程的文化层级,让一座地方寺院的重修,从民间善事升格为 “乡邦盛事”。这便是后世所言 “名人效应” 的历史实质——名望本质上是传统社会稀缺的软性权力。
值得一提的是,高珩宅第就与普照寺南北比邻,同在塔寺巷以西,现淄川仍有塔寺巷。作为淄川千年名刹与明清望族宅第,二者地缘相近,更为高珩以邑中名宦身份领衔题名普照寺的倡修提供了天然机缘。
群贤毕集:高氏姻亲网络的集体在场
顺治七年碑并非高珩一人单独题名,而是淄川高氏家族与姻亲网络的集体亮相。梳理碑中题名,可清晰勾勒出一张盘根错节的家族人脉图:
·兄弟同列:高珩之下,“北直隶河间府推官 高玮” 为其同胞兄长;举人序列中的高玶为其堂弟;生员序列中的高瓒,为高珩胞弟。兄弟四人,一为朝堂名臣,一为地方推官,一为新晋举人,一为邑庠生员,共同出现在一方碑上,是高氏家族势力的直观展示。
·叔侄齐聚:生员栏中,高琭、高琢、高珣、高之駮、高之駫、高之骖、高之騊(高珩长子)、高之驿、高之骕等悉数在列。彼时他们尚为青衿生员,日后高玶、高琭、高之騊等人高中进士,一门科甲之盛,在此碑中已见端倪。
·姻亲纽带:碑文撰写者“邑小子王启睿”,正是高玮的岳父。王启睿是嘉靖年间进士、官至陕西布政司右参政为嘉靖《淄川县志》作序者王纳言曾孙。生员“岳旦”大概率也是高珩岳丈举人岳储珍一门。由姻亲执笔撰文,由家族成员领衔题名,由晚辈族人集体参与,足见此次重修并非孤立的官方工程,而是淄川士绅集团以姻亲、家族为纽带的集体行动。
这种家族式的集体参与,有着双重意义:对高氏家族而言,通过参与地方公共宗教事务,积累功德名望,巩固世家地位;对普照寺而言,依托高氏这样的地方望族,获得了持续的人脉与资源支持,为后世的世代相守埋下了伏笔。
儒释同源:高珩的三教合一思想底色
高珩愿意为普照寺领衔题名,不是简单的乡绅应酬,而是其一生思想理念的自然延伸。这位被后世誉为“山左文人领袖”的大儒,一生以“畏天爱人”为家训,却从不排斥佛道,反而“旁通二氏”,主张儒释道三教,其理本一,皆以劝善惩恶为归。
他曾潜心研读佛经,为《楞严贯摄经》撰序,对唯识、禅宗义理皆有精深见解;他主持重修淄川龙山寺宝塔,请门生沈荃题写“阿弥陀佛” 四字,至今犹存;他撰写淄川兴教寺、周村关帝庙、北京弥陀寺等众多寺院碑文,将儒家忠义与佛教义理融为一体,把宗教空间变成教化载体。在高珩看来,佛寺绝非出世的清净之地,而是入世的教化之所——佛教更能深入乡野民间,补儒家礼教之所不及,起到安定民心、淳化风俗的作用。
这种思想,与他一生的行事作风完全贯通:为官时平反冤狱,被百姓呼为“高青天”;江南执行公务时,倡建育婴堂,救活女婴无数;居乡时焚毁数千两借据,赈济贫寒百姓;临终前遗命卖棺赈民,薄葬入土。对他而言,重修佛寺、妆金佛像,与焚券济贫、平反冤狱本质并无不同,都是“积善树德”理念的实践。顺治碑中的赞语“不动微尘,乾坤静裛”,写的是石佛,又何尝不是这位大儒的心境写照。
二、世守香火:雍正二年碑中的代际传承与守望
承平葺废:从救亡式重建到日常化维护
时光流转七十四载,至清雍正二年(1724),普照寺再度迎来重修。此时淄川城早已从明末清初的战乱中恢复,市井繁华,民生安定。此次重修,不再是劫后余生的救亡式重建,而是承平时期地方名胜的常规修缮。
《重修普照寺序文》开篇便言:“吾淄邑治之东,旧有普照寺,土人又名石佛寺。石佛者不事雕琢,天然具足。每逢令节,游人如蚁,盖吾淄一名胜区也。” 可见此时的普照寺,早已超越宗教功能,成为淄川重要的公共游览空间与文化地标。只是 “年久殿宇摧颓,神楹剥落,过者伤之”,于是地方父老倡议修葺,开启了又一轮修缮工程。
与顺治年间“官府主导、乡贤背书” 的模式不同,此次重修的发起主体已转向地方乡贤与民众:“诸父老谋其事于予,予因率诸子侄量捐金帛修葺而丹艧之”,先由乡贤牵头捐资,因费用不足,“邑侯成公廉知其事,爰自署中大出金钱”,知县再以官方财力补足缺口。工程 “始于癸卯之三月,竣于甲辰之四月”,历时一年有余,最终 “妙相庄严,宛然如旧”。
这种模式的转变,恰恰反映了清初到清中期地方治理的演变:当战乱平息、秩序稳固,地方公共事务便逐渐从“官府强主导” 转向 “乡贤自主、官府托底” 的模式,而世家大族,正是其中最核心的主导力量。
侄辈执笔:高氏参与的代际传递
雍正二年碑的撰文者,为贡监高之䯄。翻阅高氏族谱可知,高之䯄正是高瓒之子、高珩的亲侄子,紧随其后的高肇鼎,是高之騊次子、高珩之孙。这一署名的更迭,暗藏着高氏家族与普照寺关系的代际传承。
顺治七年,高珩、高玮兄弟辈以在外官员的身份,为家乡重修工程做朝堂名望背书,是“远程加持”;到雍正二年,高氏后一代族人高之䯄以本地贡监的身份,直接牵头倡议、执笔撰文、主持修缮,变成了“在地主持”。从“题名领衔”到“撰文主事”,高氏家族对普照寺的责任,完成了从“名望赋能”到“事务落地”的转变。
