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第二届长安杜牧诗歌奖颁奖典礼后所想到的

          常智奇

题记：    

    2026年6月23日，应长安区作家协会张军峰主席的邀请，参加了第二届长安杜牧诗歌奖颁奖典礼，我和诗人三色堇为获古韵新风奖的诗人杨莹和邹记福两位 颁奖。在这里我要向邹记福诗人表示道歉，我在台上忘记了宣读他的授奖辞。为感谢张军峰主席的信任，我写下这篇文章，以表达我的谢意。

     在二十一世纪以降的今天，当我们的诗歌创作深陷迷惘，当“写什么”与“怎么写”成为一代诗人的精神苦役，回望杜牧，便不只是一种文化怀旧，更是一场关于中国当代诗歌创作趋势和发展命运的深刻叩问和深沉的探索。

                                       一

       审视当下中国诗坛创作现状，一幅令人忧虑的精神图景徐徐展开。

       其一，向西的迷途。 相当一部分诗人将西方现代派奉为圭臬，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瓦雷里的纯诗、里尔克的咏物诗、庞德的意象派、洛威尔的自白派、波德莱尔的象征主义、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阿赫玛托娃的回归物质世界的清晰具象、斯泰因的实验性与先锋性、兰克的晦涩宏大……被当作摆脱传统负累的捷径。然而，这种“全盘西化”的移植，往往只学到了形式的躯壳——意识的破碎、语言的晦涩、情感的零度——却失落了西方现代主义赖以生发的精神根柢。其结果，是生产出大量缺乏生命体温与文化根性的“翻译体”诗歌。

       其二，守古的困顿。 另一部分诗人固守传统民歌、民谣的乡土音韵，沉醉迷恋唐诗宋诗古典主义的诗格，在格律与意象的旧壤中耕耘不辍。古典主义诗歌的辉煌是不可复制的遗产，但当创作仅仅停留在对唐诗宋词意境的模仿与复写，便失去了诗歌作为“时代的声音”应有的现实关怀与精神锋芒。这种写作，美则美矣，却终究是盆景中的风景，而非旷野鲜花的呼吸，青鸟的歌唱。

      其三，夹缝中的失语。 更多的人在这两极之间左右徘徊、前后摇摆，举棋不定，不知所措。他们既不甘于全盘西化的水土不服，又不满足于古典主义的陈陈相因，但又没有自己明确而坚定的诗学品质创造性地选择。于是堕入狭隘的个人主义，将诗歌变成私欲泻愤的工具，或怡情养性的杯水风波。诗歌失去了与时代对话的能力，失去了与人类命运同步共振的胸襟，沦为精致的平庸。

      三重困境，归根结底是一重困境：我们失去了“中间性”的智慧——那种既不盲从西方、也不固守传统，而是在古今中西的张力中寻找创造性转化之路的辩证能力。

                                      二

     恰恰在这一精神迷途之中，晚唐诗人杜牧向我们走来。杜牧是他那个时代诗歌创作的“中间者”——他自述“某苦心为诗，未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这“不今不古，处于中间”，不是平庸的折衷，而是一种清醒的文化自觉和卓越的审美创造。从他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提炼出照亮当代我们诗歌创作的核心精神：

      第一，诗魂：忧患意识与历史担当。 杜牧出身相门，少小即怀经邦济世之志。《泊秦淮》中“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表面写歌女，实则刺时政，借陈后主荒淫亡国的历史，警示晚唐统治者。《早雁》以惊飞的大雁暗喻流离失所的人民。杜牧的诗歌从不沉溺于一己之悲欢，而是始终保持着对家国命运和前途的深切关怀。这正是当代诗歌最为匮乏的精神品质——诗魂，当是时代良心的跳动。

      第二，诗胆：立论新颖与议论警拔。 杜牧咏史诗最突出的特色，是“立论新颖，表达俊快，发前人所未发，表现了独到的胆识”。他不满足于对历史的复述与感慨，而是敢于以诗人的身份对历史做出独立判断。《赤壁》“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以一种假设性的历史追问，颠覆了既定的历史叙事。这种“以议论为诗”的胆识，在缺乏思想深度的当代诗坛尤为珍贵。诗胆，是独立思考的勇气。

       第三，诗核：以微见著与时空超越。 杜牧擅长从细微处切入历史的纵深。一支断戟可以引发历史幽思，一缕春风可以吹开尘封心灵。《江南春绝句》以“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明丽春景起笔，忽然转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历史苍茫——四句之中，完成了从空间到时间、从眼前到千古的精神跨越。这种“以微见著”的能力，让他的诗歌既有画面的质感，又有思想的重量。诗核，是以小搏大的艺术智慧。

