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夏，打捞时间的鳞片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札记

张兴源

    2019年夏，余自延安西行，过六盘，越萧关，沿丝路古道直趋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是时天高云淡，塞上风物迥异陕北，平畴沃野，渠水纵横，恍若置身江南。同行者皆叹：“昔闻塞北江南，今乃信矣！”余默念《嘉靖宁夏新志》所载：“宁夏，古雍州之域，秦为上郡，汉置朔方郡。”千载而下，其名虽屡易，其地之雄奇，则亘古未变。

    初至银川，友人谓余曰：“欲识宁夏真面目，当先赴宁夏博物馆。”余从其言。

一

    宁夏博物馆坐落于银川市金凤区人民广场东侧。远望之，一幢端庄沉稳的建筑矗立于蓝天之下，总建筑面积三万零二百五十八平方米，全高二十一点二米。其形制之独特，令人驻足良久——主体建筑平面呈“回”字形布局。此非偶然为之，乃匠心独运，暗合宁夏“回族自治区”之“回”字，民族特色浓郁，寓意深远。

    缓步绕行，细观其外立面，更觉精妙。四周三十二个装饰块，皆采用宁夏出土的“妙音鸟”——迦陵频伽形象雕饰。佛教经典载，迦陵频伽乃极乐世界之灵鸟，其音和雅，听者无厌。今以此鸟饰于博物馆之壁，岂非暗喻宁夏历史之音韵悠长、文明之声不绝如缕？立面底部四角，则参照西夏王陵出土的力士碑像造型，雕以石材力士像，粗犷大气，极具历史与民族地方特色。墙面之上，力士志文支座等构件形象与迦陵频伽装饰图案交相辉映，皆为宁夏历史文化遗存之代表。整座建筑优雅、简洁、均衡、沉稳。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于此达成一种微妙的和谐。

    步入馆内，又是另一番天地。室内设计舍弃了过多的具象造型，以洗练简约之手法，适度体现民族地方特色，以免喧宾夺主，冲淡观众对馆藏文物的印象。此种设计理念，深得博物馆陈列之三昧——建筑为宾，文物为主；形式为表，内容为里。

    余伫立大厅之中，忽然想到：这座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件巨大的文物。它从承天寺塔院内的简陋馆舍起步，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终成今日之气象。宁夏博物馆的前身，乃1959年7月1日成立的宁夏地志博物馆筹备处。1973年，正式更名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2008年，新馆建成开放。2010年，荣获中国建筑质量工程最高奖——鲁班奖。从西塔古寺到人民广场，从七千平方米到三万零二百五十八平方米，这组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地区对自身历史的重新发现与庄严确认。

二

    博物馆二层，“朔色长天——宁夏通史陈列”八个大字赫然在目。此展陈面积三千平方米，分为“文明曙光”“游牧家园”“帝都藩屏”“丝路重镇”“西夏寻踪”“塞北江南”六个部分。近两千五百件展品，以恢宏之势，勾勒出宁夏四万年的文明轨迹。

    步入“文明曙光”展厅，迎面而来的是旧石器时代水洞沟遗址出土的原始牛头化石。水洞沟——这个名字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之一，距今已有三至四万年。凝视那化石上已然石化的骨骼纹路，余仿佛听到了四万年前黄河岸边的风声、水声、波涛声，以及先民敲打石器的清脆回响。宁夏，它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此言不虚。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豆荚纹双耳彩陶壶，静静地立在展柜之中。那流畅的线条、古朴的纹饰，诉说着先民对美的朴素追求。陶器之上，人类最初的审美意识已然萌发。从水洞沟到马家窑，从旧石器到新石器，宁夏先民完成了从狩猎采集到农业定居的伟大跨越。

    “游牧家园”展区，将我们带入春秋战国的峥嵘岁月。彼时宁夏分属于义渠戎、乌氏戎、朐衍戎三个戎族方国。展厅中陈列的各类青铜生产工具、兵器、车马器和装饰品，揭示出古代游牧民族生活的繁荣景象。战国时期的青铜透雕牌饰，工艺精湛，纹饰繁复，既有草原民族的粗犷豪迈，又不乏细腻精巧的艺术匠心。宁夏先民，实乃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先行者、开拓者也。