这种转变并非偶然。经过顺康两朝的发展,高氏家族已成为淄川首屈一指的文化世家,科甲蝉联,影响日隆。对地方文化遗产的守护,早已成为世家大族的分内之责。高之䯄在碑文中自言“予素不能文,又重数言略陈颠末,以志不朽”,措辞谦逊,实则承担了记录历史、传承文脉的使命,正是这篇平实的序文,为后世保留了雍正朝重修的珍贵典实。
两碑互证:世家与名刹的深度绑定
将顺治、雍正两通碑对照而读,一幅“世家守名刹”的历史图景便清晰浮现。
七十四年间,王朝从定鼎走向安定,寺院从废墟重归繁华。不变的是高氏族人始终在场的身影:顺治碑上有高珩兄弟数人及一众子侄,雍正碑上有子侄辈的高之䯄主事、孙辈高肇鼎署名。三代人、两通碑、一座寺,形成了稳固的世代绑定。
这种绑定是双向的:对普照寺而言,有高氏这样的世家大族持续护持,便有了穿越王朝周期的生命力,即便屡遭损毁,也总能在乡贤的助力下重兴;对高氏家族而言,持续参与寺院修建,既是积累宗教功德、践行家族理念,也是不断强化自身在地方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更耐人寻味的是,顺治碑上那些尚为生员的高氏晚辈,日后多有登科及第者,这在“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的传统观念里,恰恰成了功德庇佑的最好印证。
三、空间轮回:三百七十年的宿命回响
康熙三十六年(1697),八十六岁的高珩走到了人生尽头。这位历官礼部、吏部、刑部三部侍郎的一代名臣,留下了震惊世人的遗命:一切从简,薄葬入土;将备好的上好棺木变卖,所得银钱全部赈济城中贫苦百姓;家中余财尽分族人,自己只留素衣入殓。
家人遵照遗愿,将他安葬在淄川南关外的“御葬地”。二十世纪中后期,高珩墓与无数历史古迹一同遭毁,封土被平,石刻尽碎,一代名臣的长眠之地从此无迹可寻。几乎与此同时,淄川旧城的普照寺也在浩劫中被毁,千年石佛被砸,殿宇夷为平地。古寺与名臣,一同消失在了时代的风雨里。

《淄川高氏族谱》中的南关茔图。宏室公为高所蕴(高珩之父),潜室公为高所翔,(所蕴弟);绳东公为高玮,念东公为高珩,孝酌公为高瓒,鸣雪公为所翔长子高珂
历史的转折总在不经意间到来。1992年,经上级批准,淄川普照寺启动异地重建。几经选址,新寺最终定址于南关外、般河南岸——这片土地,恰恰是当年高珩墓址所在。
从旧城废墟中抢救出来的顺治、雍正两通古碑,也被一同迁移至新寺天王殿前,分峙左右,迎接着每一位进寺的香客。当年高珩以名望护持的古寺,最终在他长眠的土地上重获新生;当年刻着他名字的石碑,最终立在了他的墓土之上。
这是历史藏下的最温柔的巧合,也是岁月写下的最奇妙的轮回。三百七十年前,他为古寺题名,祈愿香火永续、禅门长盛;三百七十年后,古寺在他长眠的墓址上重兴,反以满殿香烟、世代钟声遥遥相酬。每日缭绕于佛前的青烟,同样温柔拂过碑刻上 “高珩” 二字;终日回荡在寺中的钟声,也轻轻落在他曾安息的故土之上。
作为高氏子孙,我曾为高珩墓的毁佚无存深以为憾,久久难以释怀。可转念便释然:有普照寺晨夕焚香、朝暮鸣钟,长伴于此,这何尝不是比残碑孤冢更绵长的安放。
尘世间坟冢易平、石字易泯,可梵音不绝,香火长存。他不必再独守荒丘,每一缕穿殿而过的香烟都携着暖意,每一声震落尘嚣的钟声都含着追念。三百七十年兜转轮回,他终是以另一种方式与古寺共生,岁岁受烟火供养,年年伴古佛清钟,成了时光里最动人的圆满。
高珩这位一生澹泊、一心为民的淄川乡贤,未留巍峨陵寝,无有丰厚陪葬,却留下一座香火绵延的普照古寺,更传下 “畏天爱人、积善成德” 的精神遗泽。
真正的不朽,从来不在封土之下,而在人心之中。只要寺钟长鸣、古碑伫立,只要仍有人驻足碑前、念起他的生平旧事,高珩便从未远去。他的德行早已融入这片故土的血脉,与山川同久,与香火共存。
结语
两通古碑,不足丈高,却承载了一部普照寺的兴衰史、一部淄川高氏的家族史、一部清初地方社会的治理史。
从顺治七年的劫后重光,到雍正二年的承平缮废,再到当代的异地重生,三百七十余年风雨里,寺院几毁几建,高氏几世传承,最终在空间的轮回里完成了最动人的相遇。碑石是冷的,可碑上的名字是热的;香火是虚的,可香火承载的德行是实的。
站在天王殿前,看青烟漫过碑额,听梵音绕着檐角,你会忽然懂得:所谓历史的宿命,从来不是冥冥天意,而是一代代人以德行写就的答案。德音不泯,香火便永续;碑石长存,精神便不老。
(参考资料:王会君《普照寺古碑文考》)



茶水分离 市树市花,扫码聆听超然楼赋
超然杯订购热线:
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
丛书号、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