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慎春（山东枣庄）
1970年春天，我们徐楼大队有计划地开始扩种马铃薯、大白菜。1971年3月，党支部书记王慎法，又从滕县龙阳公社曾楼大队，聘请马铃薯种植技术员翟广玉，推广了仲春地蛋，谷雨后套种玉米，秋天栽植大白菜，一年三种三收新模式，获得了大丰收。由此，于1974年，被枣庄市蔬菜公司划归为蔬菜大队。为了扩大蔬菜的种植面积，同年盛夏，经“水神”胡再生的堪寻，我们第二生产小队，又在离村庄很远，原中兴煤炭公司自筹资金修建的铁道路西，钻成了一眼出水量很大的机井。
当年，担任生产小队长的是我的姨姐夫刘凤歧。他这人虽然只有小学文化，可由于父亲早亡，跟着寡母及姐姐长大，自小养成了不服输的性格，头脑灵活，好算计，什么事情总要琢磨出一二三来。因此，社员们给他起了个外号，背地里都称他“小鸡蛋壳剥的”。别看就是这样一种人，在那个“吃大锅饭”的年月，却给集体节省了许多开销。
就说给机井配套这件事吧：要买一台深井泵，少则数千元，多则达万元。而一台普通的抽水机，数百元足矣。缺点是吸水浅，扬程短。为了克服这些不足，他反复琢磨，最终想出了解决办法。就是在机井周围，开挖出一个深达数米的大坑，在坑内建泵房。用挖下的深度，化解普通抽水机吸水浅、扬程短的缺陷，节省购买深井泵的巨额资金。
为了节约开支，他又打起了我们这些“半截茬子”的算盘。那时候，十五六岁的半大孩，放假后都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凡是技术含量不高的农活，都能顶个人使唤，可工分仅为成年人的一半。当时与我年龄相仿的伙伴，在我们小队竟有十几个。
因为要赶农时，开挖机井大坑的任务，就由我们这帮半大小子，在队长的带领下加班干。从太阳落山开始，干了一气活，由生产队统一管顿饭。那时，生产队的土豆，堆积如山，炖上一大锅，由加夜班的社员隨便吃。而烧饼则分到个人，每位四个。当时我们虽然年轻，但从苦日子中长大的孩子，都会过，顾家！每个人都舍不得多吃烧饼，尽吃地蛋，直到夜间十一点，把省下来的烧饼带回家。
一天夜晚，又加班，地蛋锅里加了肉。吃饭的时候，队长高声地宣布：“今天晚上，咱们不分烧饼啦，隨便吃，只准吃，不准往家带！还是干到十一点收工。”
有聪明的伙伴，早已看透了队长的心思，偷偷地嘀咕道：“这个人，又犯了‘小鸡蛋壳剥的’毛病，咱得治治他。”大伙一哄而上，抢碗的抢碗，抱烧饼的抱烧饼，一锅地蛋炖肉盛得见底，一堆烧饼早被拿光。队长尴尬地蹲在一边，瞅瞅这个，看看那个。心想：“让你们先吃吧，等你们吃剩了我再吃。”
大家谁也不理他，风扫残云般地放开肚皮猛吃。那一顿，我就吃了六个烧饼，外加一大碗地蛋炖猪肉。而队长什么也没吃着。夜间十一点，队长要收工。大伙齐声喊：“接着干！”
第二天晚上，队长腌巴巴地说：“今晚咱们还是分着吃吧，每人还是四个烧饼。”从那开始，队长再没说过随便吃，不准带回家的话。现在想起这段往事，既感到可悲，又觉得好笑！
第二年，沙河滩古会跋棚的当天下午，第三生产小队的机井房里，上吊死了一个男人。公安人员到了现场，也没查明这个人的身份，当作无名逝者拉走了。转眼间，已到了收获的时候。芒种时节，昼长夜短，气候干旱炎热。刨完地蛋沟里套种的玉米，开始孕穗结实，需要补充大量的水分。队长安排我和刘成玉、战桂军、廖广新四个“半截茬子”连夜加班浇玉米，两人一组，分成上半夜和下半夜。
我和刘成玉分到了下半夜。夜半时分，万籁俱静，皎洁的月光，皓白如昼，长得比人还高的玉米地，浓稠似墨。天空里不时传来“大官林子”坟地间猫头鹰“咯咯咯”凄惨的鸣叫声，相隔不足50米的沟北，就是刚刚吊死过人的那座第三生产小队的机井房。因为要拔出深井泵维修，铁井管子刺穿了屋顶，敞开的房门也没有关。隔沟看去，从屋顶破洞中映下的那缕月光，直射到深井泵的皮带轮上，锃明瓦亮，十分醒目。
在这种氛围的背景下，即使成年人也会发毛，更何况我们是两位不谙世事的少年，恐怖感达到极限。心里想着不要往那里看，头却情不自禁地总朝那个方向转，越瞧心中越发慌，浑身的鸡皮疙瘩直冒。下决心唱首歌壮壮胆，可从嗓子眼中硬憋出来的歌声，早已跑了调，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鬼哭狼叫般的干嚎，怎么听也不像自己的声音，自己听着都觉着瘆得慌。忘不掉啊，那个不眠之夜，那次给玉米地浇水……
2026年6月16日写于峄城承润花园
作者简介:
王慎春，党员，原始学历高中，自修山师大汉语言文学。原任地方电视台摄像记者，现已聘为知音识曲文学社/中国经典文学副主编。原以新闻写作为主业，热爱诗歌、散文等文学创作，曾有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通讯、电视专题等作品获得过国家、省部级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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