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淄川城南，般河之阴，普照寺天王殿前香烟袅袅。两通青灰色的石灰石古碑分峙左右，碑身砖楼护持，碑文在三百余年的风雨里磨去了锋芒，却依旧骨力清晰。拂去碑面浮尘，顺治七年碑上“国子监祭酒 高珩”六字赫然居于乡贤题名之首，笔锋沉稳，一如当年那位坐镇朝堂、心系桑梓的淄川大儒。
两通古碑，一立清初兵燹之后，一立国安承平之时；一面刻着一座古刹的劫后重生，一面藏着一个世家的数代坚守。碑石无言，却串联起谢迁起义的烽烟、淄川高氏的族脉，乃至一场跨越三百余年的空间轮回。
一、劫后重光：顺治七年碑中的兵火与名望
淄城劫火：谢迁起义后的普照寺残迹
清顺治四年（1647），谢迁起义军攻破淄川城，千年古城在兵燹中损失惨重。始建于南朝陈光大元年（567）的普照寺未能幸免——这座曾是唐代唯识宗三祖慧昭大师弘法圣地、被县志列为邑中名胜的古刹，殿宇焚毁，梁柱倾颓，那尊 “高数寻，围数丈，台座窍空，浑成一片” 的巨型石佛，就此暴露于风霜雨雪之中。
顺治七年《重修古淄州普照寺正殿妆金大石佛碑赞》中，对彼时的惨状有着直白记述：“旧来大殿，高入青云，仅覆佛顶，前厅颓废，风雨尝沾白足，四壁檀罗泥金剥蚀，龙像告哀。”佛身金漆剥落，殿宇难避风雨，曾为 “淄八景之一” 的宝塔早已于明万历年间焚毁，只剩八棱石幢湮没于僧厨尘土之间。
此时距淄川入清不过三年，地方秩序初定，民心尚在动荡。对饱经战乱的百姓而言，重修佛寺不止是宗教事务，更是战后重建的精神象征——修复一尊石佛，便是修复一方人心；重兴一座古刹，便是重建一方安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任淄川县知县陈其善 “自辽海来莅我淄，敬礼神人，悦安百姓”，在任上发起了普照寺重修工程。
题名之首：国子监祭酒的名望背书
细读顺治七年碑的题名序列，其排序暗藏着清初地方社会的权力秩序：碑文后先列现任地方官员——文林郎知淄川县事陈其善、迪功县丞惠光荣、典史惠世隆、儒学教谕刘芳勋，是为工程的官方发起者与主持者；其后单列乡贤宦迹，首行便是“国子监祭酒 高珩”，其下依次为内府工科给事中孙珀龄、北直督学御史王昌荫等在外为官的淄川籍官员。
高珩能位列乡贤题名之首，原因在于其当时的身份与声望：顺治七年（1650）的高珩，时任国子监祭酒，执掌全国最高学府，是当时在任淄川籍官员中在朝品级最高、声望最隆者。他并未直接参与工程的督造与捐资核算，碑文中也明确记载工程由知县陈其善捐俸倡修，县丞惠光荣“鸠督匠役，掌簿支度”。但高珩的名字，本身就是工程最重要的“名望资本”。
在传统地方公共事务的运作过程中，朝廷大员的领衔题名，本质是一种信用背书：其一，以朝堂大员的认可为工程赋予合法性，消除民间对“苛派募资” 的疑虑；其二，以其儒林名士的社会影响力，撬动地方士绅与民众的捐资热情，形成“缙绅居士，善信慈门，共计出资数千百缗” 的募集效果；其三，确立工程的文化层级，让一座地方寺院的重修，从民间善事升格为 “乡邦盛事”。这便是后世所言 “名人效应” 的历史实质——名望本质上是传统社会稀缺的软性权力。
值得一提的是，高珩宅第就与普照寺南北比邻，同在塔寺巷以西，现淄川仍有塔寺巷。作为淄川千年名刹与明清望族宅第，二者地缘相近，更为高珩以邑中名宦身份领衔题名普照寺的倡修提供了天然机缘。
群贤毕集：高氏姻亲网络的集体在场
顺治七年碑并非高珩一人单独题名，而是淄川高氏家族与姻亲网络的集体亮相。梳理碑中题名，可清晰勾勒出一张盘根错节的家族人脉图：
·兄弟同列：高珩之下，“北直隶河间府推官 高玮” 为其同胞兄长；举人序列中的高玶为其堂弟；生员序列中的高瓒，为高珩胞弟。兄弟四人，一为朝堂名臣，一为地方推官，一为新晋举人，一为邑庠生员，共同出现在一方碑上，是高氏家族势力的直观展示。
·叔侄齐聚：生员栏中，高琭、高琢、高珣、高之駮、高之駫、高之骖、高之騊（高珩长子）、高之驿、高之骕等悉数在列。彼时他们尚为青衿生员，日后高玶、高琭、高之騊等人高中进士，一门科甲之盛，在此碑中已见端倪。
