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峙三

我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考入两湖总师范学堂，到辛亥革命时，随着学堂结束而离开。兹就记忆所及，概述该学堂的一些情况供参考。

―、办学宗旨

甲午以后，全民希望国家富强。张之洞总督湖广，以致力于富强自任。张氏认为富强基于新学，故着重教育人材，提倡新学。意在迎合国人要求富强的热望，罗致热血青年使不致有越轨过激行为。当时除办农务、矿业、自强、方言、武备、将弁等学堂，并聘德、日教习主讲军事、科学外，还以师资缺乏，借材外人为心事，乃有提高师资教育之举。

朱峙三

张氏办理学堂的宗旨，见张氏所订《奏定学堂章程》一书。这一章程极突出地把忠君爱国作为办理两湖各学堂的主旨。他的所谓忠君爱国的含义，可以从以下各点来看：

张氏在两湖总师范学堂开学之日的演说（当时称训话为演说）的大意：尔等都是好青年，故国家选拔尔等加以培养，成为有用之人才。我朝廷深恩厚泽，对尔等读书一切都是官费，尔等要体谅朝廷培育人才之玉意。到堂后好好研习经史及各种科学，力图自强以保国家富强。千万不可相信海外（指日本）传来的邪说（指康梁学说及孙中山革命学说），感本朝厚恩。

“正学堂”（两湖总师范内的礼堂）所挂对联：“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为鹄臣鹄子；虽有文事，必有武备，法我先圣先师。”

张氏所著《劝学篇》，列为学生必读文章。其内容无非是说，强国必在教育，教育首推经学；有了经学作基础，国家再选送学生到外洋留学，学到外人的科学才能自强。

二、两湖总师范学堂的命名

两湖总师范学堂的前身可追溯到两湖书院。

两湖书院结束后，曾就原址开办两湖师范学堂速成科，肄业期为一年。这一期毕业生送往日本留学的达四分之一。速成科结束后，又办湖北省师范学堂简易科，一年毕业。毕业学生约一百二十人，也有十余人派送日本留学。其时，湖北办学居全国之先，省内各府县也先后办学，教师极感不足，尤以中学教师最为缺乏。创办速成学堂只能解决小学师资，这种速成师范一时设立的也很多，如支郡师范设有八堂，每堂一百二十人。省级似无再设速成师范的必要。因此有两湖总师范之创办。

先是张之洞奏请朝廷核准创立“两湖优级师范”，准备分为本科和选科，旋又拟改名为“两湖支师范”，均未正式挂牌，只在向各府县招生文告中有此名义。及到招生考试后，总督发榜时才悬牌定名为“两湖总师范学堂”。

三、教学设备

两湖总师范即以原两湖书院旧址为堂址，讲堂、寝室就原斋舍略加修改（其房舍即现在湖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址，大门口的八字门及一对石狮子还保存原物），斋名也沿用书院的，分为仁字斋、义字斋、礼字斋等。

教学用的理化实验室为当时最突出的，有两栋楼，一栋用作上理化课，一栋用作实验，内藏许多仪器药品。堂内有南北两书库，藏书四万余卷，经史子集之书均皆备有，乃湖北历届书院的藏书。设有管理员一人经管。但监督刘鸿烈不许学生借阅，库门终年封闭，学生一再要求开放都不得结果。到宣统元年湖北开办省图书馆，即以这些藏书作基础。

在体育设备方面，有各种器械体操用具，如铁杠、双杠、秋千、浪桥等。当时学生对球类运动不重视，学堂虽备有足球，但很少人去玩。宣统二年增加军事操，每人发一支汉造来复枪，重七斤半，并配有子弹盒和木头子弹。因学生不愿擦枪，学堂专雇两名工人干擦枪工作，充分表现师生对体力劳动的鄙视。

学堂对学生食宿医药洗澡等都有适当设备。

四、教职员

学堂总监督由湖广总督兼任。监督为梁鼎芬，广东番禺人，翰林出身，时为臬台（按察使），薪资每月三百元（与洋教习同等待遇）。教务长（又称学堂长）为曹履贞，江陵举人。总务长（亦称庶务长）为陈树屏，安徽宿松翰林，时为武昌府同知。斋务长为易奉乾，应城廩生，时为大冶教谕。监学四人，在仁字斋的是周凤璋、王春元，在义字斋的是苏钟正、权国垣。