      第四，诗质：俊爽峭健与风华流美。 杜牧诗歌追求一种“情致高远、笔力劲拔，于俊爽峭健之中时带风华流美的艺术风格”。他的写景抒情诗“峻切疏宕，内蕴深刻清秀”。这种风格既不同于韩愈的奇崛险怪，也不同于李商隐的隐晦朦胧，而是一种既有骨力又有韵致、既有锋芒又有温度的美学平衡。诗质，是刚柔相济的语言品格。

      第五，诗意与诗境：含蓄蕴藉与意境深远。 杜牧咏史诗“选择典型场景或细节加以形象刻画，精炼的形象描写中寓含厚重的历史、深刻的哲理以及浓郁的时代悲感，含蓄蕴藉，意境深远”。他不直抒胸臆，而是“说东道西，言此意彼”。诗歌既要给人优美的视觉感受，又要抵达深刻、触及实质。诗意是含蓄的力量，诗境是言外之意象。

                        三、

    从杜牧的审美追求出发，我们是否可以为当代诗歌创作探索以下路径：

      路径一：重建“中间性”的文化立场。 杜牧“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的创作姿态，启示当代诗人既不盲从西方现代派，也不固守古典传统，而是在二者之间寻找创造性转化的可能。这不是折衷主义，而是以“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智慧，在东西方诗歌的精神交汇处，拓展出属于自己的诗学审美境界。

      路径二：锻造“以议论为诗”的思想深度。 当代诗歌最大的病症之一是思想的贫弱。杜牧“以议论为诗”的传统，启示我们诗歌不仅是情感的抒发，更可以是思想的交锋、历史的评判、时代的诊断。诗人应当像杜牧那样，以“雄视千古、经邦济世的宏观视角”介入时代的精神生活。

       路径三：开创“以微见著”的叙事策略。 在宏大叙事已然失效的后现代语境中，杜牧“一支断戟可以引发历史幽思”的创作方法，恰恰提供了处理历史与现实的绝佳路径。当代诗人应当学会从细微的个人经验出发，打开通向历史纵深与人类普遍命运的通道，以小切口抵达大关怀。

       路径四：涵养“忧患意识”的精神品格。 杜牧诗歌最打动人的，是那种“对国计民生的关心及希望以古训今的情思”。当代诗歌如果仅仅停留在个人的杯水风波之中，便永远不可能获得打动人心的力量。诗人应当像杜牧那样，以忧患意识为诗魂，以家国情怀为诗胆。

       路径五：追求“俊爽峭健”的语言美学。 当代诗歌的语言要么过于晦涩，要么过于直白。杜牧“于俊爽峭健之中时带风华流美”的语言风格，启示我们诗歌语言应当既有思想的锋芒，又有审美的韵致。这是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语言智慧——不偏于奇崛，不流于平易，在两端之间寻找最恰切的表达。

       路径六：建构“时空交织”的意境结构。 杜牧诗歌最独特的审美贡献，在于他将时间空间化、将历史意象化。《江南春绝句》从眼前的春景到南朝的烟雨，完成了时空的跨越与意境的升华。当代诗人可以借鉴这种“时空交织”的结构方式，在瞬间与永恒、具体与普遍之间架设诗的桥梁。

                          四

       杜牧的诗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歌从来不属于某一个时代，而属于人类精神的全部历程。他写晚唐的忧患，却能穿越千年触动今天的心灵；他写个人的感慨，却能唤起人类共通的命运感。

       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当算法可以生成合乎格律的诗句，当大数据可以模仿任何风格的写作，诗歌最后的堡垒，恰恰是杜牧所守护的那些东西——忧患的意识、独立的胆识、以微见著的智慧、俊爽峭健的品格、含蓄蕴藉的意境。这些东西，是机器无法模拟的，因为它们根植于一个“太阳与地球之间距离的生物”的生命体验、道德判断与历史感知。

      中国当代诗歌的出路，不在于向西或向东的单项选择，而在于以一种“中间性”的智慧，从杜牧这样的古典诗人身上汲取精神资源，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个人与时代之间，走出一条创造性转化的新路。这是一条艰难的路，但正如杜牧在晚唐的衰微中写出了不朽的诗篇，今天我们的诗人，也完全有可能在A|时代——人工智能向我们诗人挑战的困境中，写出属于这个世纪的、具有人类性普遍意义的优秀诗歌来。

       这，便是杜牧留给二十一世纪中国诗歌最珍贵的遗产——不是一种可以模仿的风格，而是一种可以传承的精神：在“不今不古”中自成高格，在“处于中间”中抵达永恒。让我们在诗意人生的享受中，扬起创造新生活、新诗意、新诗境、新诗格的风帆，乘风破浪，奋勇前进，驶向人类未来美好生活的岛屿，安放我们人类诗化生活，创造文明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