·姻亲纽带：碑文撰写者“邑小子王启睿”，正是高玮的岳父。王启睿是嘉靖年间进士、官至陕西布政司右参政为嘉靖《淄川县志》作序者王纳言曾孙。生员“岳旦”大概率也是高珩岳丈举人岳储珍一门。由姻亲执笔撰文，由家族成员领衔题名，由晚辈族人集体参与，足见此次重修并非孤立的官方工程，而是淄川士绅集团以姻亲、家族为纽带的集体行动。
这种家族式的集体参与，有着双重意义：对高氏家族而言，通过参与地方公共宗教事务，积累功德名望，巩固世家地位；对普照寺而言，依托高氏这样的地方望族，获得了持续的人脉与资源支持，为后世的世代相守埋下了伏笔。
儒释同源：高珩的三教合一思想底色
高珩愿意为普照寺领衔题名，不是简单的乡绅应酬，而是其一生思想理念的自然延伸。这位被后世誉为“山左文人领袖”的大儒，一生以“畏天爱人”为家训，却从不排斥佛道，反而“旁通二氏”，主张儒释道三教，其理本一，皆以劝善惩恶为归。
他曾潜心研读佛经，为《楞严贯摄经》撰序，对唯识、禅宗义理皆有精深见解；他主持重修淄川龙山寺宝塔，请门生沈荃题写“阿弥陀佛” 四字，至今犹存；他撰写淄川兴教寺、周村关帝庙、北京弥陀寺等众多寺院碑文，将儒家忠义与佛教义理融为一体，把宗教空间变成教化载体。在高珩看来，佛寺绝非出世的清净之地，而是入世的教化之所——佛教更能深入乡野民间，补儒家礼教之所不及，起到安定民心、淳化风俗的作用。
这种思想，与他一生的行事作风完全贯通：为官时平反冤狱，被百姓呼为“高青天”；江南执行公务时，倡建育婴堂，救活女婴无数；居乡时焚毁数千两借据，赈济贫寒百姓；临终前遗命卖棺赈民，薄葬入土。对他而言，重修佛寺、妆金佛像，与焚券济贫、平反冤狱本质并无不同，都是“积善树德”理念的实践。顺治碑中的赞语“不动微尘，乾坤静裛”，写的是石佛，又何尝不是这位大儒的心境写照。
二、世守香火：雍正二年碑中的代际传承与守望
承平葺废：从救亡式重建到日常化维护
时光流转七十四载，至清雍正二年（1724），普照寺再度迎来重修。此时淄川城早已从明末清初的战乱中恢复，市井繁华，民生安定。此次重修，不再是劫后余生的救亡式重建，而是承平时期地方名胜的常规修缮。
《重修普照寺序文》开篇便言：“吾淄邑治之东，旧有普照寺，土人又名石佛寺。石佛者不事雕琢，天然具足。每逢令节，游人如蚁，盖吾淄一名胜区也。” 可见此时的普照寺，早已超越宗教功能，成为淄川重要的公共游览空间与文化地标。只是 “年久殿宇摧颓，神楹剥落，过者伤之”，于是地方父老倡议修葺，开启了又一轮修缮工程。
与顺治年间“官府主导、乡贤背书” 的模式不同，此次重修的发起主体已转向地方乡贤与民众：“诸父老谋其事于予，予因率诸子侄量捐金帛修葺而丹艧之”，先由乡贤牵头捐资，因费用不足，“邑侯成公廉知其事，爰自署中大出金钱”，知县再以官方财力补足缺口。工程 “始于癸卯之三月，竣于甲辰之四月”，历时一年有余，最终 “妙相庄严，宛然如旧”。
这种模式的转变，恰恰反映了清初到清中期地方治理的演变：当战乱平息、秩序稳固，地方公共事务便逐渐从“官府强主导” 转向 “乡贤自主、官府托底” 的模式，而世家大族，正是其中最核心的主导力量。
侄辈执笔：高氏参与的代际传递
雍正二年碑的撰文者，为贡监高之䯄。翻阅高氏族谱可知，高之䯄正是高瓒之子、高珩的亲侄子，紧随其后的高肇鼎，是高之騊次子、高珩之孙。这一署名的更迭，暗藏着高氏家族与普照寺关系的代际传承。
顺治七年，高珩、高玮兄弟辈以在外官员的身份，为家乡重修工程做朝堂名望背书，是“远程加持”；到雍正二年，高氏后一代族人高之䯄以本地贡监的身份，直接牵头倡议、执笔撰文、主持修缮，变成了“在地主持”。从“题名领衔”到“撰文主事”，高氏家族对普照寺的责任，完成了从“名望赋能”到“事务落地”的转变。
这种转变并非偶然。经过顺康两朝的发展，高氏家族已成为淄川首屈一指的文化世家，科甲蝉联，影响日隆。对地方文化遗产的守护，早已成为世家大族的分内之责。高之䯄在碑文中自言“予素不能文，又重数言略陈颠末，以志不朽”，措辞谦逊，实则承担了记录历史、传承文脉的使命，正是这篇平实的序文，为后世保留了雍正朝重修的珍贵典实。
两碑互证：世家与名刹的深度绑定
将顺治、雍正两通碑对照而读，一幅“世家守名刹”的历史图景便清晰浮现。