当时教学以经学、教育学为重点，其他功课有修身、文学（中国文学）、博物、物理、化学、史学、地理、英语、音乐、图画、簿记、习字、官话、体操、手工、算学等。经学每周六小时，教习为黄福、王劭恂（俱沔阳举人），尹潮（鄂城举人）、李文藻（江夏举人）、王廷梓（云梦举人）、杜宗予（松滋岁贡），多为当时有名的经学家。这些先生都系两湖书院学生，迂腐而有学问。教育学亦每周六小时，教习先为日本人渡边几治，订约未久即辞去，改请金华祝（黄陂廩生）、吴赐保（汉阳人），金、吴俱日本留学生。

文学教习为杨宏发（镇江主事，主事比翰林低一级）、黄福、刘尚桓（汉阳举人）、叶恭绰（广东南海人）。博物教习为日人高桑良心。物理教习为日人三泽力太郎。化学教习为日人稻并幸吉。史学教习为雷豫钊（蒲圻举人）、张继煦（枝江举人）、李步青（京山廩生）。地理教习为汪鸾翔（广西解元）、黄鹄翔（孝感廪生）、周龙骧（麻城廪生）。英文教习为金昭（镇江人，日本留学生）、张铭（安徽人，日本留学生）。音乐教习为苏钟正（浠水人）、权国垣（江夏人），俱日本留学生。图画教习为黄桂芬（广东顺德附生）、沈塘（吴江人，湖北候补知县）。习字教习为李铸（应城举人）、吴宝衡（江夏附生）。体操教习为余光辅（兴山拔贡）、徐宝琛（襄阳附生，时为营长）、王映琨（江夏附生），余为正教习，徐、王称助教。簿记教习为洪某。官话教习为张某。算学教习为李克佐（长沙廪生）、黄乾元（孝感廪生）。手工教习为江瑞生、张卓。

教习最低工资为二十元一月，钟点多的（每周六小时）可拿到六十元。在当时湖北学堂中还算较高的。

五、学生

两湖总师范学堂于光绪三十二年春开始招收学生，总定额为四百八十名。其中湖南六十名，由湖南巡抚负责考送；外省二十名，就武汉所居外省人中招收，被录取的有四川、浙江等省人士。余四百名由湖北各府县考送，报考资格规定为年在二十岁以下的廩生、增生、附生，祖籍属湖北省。当时分配湖北十府一州，大县送十名，小县送二至四名；由各府县学“教谕”负责选拔合格者编册送省应考。在省复试时要求很严格，以致第一次录取者只有二百人。为了补足定额，乃举行第二次招考，将报考年龄放宽为二十五岁以下。到光绪三十二年五月才考试完毕，学生陆续入学，九月十六日正式开学。这四百八十名学生分住仁字斋和义字斋。

不久，张之洞又奏准添收天津学生十名，贵州兴义府学生三十名。因张系天津属南皮县人，张父曾充兴义府知府，故意作点人情。为避免两湖人士物议，这四十名学生伙食自费。而其余学生全系官费，衣履被服伙食均相当讲究。

光绪三十三年总师范招收第二期新生六十名，住礼字斋。接着还开办三年制的理化专修科，由留日学生陈英才任堂长。光绪三十四年又招收第三期师范新生六十名（现在省文史馆的曾榆村就是这期学生）；同时还设立博物专修科，也是三年制，由留日学生谭锡恩任堂长。

两湖总师范学堂规定五年毕业。每月一小考，每季一大考。第一期学生在五年学习期内被淘汰（由于不及格或患病或犯规）者约三十余人，其余均于辛亥年八月毕业。

总师范还附设一所小学，地点在现在的湖北艺术学院。小学堂长为胡柏年（沔阳拔贡）。规定六年毕业，学生年龄也有近二十岁者。

六、思想状况

辛亥革命以前的几年，正是反满排满思潮高涨的时候，两湖总师范的学生当然受到这一思潮的冲击。虽然张之洞办学的宗旨在“爱国忠君”，而结果只适得其反。时代巨轮不是任何人所能扭转的。

