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孔子的同与异：兼说亚圣孟子的集大成贡献——儒家儒教儒学研究系列之四

                             李千树

       摘要：孟子与孔子，世称“孔孟”，乃儒家思想之双峰并峙。二者同出邹邑，俱幼年丧父，皆以母教而成；同处乱世，皆周游列国而志不得行；同归乡里，俱以教书著述终老。然孔子生于春秋，孟子生于战国；孔子述而不作，孟子著书立说；孔子仕至大司寇，孟子终身为客卿。孟子承孔子之绪而大其端，发明性善，倡言仁政，辨义利，养浩然之气，使儒家道德形而上学得以确立，实为儒学之集大成者。本文考诸史籍，辨其同异，论其贡献，以明亚圣所以为亚圣之故。

       关键词：孔子；孟子；孔孟异同；性善论；仁政；集大成

       一、引言

       孔子殁后百有余年，孟子兴于邹。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其“受业子思之门人”，所学即孔子之道。孟子毕生以“学孔子”为志，谓“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然孟子并非孔门之复制品，其于孔子之道，既能“私淑”而承其统，复能推扩而开新境。后世以“孔孟之道”并称，良有以也。

      二、同源而异流：孔孟之相同

       孔孟之同，首在身世。二人皆出生于邹邑之地。孔子生于鲁国陬邑，孟子生于邹国，而邹本春秋之邹邑。二人家世俱为贵族后裔而中道衰落。孔子乃宋国公族之后，孟子为鲁国孟孙氏之后，至其出生，皆已家道中落。更可异者，二人皆幼年丧父：孔子三岁而孤，孟子两岁失怙，俱赖慈母抚育成人。孟母三迁、断织教子，孔母颜氏亦以教子闻，母教之重于儒门，于此可见。

       孔孟之同，次在时世。孔子生于春秋末年，孟子生于战国中期，其间虽隔百余年，然皆值礼崩乐坏、天下纷争之世。孔子之时，周室衰微，诸侯专征；孟子之时，七雄并立，“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二人皆身处乱世而志于拨乱反正。

       孔孟之同，更在品格。二人皆自立自强、自强不息之人。孔子“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孟子亦出身寒微而奋然自立。二人皆为儒家大思想家，一为至圣先师，一为亚圣。在教育事业上，孔子首创私学，“有教无类”，开平民教育之先河；孟子则明确提出“教育”之概念，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君子三乐之一。

       孔孟之同，尤在志业。二人皆怀抱政治理想而周游列国：孔子奔走十四年，历卫、曹、宋、郑、陈、蔡、楚诸国；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游说齐、宋、鲁、滕、梁等国。然二人皆“所如者不合”，终不得行其道。晚年俱归乡里，孔子返鲁，删述六经；孟子退而讲学，“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孔孟之同，亦在长寿与葬地。孔子享年七十三，孟子享年八十四——此即后世所谓“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之谚所由出，足见其在民众心目中寿数之象征意义。二人葬地皆不归祖林：孔子葬于鲁城北泗上，即今之孔林；孟子葬于邹城四基山西麓。一在曲阜，一在邹城，相距不过数十里，而松柏相望，可谓千古知己。

       凡此种种，足证孟子实为孔子之精神嗣响。然孟子之所以为孟子，非仅因其与孔子同，尤在其与孔子异。

       三、异代而殊途：孔孟之不同

       孔孟之异，首在时代。孔子生于春秋末年（前551年），孟子生于战国中期（约前372年）。春秋之时，争霸尚存礼义之名；战国之时，攻伐已无廉耻之实。时代不同，故二人所面对的问题与回应之道亦异。

       孔孟之异，次在禀赋与际遇。孔子自幼好学，“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孟子幼时则颇为顽皮，故有“孟母三迁”和“断机杼”之教。孔子周游列国时颠沛流离，厄于陈蔡，“累累若丧家之犬”；而孟子周游时则“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待遇优厚，在齐国为卿，“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其规模气派远过孔子。

       孔孟之异，更在著述与官职。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思想赖弟子记录而成《论语》；孟子则亲著《孟子》七篇。孔子曾仕鲁，由中都宰而司空而大司寇，乃至摄行相事；孟子则“所如者不合”，仅在齐国任过无实职之卿，从未真正执掌国政。

       孔孟之异，尤在思想之深度与取向。孔子论“仁”，重在“爱人”，是伦理之仁；孟子则推而广之，以“仁政”为政治哲学。孔子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未明言性之善恶；孟子则倡“性善论”，以仁义礼智为人之四端。孔子关注个人如何在伦理关系中过合理生活；孟子则建立道德形而上学，将具体德性提升至人性层面。孔子有贵族情结，等级观念较重；孟子则等级观念淡薄，而有精英意识，以“善养吾浩然之气”自许。

       孔孟之异，更在弟子规模。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名姓可考者众多；孟子弟子见于《孟子》者不过十余人，“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虽盛，然传世之名弟子远不及孔门之盛。

       四、集大成者：孟子对儒学的巨大贡献

       孟子之于儒学，非仅传述，实为光大。其贡献之大者，约有五端。

       一曰发明性善，立心性之学。 孔子言仁而未言性之本体，孟子则以“性善”为儒学奠立哲学根基。其言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又以“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将四端与四德相贯通。孟子以心论性，以性言善，使儒家道德主体精神得以证立。“后孟子时代”的儒家，无论程朱之“性即理”抑或陆王之“心即理”，无不溯源于孟子之心性论。

       二曰倡言仁政，开民本之先。 孔子讲“为政以德”，尚属笼统；孟子则发展为系统的“仁政”学说。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千古名言，将民本思想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主张“制民之产”，“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关注民生疾苦，以“保民而王”为政治目标。孟子“仁政”之说，上承尧舜之道与三代之治，下启两千年中国政治思想。

       三曰辨明义利，正儒者之节。 孔子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尚持两端；孟子则旗帜鲜明地主张“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严辨义利之界，使儒家在价值取向上有了明确圭臬。孟子之义利之辨，非迂阔之论，实为士人立身处世之根本准则。

       四曰养浩然之气，立大丈夫精神。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又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以“气”论文，以“大丈夫”立格，塑造了中国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气象，影响后世无数仁人志士。

       五曰力辟异端，卫儒家之统。 孟子之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挺身而出，“辟杨墨”，捍卫儒家道统。其论辩犀利，气势磅礴，使儒学在与诸子百家的激荡中日益成熟。

       孟子之贡献，一言以蔽之：使儒家由伦理学说升华为哲学体系。孔子立其规模，孟子成其堂奥。此所以孟子能继孔子之后，成为儒学之又一集大成者。

       五、小结

       孟子虽未得亲炙孔子，然其“私淑”之功，实远过于亲炙者。他承孔子之道而大之，开性善之门而立心性之基，倡仁政之说而树民本之帜，养浩然之气而铸士人之魂。后世以“孔孟之道”并称，非偶然也。自中唐韩愈倡道统之说，宋儒推尊孟子，元至顺元年（1330年）加封“亚圣公”——此皆后世对孟子集大成贡献之承认。

       然则孟子之伟大，不在其与孔子之同，而在于同中见异、承中见创。孔子如长江之源，孟子如江流之浩荡；孔子如大厦之基，孟子如栋梁之巍然。孔孟之道，非一人之功，实为两代圣贤接力而成之文化长城。孟子之“集大成”，集者，孔子以来儒家思想之大成也；成者，成其体系、成其气象、成其千载不易之精神也。是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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