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大爷北京谋生记

                杂文/李含辛

      你听说过为了不进监狱拼尽全力的，可你听说过为了进监狱绞尽脑汁的吗？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老人，把坐牢当成晚年最靠谱的归宿。

     湖南有位付大爷，六十九岁，无儿无女，靠捡破烂为生。每天睁开眼就是愁三顿饭，闭上眼就担心生病了没人管。后来他听人说监狱里管吃管住还管看病，心里那根弦就动了。他用捡破烂攒下的全部家当买了张火车票，揣着一把水果刀就去了北京。在火车站，他抢了一个妇女的钱，抢完不跑，笑呵呵地让人家报警。到了法庭上，法官判了两年，他当场不乐意了，说自己这是第二次作案，属于惯犯，怎么着也得五年。进了监狱，一日三餐按时吃，生病了有医生看，两年下来胖了十几斤。出狱那天，他站在监狱门口，脚像生了根，一步三回头，满脸的不舍。

     付大爷的故事听着像段子，可这荒诞背后，藏着一个更让人心酸的群体——那些交了一辈子公粮，老了每月只拿一二百块钱的农村老人。

     你去看那些七十多岁的农村大爷大妈，他们这双手，年轻时交过多少公粮？从五十年代到两千年初，整整半个世纪，农民把最好的粮食挑到粮站，自己留下瘪的、碎的、掺了糠的。河北有个老农算过一笔账，他这辈子前前后后交了三万斤公粮，现在每月领一百八十块养老金，连买袋化肥都得精打细算。三万斤粮食，堆起来像座小山，换来的晚年，却薄得像张纸。沂蒙山区有个六十二岁的老汉，患有严重关节炎，双腿已经变形，每天凌晨四点起床，赶着三轮车去城里捡废品。他每月养老金二百八，舍不得花，要留着给孙子交学费。掀开他那件褪色的军大衣，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十二个空饮料瓶——那是他一个月的“战利品”。

     这不是个例。全国农村老人平均每月养老金二百来块，而城里退休职工平均三千多，差距十几倍。上海北京这些发达地区，农民基础养老金能到一千多，可中西部很多地方，只有一百出头。一百二十三块，一百一十五块，甚至更少。这些数字，放在今天的物价面前，能干什么？买十斤猪肉，去两趟超市，就没了。更别提看病了——新农合报销完，剩下的自费部分，对一个月只有一两百块的老人来说，照样是一座翻不过去的山。

     有人理直气壮地说，城里人退休金高，是因为人家年轻时月月交社保，农民没交过，凭什么拿一样的钱？这话乍一听有道理，可经不起细琢磨。农民真的没交过吗？他们交的不是钱，是粮食，是比钱更实在的东西。建国初期，国家要搞工业化，钱从哪来？在没有外部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内部积累。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农产品的收购价被刻意压低，工业品的价格却相对较高。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除了留下仅够糊口的口粮，剩下的必须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国家。这一高一低之间的巨大差额去了哪里？变成了城市里拔地而起的钢铁厂、纺织厂，变成了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可以说，中国工业化的第一块砖、第一根钢筋，都是农民用一车车廉价的粮食换来的。有学者测算过，从1949年到2006年取消农业税，全国累计征收实物粮食七千亿公斤，按当时汇率折算，相当于农民群体为工业化无偿贡献了两万八千亿元。这笔账，算不算社保？

     除了交公粮，老一辈农民还承担了极其繁重的义务工。修水库、挖灌渠、筑公路，农民必须在农闲时自带干粮、自备工具去工地上干活。红旗渠、密云水库、无数条通往大山深处的乡道，在这些震撼世界的工程背后，没有高薪的农民工，只有为了国家建设无偿奉献青春和汗水的农村青壮年。他们用一根根扁担，挑出了今天旱涝保收的万亩良田；用一把把铁锹，挖出了今天依然在发挥巨大作用的水利枢纽。这些流淌在国家土地上的汗水，难道不该折算成他们晚年的一份保障吗？

     还有“三提五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乡村两级政府的运转，很大程度上是靠农民养活的。村里修路，农民出钱；乡里办学校，农民出教育附加费；甚至计划生育的宣传费、民兵的训练费、基层干部的工资，都要通过“提留统筹”的方式摊派到每一个农民头上。在遇到自然灾害、粮食减产的年份，一些农民交完公粮和提留，家里连过冬的口粮都凑不齐。湖南某县档案馆保存着一份1978年的交公粮记录：一个生产队二十三户人家，人均上交公粮二百一十七斤，而当年人均粮食总产量仅三百八十五斤。这意味着每户农民要留下不到半年的口粮供给国家。有个七十六岁的老太太抹着眼泪说：“我们那代人就像骆驼，国家往我们背上压了多少斤担子，自己就吃多少草料。可如今骆驼老了，连口草料都吃不饱。”

     所以你再回头看付大爷，他为什么宁可坐牢也不愿在外面待着？因为他和那些交了一辈子公粮的农村老人一样，被同一套逻辑困住了——年轻时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国家，老了却发现，自己不在那张“保障网”里。付大爷选择了用犯罪换一张进监狱的“入场券”，而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村老人，只能攥着每月一百多块的养老金，在漏风的土坯房里，就着咸菜啃馒头，祈祷自己千万别生病。

     后来付大爷出狱了，被安排进了公办养老院，总算有了个安稳的落脚处。可那些交了几十年公粮的农村老人呢？他们的养老院在哪里？他们的“减刑”在哪里？

    有代表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建议，稳步提高农民养老金，取消七十岁以上农民的医保个人缴费。还有专家提出，可以把农民当年交公粮的记录纳入养老保险视同缴费年限，按照每年交粮量折算成养老金补贴。浙江嘉兴已经做了试点，将农民交公粮记录按每年折算三个月缴费计算，六十五岁的吴大爷交过二十八年公粮，现在每月多领二百三十块。老人说：“这钱虽不多，但让我觉得国家记得我们。”

    记得。这两个字，比什么都重要。

     监狱本该是惩罚罪恶的地方，如今却成了一些老人眼中的“避难所”。一百多块的养老金，本该是晚年的一份保障，如今却成了一种讽刺。这荒诞的现实，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每个人脸上。我们总说“老有所养”，可真到了老人需要依靠的时候，社会这张安全网，兜得住吗？那些交了一辈子公粮的农民，那些用肩膀挑出大国基建的老人，他们不该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活得如此小心翼翼。当一个人被逼到把坐牢当成出路，当一个群体被遗忘在制度的缝隙里，我们每个人都该问问自己：今天不为他们的明天想办法，明天我们老了、病了、干不动了，又该往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