在两湖总师范的教习中有不少是同情革命排满的，如丙午（1906年）开始任教习的金华祝、张继煦、李步青、周龙骧，即为曾在日本编过《湖北学生界》《汉声》等杂志宣传推翻满清统治的人物。他们在学堂内虽未敢公开表露抵满思想，但在讲课中有意带一点新思想，学生也都能领会。虽然张之洞对“邪说”很仇恨，对有新思想的人也赶走过，但并不能防止新思潮对学生的影响。学生明知金等系同情革命的人物，但都彼此心照不宣。

一般地说，学生对张之洞的富国强兵有相当赞许，对忠君爱国并不感兴趣。有少数学生信服康梁学说，志在保皇。如左德威（其父系道台）、王季范就在他们的文章中发挥过康梁学说，老师对他们的文章只是加以批驳，并未向上面揭发。这些教习是为避免嫌疑，预为自身开脱。大多数同学则同情同盟会的主张，黄梅人宛师演就是同盟会的活动人物。当时同学参加各种会社的颇多，如蔡大辅就是文学社的，牟鸿勋、谭凤藻是共进社的。当时有范腾霄先生在日本经常向第一期同学牟鸿勋、周之翰、邢光祖、张祝南、蔡大辅等寄递革命刊物，如《猛回头》、《革命军》、《民报》、《天讨》等，还将日本翻印的太平天国所订史料著作寄来，嘱同学与清廷所刊有关史料对照阅读，最能激发青年的民族仇恨，启发汉人革命精神。

清廷虽严禁革命书刊，但邮局工作人员均系汉人，这些书刊的寄递毫无困难。在学堂内这些书刊指定由朱鼎元（峙三）负责分发保管。传达室收到书刊后就交给朱鼎元，由朱转发给可靠同学阅读。转发和保管书刊的地点是在调养室（学堂内病房），这个地方是校监不去的，而同学以看病友为名随时可去，参加革命活动的同学大小事都在此碰头。后来几乎有三分之二的同学阅读革命书刊。尽管交接手续比较严格，但人多了总会出问题的。好在人心大多趋向革命，少数不愿参加者也不予为难。有一次一位粗心大意的同学没有遵照规定，在寝室内看《天讨》，被同室一位叫方荣华的官家子弟（其父为湖北臬台）看到了。方当时只劝他不要看这种书，看了很危险。方并且还表示不会把问题向上面揭发，一再说：“这一点义气和美德我还是有的”。我们当时也相信方的表白。又一次在1909年放暑假时，同学杨伯康收检行李疏忽大意，把一本《天讨》掉在寝室内，被斋夫拾去交给校监。校监将这本书转交刘鸿烈，刘马上对此进行追查，斋夫答以在寝室墙角拾的，究竟是何人所有不能确定。可能刘认为此事如果闹出去，自己也将获罪，三百元的薪资也捞不到了，因与校监商量作罢。我于暑假后回校得知此消息，虽然感到有些紧张，但也自信刘鸿烈不敢追究。

帝（光绪）后（慈禧）死了之后，两湖总师范同学罗天衢独出心裁制造一道谣言，说北京有电致总督陈夔龙称：“帝后逝世，各王争立，速调新军来京以备不虞。”同学据此到处散布，参加革命社团的同学尤其振奋，互相询问消息。有的还说只候广东的消息一到，我们武汉就会响应了。过两三天谣言才止息，我们后来才知道是罗天衢制造出来的，但也没有人告发。有的还说罗是个一人才。

