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培中

      由于受当时政策的限制，我没有实现随父学医的愿望，而实现了参军入伍、保家卫国的另一个愿望。父亲一生虽然只带过两名经上级主管部门正式批准的徒弟，孙慧芬和周健中。但他长年为当地各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授课、培训，传授中医知识。如，长年为绍兴地区各大医院西医、为各卫生学校西医专业学生讲授并带教中医内科知识和临床经验（如绍兴市第二人民医院外科的傅乐鸣医生，诸暨县西大卫生所的西医内科钟一飞医生等）；1963年向绍兴各大企事业单位保健医师和郊区生产队卫生员传授中医针灸知识；为在职医务人员授课，提供见习和实习机会（如当时在绍兴齐贤卫生院工作，后来考学后分配到杭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工作的何炳荣等）。其开方徒弟更是不计其数，并为浙江省部分军分区的军医培训中医知识5批，可谓桃李满天下。无论是带徒，还是授课，父亲讲究认真和准确。他常说，给别人讲的东西既不要保留，又要准确，千万不能模棱两可，不然会误人子弟。因此，他为每一位徒弟都制定了科学而详尽的学习计划，对每一次讲课都做充分的准备。使自己讲的每一句话，都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父亲治学严谨，倾其所能，为20世纪60至70年代中医理论和实践的传承和绍兴市中医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父亲1956年组织成立绍兴上大路中西医联合诊所到1983年3月病逝的27年间，他为单位的业务建设，尤其为中医内科兼针灸科的建设呕心沥血，耗尽了他全部的精力。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找我父亲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每天上午挂他的号不下50人，甚至60至70人。由于父亲的病人多，他的诊室是最大的。就是那样，病人在诊室里也站不下，都站在走廊上，诊室内外门庭若市。1966年～1968年，我利用学校停课的时间自学中医针灸技术，达到一定的水平。看到父亲实在太忙，义务到父亲的诊所帮忙。按照父亲的医嘱，给病人针灸。在父亲的诊室里挂满了病人赠送的锦旗、送给医院领导的感谢信不计其数。被患者誉为“华佗再世”“妙手回春”“手到病除”。

      是呀，父亲放心不下病人，病人也总愿意找我父亲看病。听医院的同事说，我父亲病逝已经很多年了，还有不少患者到医院挂我父亲的号，找我父亲看病。（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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