    余驻足于一件青铜短剑之前，剑身虽已锈迹斑斑，然锋芒犹存。遥想两千余年前，义渠骑士策马贺兰山下，弯弓射雕，驰骋草原，何等壮怀激烈！《史记》载义渠戎国与秦抗衡百余年，终为秦所并。这些青铜器，便是那段铁血岁月的无声见证。

三

    汉唐时期，是宁夏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之一。

    两汉时期，宁夏作为边陲重地，中央王朝大力推行移民屯垦实边政策。汉、羌、匈奴等民族共存生息，农牧并重。借助地利，引黄开渠灌溉，阡陌纵横，良田沃野。展厅中汉代回首卧式错金银铜羊，造型生动，工艺精美，见证了汉代宁夏农牧经济的繁荣。盐铁资源日益兴盛，手工业进步与商贸、交通快速发展，城邑星罗棋布。宁夏成为守御边疆、拱卫关中的重要北方门户。

    汉武帝元鼎三年，置安定郡，治高平（今固原）。自此，宁夏南部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郡县体制。丝绸之路的开通，更使宁夏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重要节点。

    唐代，宁夏作为丝路东段北道上的必经之地，“贡使、商贾、僧侣等大都经过此地进入中原王朝”。展厅中那对唐代石刻胡旋舞墓门，便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绝佳物证。此墓门1985年发现于宁夏盐池县苏步井乡窨子梁唐墓。左右两扇青石门扉上，各浅雕一名跳胡旋舞的胡人男子——虬髯卷发，深目高鼻，宽肩细腰。他们身着圆领紧身窄袖衫和贴腿紧裙，脚蹬长筒靴，各踩在一块小圆毯上，手举长巾对舞。四周浅浮雕卷云纹，舞者犹如腾跃于云气之中，煞是帅气。

    胡旋舞源自西域，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在唐代风靡一时。白居易《胡旋女》诗云：“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今日读之，犹可想见当年胡旋舞之盛况。而宁夏博物馆所藏的这对墓门，乃国内仅存的胡旋舞主题唐代石刻。它印证了宁夏作为丝路要道的历史地位，也见证了千年前东西方文化在此交融的盛景。

    隋代狩猎纹金方奇，亦是丝路文明的璀璨明珠。金方奇上精雕细琢的狩猎图案，既有中原传统工艺的精湛绝美，又融入了西域风格的奔放不羁。这是多元文化在宁夏大地上碰撞、融合的又一明证。

四

    西夏，是宁夏历史上最独特、最神秘的一章。

    公元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建国称帝，国号大夏，定都兴庆府（今银川市）。因其在宋朝西北方，中原地区习惯称之为“西夏”。西夏先后与两宋、辽、金对峙鼎立，共历十主，历时一百九十年。其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与宋、辽、金鼎足而立的强势王朝，在“二十四史”中却无专史。它的历史，只能零散地依附于《宋史》《辽史》《金史》诸史的夹缝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大缺憾。

    但宁夏博物馆的“西夏寻踪”展厅，以丰富的文物，弥补了史书的缺漏，让这个消失的王朝重见天日。

    展厅中央，那尊鎏金铜牛无疑是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此牛1977年出土于西夏陵区101号陪葬墓。青铜铸造，腹内空心，外表通体鎏金。牛屈肢而卧，双角弯曲，双耳外展，鼻子微微上翘，眼睛圆睁且向外凸，注视着远方。身长一百二十厘米，重达一百八十八公斤。它集塑形、铸造、鎏金、抛光等多种工艺于一身，达到了神形兼备的艺术效果。

    这尊铜牛最动人之处，在于它的眼神——那不是一头被驯服的牲畜的眼神，而是一头劳作之余抬头远眺、目闪灵光的生命。余伫立良久，仿佛能感受到千年前那个黄昏——夕阳西下，贺兰山影渐长，一头耕牛跪卧在田埂之上，忽然听到远处主人的呼唤，蓦然抬头……这尊铜牛凝固的，正是那个稍纵即逝的瞬间。

    与鎏金铜牛一起出土的还有一尊大石马。出土时铜牛、石马均在墓葬甬道内，马头向外、牛头向内。此中深意，令人遐想。有学者解读为党项人“乘马出则征战，牵牛入则耕作”生活状态的写照——征伐与耕耘，武力和文明，党项人将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生活理想，一同带入了永恒的安息之地。