己酉（1909年）十月，学堂里忽然传说“谁要革命就把辫子剪”。居然有仁字斋同学刘予璘、刘予兄弟及张世禄，义字斋同学蔡天民、罗天衢、张国恩等六人首先带头把辫子剪了，一时轰动全堂。监督刘鸿烈马上采取高压手段，扬言要上报总督派兵捕，并限令这六个同学立即写书面悔过。一时许多同学主张全体剪辫以示抗拒。但一些同情革命的教习极力劝止同学不要扩大事态，认为革命在乎意志坚定，不应盲目行动，不应在形式上暴露身份。酝酿的结果，是这六个同学写了悔过书，并暂时装上假辫子。

那时武昌各学堂都有很盛的革命风气。到1909年，参加革命团体的同学更多了，几乎占总数的二分之一，绝大多数属于共进会。在抱冰堂初一、十五的聚会，各学堂都有人参加。对此，清政府当然也有所闻。有一次总督赵尔巽（编者注：赵尔巽于1908年三月即已调任四川总督）来师范学堂演说，也讲道：“听说学生不图报恩，有的听信邪说，阅看日本寄来的《天讨》，这非找出来不可。”监督刘鸿烈在这一演说之后，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借故开除学生蔡大辅，又想出了一个让第一期学生提前毕业的主意。他上书总督，美其名曰学生功课很好，建议第一期学生在辛亥年八月提前毕业（编者注：按本文所述第一期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正式开学，至辛亥年八月，适有五年。此处所说建议提前的时间，显然不准）。意在加重学生功课负担，使无暇搞革命活动。第一期学生结业后，剩下二三期少数学生就好用高压手段管教了。这样他的监督地位也不至于动摇。学生识破了刘的居心，加以平时很恨刘之为人，所以有一些人就故意破坏刘的声誉。首先是同学严锡藩上书总督赵尔巽，指责刘不负责任。接着，同学王季范又上书总督，除指责刘鸿烈“除水阁厅（学堂内小厅）吃酒外，未闻监督车马之音”，并揭发堂长曹履贞只知钻营，不通文墨。刘鸿烈自己不便上书争辩，由曹履贞一面挂牌开除严王二生，一面上书总督说明情况。曹对严王二生平素就很恨，这次又很冲动，所以用举人名义上书给总督。其中有“该生与总督有香火之缘（严与赵尔巽有关系），举人无权力处理请核示”之语，引起赵尔巽不高兴。赵乃采取牌示的方式批复曹书云：“所称香火缘三字不知何解，唯轻者记过，重则除名，该举人尚得谓无权力何？不知所谓权力者意在何所底止”。一时传为笑谈。曹竟因此不得不离开学堂。同学谈论此事时，总说“阎（严）王勾走曹举人”。虽然刘鸿烈没被赶走，在那个封建礼教时代，同学与反动统治者进行合法斗争的勇气还是很大的。

第一期学生于辛亥八月（阴历）三日考试完毕，这时已临辛亥革命前夕，同学在未离校时活动比较自由。其时革命同志在小朝街举行秘密会议，筹划起义事宜，同学牟鸿勋代表参加，与彭刘杨三烈士一同被清廷逮捕。清吏询知牟系两湖师范学生，乃电话刘鸿烈查问有无此人，刘坚不承认有这样一个学生。恰其时总务长陈树屏以知府资格参加陪审，乃证明牟系学生，并言秀才绝无造反之事，一定是误捕。陈意在为牟开脱。清吏决定将彭刘杨三烈士处死时，问到牟鸿勋为什么要造反，平时所读为何书。牟答以“我读的是《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清吏据此亦判牟死刑。陈树屏又说牟恐系神经病。清吏不依陈说，仍欲立即执行。陈又力争候明日再杀不迟。结果只将彭刘杨三人立即执行死刑。以后革命，牟得以免死。《中华民国公报》为此事曾对刘鸿烈大加指责。因陈树屏有这一点贡献，后来起义同志曾邀请他出任教育厅长，陈坚辞未就。

革命爆发后，两湖总师范同学参加革命的几达三分之二。虽然革命后两湖总师范未再恢复，可是同学有三分之一在军政界工作，如牟鸿勋、张国恩、李范一、周之翰、朱焕奎等。其余也都从事教育工作，大家都认为自己能教书，自食其力，不再与闻革命。其在《中华民国公报》负责宣传革命工作者也不少。

（一九六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