七十四年间，王朝从定鼎走向安定，寺院从废墟重归繁华。不变的是高氏族人始终在场的身影：顺治碑上有高珩兄弟数人及一众子侄，雍正碑上有子侄辈的高之䯄主事、孙辈高肇鼎署名。三代人、两通碑、一座寺，形成了稳固的世代绑定。
这种绑定是双向的：对普照寺而言，有高氏这样的世家大族持续护持，便有了穿越王朝周期的生命力，即便屡遭损毁，也总能在乡贤的助力下重兴；对高氏家族而言，持续参与寺院修建，既是积累宗教功德、践行家族理念，也是不断强化自身在地方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更耐人寻味的是，顺治碑上那些尚为生员的高氏晚辈，日后多有登科及第者，这在“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的传统观念里，恰恰成了功德庇佑的最好印证。
三、空间轮回：三百七十年的宿命回响
康熙三十六年（1697），八十六岁的高珩走到了人生尽头。这位历官礼部、吏部、刑部三部侍郎的一代名臣，留下了震惊世人的遗命：一切从简，薄葬入土；将备好的上好棺木变卖，所得银钱全部赈济城中贫苦百姓；家中余财尽分族人，自己只留素衣入殓。
家人遵照遗愿，将他安葬在淄川南关外的“御葬地”。二十世纪中后期，高珩墓与无数历史古迹一同遭毁，封土被平，石刻尽碎，一代名臣的长眠之地从此无迹可寻。几乎与此同时，淄川旧城的普照寺也在浩劫中被毁，千年石佛被砸，殿宇夷为平地。古寺与名臣，一同消失在了时代的风雨里。
《淄川高氏族谱》中的南关茔图。宏室公为高所蕴（高珩之父），潜室公为高所翔，（所蕴弟）；绳东公为高玮，念东公为高珩，孝酌公为高瓒，鸣雪公为所翔长子高珂
历史的转折总在不经意间到来。1992年，经上级批准，淄川普照寺启动异地重建。几经选址，新寺最终定址于南关外、般河南岸——这片土地，恰恰是当年高珩墓址所在。
从旧城废墟中抢救出来的顺治、雍正两通古碑，也被一同迁移至新寺天王殿前，分峙左右，迎接着每一位进寺的香客。当年高珩以名望护持的古寺，最终在他长眠的土地上重获新生；当年刻着他名字的石碑，最终立在了他的墓土之上。
这是历史藏下的最温柔的巧合，也是岁月写下的最奇妙的轮回。三百七十年前，他为古寺题名，祈愿香火永续、禅门长盛；三百七十年后，古寺在他长眠的墓址上重兴，反以满殿香烟、世代钟声遥遥相酬。每日缭绕于佛前的青烟，同样温柔拂过碑刻上 “高珩” 二字；终日回荡在寺中的钟声，也轻轻落在他曾安息的故土之上。
作为高氏子孙，我曾为高珩墓的毁佚无存深以为憾，久久难以释怀。可转念便释然：有普照寺晨夕焚香、朝暮鸣钟，长伴于此，这何尝不是比残碑孤冢更绵长的安放。
尘世间坟冢易平、石字易泯，可梵音不绝，香火长存。他不必再独守荒丘，每一缕穿殿而过的香烟都携着暖意，每一声震落尘嚣的钟声都含着追念。三百七十年兜转轮回，他终是以另一种方式与古寺共生，岁岁受烟火供养，年年伴古佛清钟，成了时光里最动人的圆满。
高珩这位一生澹泊、一心为民的淄川乡贤，未留巍峨陵寝，无有丰厚陪葬，却留下一座香火绵延的普照古寺，更传下 “畏天爱人、积善成德” 的精神遗泽。
真正的不朽，从来不在封土之下，而在人心之中。只要寺钟长鸣、古碑伫立，只要仍有人驻足碑前、念起他的生平旧事，高珩便从未远去。他的德行早已融入这片故土的血脉，与山川同久，与香火共存。
结语
两通古碑，不足丈高，却承载了一部普照寺的兴衰史、一部淄川高氏的家族史、一部清初地方社会的治理史。
从顺治七年的劫后重光，到雍正二年的承平缮废，再到当代的异地重生，三百七十余年风雨里，寺院几毁几建，高氏几世传承，最终在空间的轮回里完成了最动人的相遇。碑石是冷的，可碑上的名字是热的；香火是虚的，可香火承载的德行是实的。
站在天王殿前，看青烟漫过碑额，听梵音绕着檐角，你会忽然懂得：所谓历史的宿命，从来不是冥冥天意，而是一代代人以德行写就的答案。德音不泯，香火便永续；碑石长存，精神便不老。
（参考资料：王会君《普照寺古碑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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