    石雕力士志文支座，是另一件国宝级文物。1974年出土于西夏陵区6号陵。此支座近似正方体，圆雕男性人像，面部浑圆，颧骨高凸，粗眉上翘，双目圆睁，下颚置于胸前，双手托膝，呈跪坐姿。以夸张手法表现了大力士的神态，反映出西夏时期石雕艺术的独特风格。座顶背部阴刻汉文“砌垒匠高世昌”——这是石雕工匠的姓名。千载之下，我们仍能读出这位名叫高世昌的工匠对自己作品的自豪。

    西夏文字，也是展厅中的一大亮点。这些方方正正、笔画繁复的文字，乍看像汉字，细看却又全然不同。它们由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命人创制，曾通行于西夏全境。西夏灭亡后，这种文字逐渐失传，成为无人能识的“天书”。直至近代，学者们才逐步破译了这种消亡数百年的文字。今日观之，那些刻在石碑上、写在经卷中的西夏文字，依然散发着神秘的光芒。

    西夏，这个在“二十四史”中没有位置的王朝，在宁夏博物馆中获得了永生。

五

    元、明、清三代，宁夏呈现出“塞北江南”的美丽景象。

    公元1288年，元朝将甘肃行省下设的中兴路改为宁夏府路——“宁夏”之名，由此而始。元末明初，回族形成。明清时期，回族进一步发展壮大。中原农耕文化和边塞草原文化交流、融合，宁夏大地呈现出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独特风貌。

    展厅中陈列的元代瓷器、明代家具、清代书画，无不体现着这种文化融合的痕迹。一件元代青花瓷瓶，造型是中原的，纹饰却带有西域风格；一幅明代壁画摹本，题材是佛教的，笔法却融入了中原绘画的技法。这正是宁夏的魅力所在——它从来不是单一文化的孤岛，而是多元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

    宁夏的历史，是一部移民史，也是一部民族交融史。从西戎到匈奴，从羌人到鲜卑，从党项到回回，从汉人到蒙古——无数民族在此生息、繁衍、迁徙、融合，共同创造了这片土地上的灿烂文明。正如宁夏博物馆的结束语所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都对这里的安定团结和发展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并且巩固和发展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六

    从博物馆缓步出来，已是黄昏时分。夕阳西下，给博物馆的“回”字形建筑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色。迦陵频伽的雕饰在斜阳中投下长长的影子，仿佛那些千年前的灵鸟正在暮色中展翅欲飞。

    余忽然想起《万历朔方新志》中的一句话：“宁夏，古朔方地，山河险固，形势雄壮，盖西北之巨镇也。”今日亲历其境，方知古人之言不虚。然而，宁夏之魅力，不仅在其山河之险固、形势之雄壮，更在其文明之多元、历史之深厚。从水洞沟的原始牛头化石到鎏金铜牛，从胡旋舞墓门到力士志文支座——四万年文明史，在这座博物馆中凝为一瞬。

    回首望去，宁夏博物馆静静地矗立在人民广场东侧。它既是一本打开的历史书，也是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那些陈列在展柜中的文物，不仅仅是冰冷的物件，它们是先民们的手泽，是历史的体温，是文明的密码。

    “朔色长天”——这个展览的名字取得真好。朔方之色，长天之下，四万年文明光华璀璨，永不断绝。

    余离银川之日，车过贺兰山下，但见群山如黛，长河似练。遥想千年前，李元昊于此建国称帝；两千年前，匈奴骑兵于此纵横驰骋；四万年前，水洞沟先民于此敲石为器……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而宁夏，始终屹立于朔方之地，以其独有的姿态，参与着、见证着、创造着中华文明的伟大进程。

    《清史稿·地理志》载宁夏府：“东界陕西，西界甘肃，南界甘肃，北界蒙古。”寥寥数语，道尽其地理位置之要冲。然而，地理位置之要冲，何如文化位置之枢纽？宁夏之为宁夏，不仅在于它“关中屏障、河陇咽喉”的战略地位，更在于它多元文明交汇、多民族共生的文化特质。这种特质，使宁夏在中国版图上独树一帜，也使宁夏博物馆在全国博物馆中卓尔不群。

    归途之中，余默诵唐人王维《使至塞上》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此诗写于宁夏境内，千载之下，仍能唤起人们对这片土地的无限遐想。而今日之宁夏，不仅有“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壮美边塞风光，更有博物馆中那四万年文明的厚重积淀。

    此行不虚。宁夏博物馆，当为塞上之行第一站。

               2019年夏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